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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漸近尾聲，世界進入了后危機時代。雖然危機“余震”不斷，如迪拜債務危機、以歐豬四國（PIGS）等為代表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主權債務危機等，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已度過了最為艱難的時刻。然而，在世界經濟艱難復蘇的同時，匯率沖突也日益加劇，而我國就處于漩渦的中心，從而引發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思考。金融危機后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復蘇進程快慢不一，正是在這種雙速復蘇的背景下，由美國“主唱”、日本和歐盟等發達國家以及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伴奏”，掀起了一輪人民幣升值“大合唱”，它們希望通過“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的匯率政策來轉嫁危機，提振本國經濟。因此，全球經濟正沿著一種不確定的路徑走向再平衡，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就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國內外對中美匯率博弈問題研究較多，但對金融危機后中美匯率博弈演進以及潛在的中日、中德和中巴匯率博弈的前瞻性和系統性研究尚顯不足，可以說仍是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課題。同時，在人民幣匯率的大國博弈中還呈現以下新特點：一是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進口國及出口國，參與博弈的國家逐漸增多，既有2010年提出未來五年“出口倍增”目標、世界經濟總量排名第一的美國，還有分列第三和第四位并同以出口“立”國的日本和德國，甚至還會波及與中國經貿往來日益密切的新興經濟體（如巴西）；二是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在時間上呈現出階段性爆發的特征，在方式上呈現出交叉性傳染的特征；三是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關系到后危機時代我國金融安全、經濟結構轉型和國計民生等核心利益，必須未雨綢繆，妥善應對。
二、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核心要義
為了實現所謂的全球經濟再平衡，金融危機后以美、日、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地區）甚至包括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相繼拋出人民幣升值論，認為導致中國貿易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進而導致他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應有的競爭力。循此邏輯，人民幣升值果真是緩解全球經濟失衡的靈丹妙藥（panacea）嗎？
（一）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參與主體的遴選
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研究的困難之一是“大國”概念本身難以界定。因為國內外對于大國與小國的判定至今沒有一個權威的說法，因此，開宗明義，首先明確大國界定的標準并遴選出參與主體是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研究基礎。童有好認為，大國不僅應疆域廣闊、資源眾多、工業發達和經濟規模龐大，而且應具有重大的世界影響力。［1］鄭捷認為，大國應是某一國際市場中價格的制定者（price－maker），而不是一個單純的價格接受者（price－taker）。［2］歐陽峣認為，大國不僅應在國土面積、自然資源、人口數量和市場潛力上獨占鰲頭，而且應在世界經濟中有分工、互補、適應和穩定的優勢。［3］上述研究無疑為本文界定大國提供了重要參考，因此，以下將按照一國的總體經濟規模（見圖1）、國家競爭力、國家位勢、國際影響力、對華貿易關系、人民幣匯率博弈的實際參與程度以及前瞻性原則，將美國、日本、德國①和巴西遴選為后危機時代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參與主體。
（二）中國和其他大國的進出口貿易與匯率走勢
金融危機后，美國、日本、德國和巴西將實現經濟復蘇的希望寄托于擴大出口，試圖采取“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逼迫人民幣升值來擠占中國在世界的出口份額。因此，以下將探討主要經濟大國對華貿易與兩國匯率之間的關系。從2005—2010年中國對外貿易統計來看，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對象國，日本和德國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巴西排在最后（見圖2）。與出口的情況不同，日本是中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美國和德國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巴西排在最后（見圖3）。從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走勢來看，2007年1月—2011年10月，美元兌人民幣一直呈貶值態勢。雖然2008—2010年人民幣幣值相對穩定，但自2010年下半年后就進入了一條快速的升值通道。結合中美近五年的進出口貿易來看，自2005年7月21日匯改后，人民幣兌美元雖然已累計升值24％（見圖4），但中國對美出口除2008—2009年危機高峰期稍有回落外，總體態勢仍然是一路攀升，而對美進口則變化不大，相對比較平穩（見圖2和圖3）。從歐元兌人民幣的匯率走勢來看，2007年1月—2011年10月，歐元兌人民幣總體表現出振蕩調整的趨勢，但下行態勢較為明顯，2009年和2010年三次探底接近8．5上下的位置。結合中德近5年的進出口貿易來看，除2007—2008年危機高峰期以外，雖然人民幣兌歐元振蕩升值態勢明顯（見圖5），但中國對德進出口態勢卻一直較為平穩（見圖2和圖3）。從日元兌人民幣的匯率走勢來看，2007年1月—2011年9月，日元兌人民幣總體呈現振蕩調整的趨勢，但上行態勢較為明顯，尤其是2010年后，日元兌人民幣更是進入了快速攀升的通道（見圖6）。結合中日近5年的進出口貿易來看，雖然人民幣兌日元匯率走勢趨向貶值，但中國對日出口變化不大，相反，對日進口還呈現快速振蕩上行的態勢（見圖2和圖3）。
從雷亞爾兌人民幣的匯率走勢來看，2007年1月—2011年10月，僅2009年初有過短暫的回落并一度觸底在3．0上下徘徊，雷亞爾對人民幣總體呈現出振蕩上行的態勢。結合中巴近5年的進出口貿易來看，人民幣兌雷亞爾雖然2009年后貶值態勢較為明顯（見圖7），但中巴進出口貿易卻相對比較平穩（見圖2和圖3）。
總之，從人民幣與其他大國貨幣匯率走勢來看，人民幣兌美元和歐元升值態勢較為明顯，且以美元最為突出，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卻沒有絲毫緩解。此外，人民幣兌日元和雷亞爾雖然呈貶值態勢，但中國對日本和巴西的出口并沒有明顯增加，危機高峰期還有回落的態勢。
（三）人民幣升值的邏輯悖論：基于歷史與現實考察
歷史是沉淀的現實，而現實是正在演繹的歷史。以下通過對美國、日本和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分析，不難發現本幣貶值（升值）導致貿易順差（逆差）的歷史與現實邏輯并不成立。從美國的情況來看，布雷頓森林體系坍塌后，美元就走上了一條自我貶值之路，1971—2011年，雖然1盎司黃金的價格由35美元升至1600多美元，即美元貶值了40倍，但美國貿易逆差依然如故。從日本的情況來看，1970—1984年，美元兌日元的比率由最初的1∶360跌至1∶231，即日元兌美元升值了36％，但日本在這15年間對外貿易有10年為順差。1985年廣場協議（PlazaAccord）簽訂后，日元升值態勢更加明顯。2009年，美元兌日元的比率更是跌至1∶93，即日元兌美元升值了60％，但日本在這15年間對外貿易持續順差。從中國的情況來看，1980—1994年，美元兌人民幣的比率由最初的1∶1．49升至1∶8．62，即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了83％，但中國在這15年間對外貿易有9年為逆差，而且逆差水平遠遠大于順差水平。2005年匯改后，人民幣升值態勢日趨明顯，美元兌人民幣的比率由2004年的1∶8．3跌至2009年的1∶6．8，即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了18％，但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卻反而急劇攀升。［1］
三、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理論根源
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這三個目標的實現會存在沖突。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這些內部均衡目標和外部均衡目標———國際收支平衡更是互相影響，由此造成的沖擊經常使經濟偏離最佳區間。于是，一些國家寄希望通過匯率手段來解決內外均衡矛盾。
（一）一國內外均衡矛盾調節的政策搭配
米德（Meade）認為，當一國既有國際收支逆差又存在通貨膨脹時，減少總需求可實現內外均衡。相反，當一國既有國際收支順差又存在就業不足時，擴大總需求可實現內外均衡。然而，對于既有國際收支順差，又存在通貨膨脹，或既有國際收支逆差，又存在嚴重失業問題的國家，就會發生內外均衡沖突。［4］為解決上述內外均衡沖突，丁伯根（Tinbergen）指出，要實現幾個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需要幾個有效且相互獨立的政策工具。［5］蒙代爾（Mundell）認為，可通過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解決經濟衰退，并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解決國際收支問題，彼此不斷搭配協調才能最終實現國際收支平衡。［6］斯旺（Swan）認為，為解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內外均衡矛盾，應配合使用支出增減政策，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支出轉換政策，如匯率政策關稅、補貼和直接管制。［7］
（二）匯率成為大國緩解內外失衡的首選工具
從財政政策角度來看，金融危機期間，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和貨幣流動性不足，美國、歐盟、中國等都實行了一攬子財政刺激方案，但實際效果卻大不相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率先實現了經濟復蘇，而以美、日、歐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卻復蘇乏力。同時，由于歐美主權債務危機和日本地震、海嘯和核泄漏“次生”災害接連爆發，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前景更是雪上加霜，重啟財政刺激計劃困難重重，不得不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中國雖然財政資金充裕，但出于國內通脹和房地產上漲調控壓力以及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平臺風險加大等因素，也開始收緊財政開支。從貨幣政策角度來看，全球貨幣政策操作方向也開始出現背道而馳，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金融危機后兩度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聯邦基準利率接近于零，操作空間已十分有限；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新興經濟體復蘇態勢基本確立，但面臨更多的通貨膨脹、資產價格上漲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等壓力，金融危機后貨幣政策逐步由寬松趨向偏緊。
需要指出的是，正當全球經濟處于艱難復蘇之時，以美、日、歐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之一，不僅不為自身經濟結構失衡，如產業空洞化和過度金融化等，承擔應有的后果和作出必要的犧牲，反而開始訴諸支出轉換政策中的核心工具———匯率，即開放經濟條件下維系內外均衡的關鍵變量，希望通過壓迫人民幣升值的“乾坤大挪移”手法來轉嫁危機，提振本國經濟。至于支出轉換政策“工具箱”中其他的一些工具，如補貼、關稅和直接管制，卻由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帶有濃厚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極易招致對方的反報復，或者有悖于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原則而不得不棄用。
四、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位勢分析
位勢理論來源于物理學，是各種資源積聚并經過合理組織和優化后形成的勢能。在物理學中，物體由于處于某一位置而具有一定的勢能，物質世界中所有物質或非物質的傳導、擴散都是由勢能差引起。［8］借用物理學中的位勢理論，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實質上就是金融危機后大國位勢此消彼長后國家利益再調整的反映，對于國內經濟日益發展、綜合國力逐步提升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將具有長期性。
（一）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基于“位勢論”的綜合角力
在國家競爭關系中，每一個國家都處于某一特定的位置，具有一定的勢能，擁有對資源的吸引力和自身的競爭優勢。社會資源的流動類似于物質的傳導和擴散，同領域中處于不同位勢的兩個國家在進行競爭時，高位勢的國家對資源擁有更強的吸引力，資源會從低位勢國家流向高位勢國家，被吸引的資源經過整合后形成國家的競爭力，并將國家推向更高的位勢。因此，國家位勢是一國經濟規模、整合資源能力和外部環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力量，而國家競爭力是國與國在政治、經濟、金融、文化、科技、軍事和軟實力（softpower）等方面綜合博弈的表現，是國家位勢發揮出來的“戰斗力”。由此可見，國家位勢是一國競爭力的內在，國家競爭力是一國位勢的外化。更進一步而言，國家位勢介于國家競爭力和國家綜合資源的中間層面，任何一項資源都不能單獨構成國家完整的競爭力，必須經過“組織”在特定的勢場，即國家的外部環境中才能形成國家位勢，表現為一國競爭力（見圖9）
。
從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雖然次貸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重心有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的態勢，但美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經濟大國，因此，國家位勢最高，這從美國在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金融公共治理中頤指氣使的態度就可窺見一斑。日本和德國為八國集團（G8）成員國，制造業發達，同以出口“立”國，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作為世界第三大和第四大經濟體，國家競爭力仍然不可小覷，國家位勢僅次于美國。中國和巴西為金磚五國（BRICS）成員國，分列世界第二大和第八大經濟體，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和出口國，巴西則是近年來新興工業化國家迅速發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兩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與日俱增，國家位勢也日益提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后危機時代，人民幣匯率變動無疑會影響上述大國內部利益集團之間收入再分配，由此帶來了“贏家”和“輸家”，相關利益集團，如進口企業和出口企業的收入受到影響之后，必定會影響到它們的政策偏好及其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的討價還價能力，然后改變該國政治經濟博弈的均衡，并反映到國家經濟規模、國家整合資源能力、國家影響力和國家外部環境，進而最終影響該國的國家競爭力。比如，在以美元為本位的全球貨幣體系下，非美元區通過對美國出口商品以經常賬戶順差賺取美元，并通過發放本幣積累美元外匯儲備資源，而非美元區最終又將美元以購買美國證券的形式被美國集聚；與此相反，美國則憑借高位勢發行美元證券以資本賬戶順差形式來彌補經常賬戶和財政赤字，同時通過發行美元進行對外投資，最終實現美元的環流（見圖10）。
事實上，美國之所以能實現美元全球環流就在于其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層次最多的金融市場，并依靠其強大的國家位勢和相對較高的收益率吸引全世界資本來美國進行證券投資。［9］聯系當前國際金融現實，美國此次主權債務危機之所以能“綁架”全世界就是因為除了美元資產外，其他外匯儲備資產，如歐元、日元的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等都無法完全與之相媲美。后危機時代的美國總統奧巴馬（Obama）面對國內政治經濟困局和中國的日益崛起，雖然喊出了“我們決不當老二”的豪言壯語，但這其中既折射了美國對自身國家位勢降低的高度憂慮，也間接反映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頭號強國。
（二）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參與主體處于“金字塔”的不同層級
在目前全球貨幣體系下，根據主要經濟大國所處的不同位勢和表現出的國家競爭力，可將其分為三大貨幣集團。第一貨幣集團由國家位勢最高的美國單獨統領，是全球貨幣體系的核心調節國，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了“世界央行”的作用，其貨幣政策對全球其他國家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spillovereffect），并擁有向世界輸出美元的特權。第二貨幣集團主要由歐盟、日本等組成，這些國家（地區）實行浮動匯率制。歐元和日元是僅次于美元的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位于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第二層級。第三貨幣集團主要由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構成，屬于國際儲備貨幣非發行國，其匯率大多釘住美元，以出口創造的外匯占款形式積累了高額外匯儲備。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貿易和金融的實踐來看，歐、美、日之間主要通過資本和金融賬戶發生聯系，而與中國、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則通過經常賬戶發生聯系，并由此決定了歐盟、美國和日本之間是金融伙伴關系，而中國、巴西和美國、歐盟、日本之間則是貿易伙伴關系（見圖11）。［10］后危機時代，全球三大貨幣集團圍繞人民幣幣值的確定而展開的利益競爭、爭奪與博弈正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變數之一。
五、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主體的策略選擇
后危機時代，美國、日本、德國、巴西和中國的經濟復蘇情況與發展態勢各不相同，導致這些國家的位勢和競爭力此消彼長，而博弈和爭論的背后無不體現出國與國之間以利益為中心的綜合角力，正如19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Palmerston）所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而各自博弈策略選擇則取決于各國在全球的綜合位勢差異。
（一）美國的策略：劍拔弩張
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后，美國“出口牌”、“匯率牌”、重返“亞洲牌”以及“低碳牌”四牌連奏，掀起了新一輪的美國重商主義浪潮。［11］聲浪，這也是七國集團會議上首次討論非成員國貨幣問題。日本雖然如此咄咄逼人，但一個難以掩蓋的事實是，日本對華貿易多年來一直呈現順差格局，2002年對華貿易順差就達50億美元，2003年日本經濟甚至還出現了久違的復蘇。于是，幾經權衡，日本政府不再高調談論人民幣升值問題，日本財務省官員也表示中國在放棄盯住美元的匯率形成機制前，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事易時移，當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并引致全球金融海嘯后，美國開始走上前臺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期在美國“銹帶”地區重啟工業化，增加就業并緩解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而日本雖然退居二線，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態度也在發生轉變。因為面對中國在2010年GDP首超日本成功問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以貿易“立”國的日本迫切希望能夠通過逼迫人民幣升值來獲取更多的利益。在日本看來，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源于三大優勢：低廉勞動力、日益提高的生產技術和廉價貨幣。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同時兼有的，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唯一能施壓的就是人民幣匯率。為了突破多年的經濟困境，保持在亞洲經濟的龍頭地位，日本開始附和美國并向中國施壓以轉移其國內持續近20年的經濟低迷和通貨緊縮。2010年11月，在進行外匯儲備多元化嘗試的中國就因為購買日元國債這一普通的投資行為而遭到日本政府的批評，認為此舉造成了日元升值，并轉而要求人民幣升值。
（二）歐盟的策略：低聲抱怨
當美國對人民幣匯率大動干戈之時，其大西洋彼岸的傳統盟友———歐盟的態度卻相對低調許多，僅在外圍附和美國并略帶微辭，其實它也有迫切希望人民幣升值的訴求。首先，歐盟經濟復蘇不平衡源于其統一的貨幣政策。由于德國是歐盟第一大經濟體，在歐洲央行擁有很高的話語權，而歐洲央行自誕生后也繼承了原德意志聯邦銀行以控制通脹為第一要務的優良傳統，在后危機時代并沒有實施像美國甚至像英國那樣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但這也使得經濟韌性較差的一些歐元區成員國在流動性不足時深受其害，經濟復蘇乏力。其次，福利分配效應不均等源于其統一的匯率政策。從理論上而言，歐元區的匯率水平應該反映所有成員國的貿易盈余、勞動生產率、財政收入和經濟狀況健康程度等，是如今17個成員國貨幣實際匯率水平的折中。但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德國馬克原本作為歐盟內部最堅挺的貨幣之一，卻由于實施統一的區域貨幣，德國反而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無論是對歐盟內部還是外部出口在歐元區都穩坐第一把交椅。由于美國高位勢帶來的投資安全港角色，金融危機后美元雖然一度逆勢飛揚，但總體仍表現出強勁的貶值態勢，于是，盯住美元的人民幣也隨之貶值。相反，在雙重壓力之下的歐元卻被動升值，并直接影響到深陷主權債務危機泥潭的相關成員國出口。然而，歐盟之所以未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還在于其高度關注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的問題，因為在人民幣與美元、歐元的“三角”互動中，如果人民幣不盯住美元轉而升值，從經常賬戶來看，歐元升值壓力也許會有所緩和，但若中國減持美元外匯儲備，增加歐元在外匯儲備池中的比重，那么從金融和資本賬戶來看，歐元又有升值壓力，二者相抵，歐元在全球外匯市場走勢就難以確定。［12］因此，處于夾縫中的歐元只能對人民幣升值低聲抱怨，更何況隨著越來越多的歐元區國家相繼卷入主權債務危機，渴望中國施以援手購買這些危機發生國政府債券的強烈訴求讓歐元區成員國也只能如此作為。
（三）日本的策略：立場搖擺
2003年，時任日本財長的鹽川正十郎在七國集團會議上，敦促其他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政府重估人民幣幣值。在日本看來，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低廉是全球通貨緊縮的頭號根源。因此，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匯率已不能反映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現狀，強烈要求其他國家與日本一道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政府重估人民幣匯率，從而在國際上率先掀起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浪，這也是七國集團會議上首次討論非成員國貨幣問題。日本雖然如此咄咄逼人，但一個難以掩蓋的事實是，日本對華貿易多年來一直呈現順差格局，2002年對華貿易順差就達50億美元，2003年日本經濟甚至還出現了久違的復蘇。于是，幾經權衡，日本政府不再高調談論人民幣升值問題，日本財務省官員也表示中國在放棄盯住美元的匯率形成機制前，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事易時移，當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并引致全球金融海嘯后，美國開始走上前臺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期在美國“銹帶”地區重啟工業化，增加就業并緩解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而日本雖然退居二線，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態度也在發生轉變。因為面對中國在2010年GDP首超日本成功問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以貿易“立”國的日本迫切希望能夠通過逼迫人民幣升值來獲取更多的利益。在日本看來，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源于三大優勢：低廉勞動力、日益提高的生產技術和廉價貨幣。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同時兼有的，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唯一能施壓的就是人民幣匯率。為了突破多年的經濟困境，保持在亞洲經濟的龍頭地位，日本開始附和美國并向中國施壓以轉移其國內持續近20年的經濟低迷和通貨緊縮。2010年11月，在進行外匯儲備多元化嘗試的中國就因為購買日元國債這一普通的投資行為而遭到日本政府的批評，認為此舉造成了日元升值，并轉而要求人民幣升值。
（四）巴西的策略：大聲抗議
中國和巴西同屬于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近10年來中巴經貿關系發展迅速。巴西對華出口迅速上升，從2000年的1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307億美元，并主要集中在大豆、鐵礦石、石油和其他農礦產品。2009年中國一舉超過美國成為巴西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巴西每年對中國貿易順差達50億美元，而巴西也是少數幾個對華保持貿易順差的國家之一。然而，巴西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是工業制成品，進口額從2000年的12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255億美元。不巧的是，近年來中巴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同質化傾向———巴西在制造業方面正與中國發生頭碰頭的正面角力。對巴西而言，中國現在是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供貨商，其對巴西出口的80％來自制造業，而這被視為正在破壞巴西工業。更為關鍵的是，巴西擔心對華出口和來自中國投資主要集中在大宗商品領域，會有患上“荷蘭病”（Dutchdisease）的風險，即大宗商品推動的經濟增長導致實際匯率上升，將勞動力和資本導入自然資源行業，使制造業受到擠壓，而制造業生產率增速和吸收就業往往更快、更多。因此，在巴西看來，這正是雷亞爾看起來受到如此高估以及本國制造商在與中國同行競爭過程中苦苦掙扎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準備對“壓低本國匯率贏得出口優勢的國家”采取行動。正是基于雷亞爾升值已導致那些外匯幣值與美元密切相關的國家，如中國出口商品變得更加便宜的主觀判斷，2011年9月，巴西正式建議世界貿易組織（WTO）采取“匯率反傾銷”的措施，允許各國針對實施競爭性貨幣貶值的貿易伙伴進行報復，巴西外交官曾就該提議試探過中國，但遭到中國的“強烈抵制”。其實，這樣的指責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巴貿易大多使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當美元不斷貶值時，購買商認為有利可圖就大幅增加對華進口，從而導致中巴貿易產生不平衡現象。事實上，要解決中巴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一方面需要兩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通過公平競爭發現合理的價格，通過發展貿易增進兩國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則需要共同采取行動，要求美國采取切實措施保持美元貨幣穩定。唯有如此，才能為中巴之間的貿易往來提供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并準確反映中巴之間的貿易實際情況。［13］
（五）中國的策略：獨立自主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后危機時代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矛頭均指向人民幣存在某種程度的“低估”。然而，這其中至少有兩個關鍵性的問題需要厘清：第一，人民幣有沒有“低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低估”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對于這個問題，無論是國內外研究機構、智庫，還是在獨立的經濟學家眼中，都還沒有一個確切和統一的答案。即便是“低估”，國內外對人民幣“低估”的程度判斷也并不一致。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每個人對人民幣匯率失調（misalignment）都有自己的解釋，并嘗試用不同的模型方法去測算人民幣匯率失調的程度，而這也使得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相關政府機構和利益集團在雙邊匯率談判和國會游說中根本無所依從。第二，如果上述問題沒有答案，中國該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這一“世界性難題”。然而，從日本“廣場協議”之后遭遇的“失去的十年”（lostdecade）來看，答案似乎又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面對后危機時代世界主要經濟大國拋出的人民幣升值論，中國必須學會用政治乃至國家競爭戰略的眼光來看待問題的實質，切不可按照簡單的市場原則出牌。事實上，筆者一直認為，匯率不僅是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的比價，而且是一國戰略性的宏觀經濟調控工具。自牙買加體系以來，美國其實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匯率操縱國，它憑借美元霸權，通過實施弱勢美元政策，實現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當然，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勞動生產率水平和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逐步提高，人民幣匯率水平提升將不可避免，但這應是一個獨立、自主和可持續的發展過程，而不能被一些大國蓄意將其“政治化”，并以此為條件要挾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市場和金融市場開放等相關議題。由于歐美國家在主權債務危機泥潭中愈陷愈深，全球經濟復蘇的具體時間表仍然難以預期，因此，按照“三性”原則推動匯率機制形成改革，實現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有升有降，拒絕人民幣“被升值”仍不失為中國當前的一種理性選擇。
六、主要結論與研究展望
后危機時代，除歐美主權債務危機外，國際金融領域另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美國、日本、歐盟、巴西和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大國匯率博弈，其核心要義是要求人民幣升值。從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的實踐來看，美國屬于強勢方，掌握著博弈的主動性。基于自身的國家位勢，歐盟、日本和巴西即使無法直接迫使人民幣升值，也可以加大對華施壓力度。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聯合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最大限度地爭取自身的利益。因此，中國在保持宏觀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同時，還要避免其他大國對華匯率政策出現合流，共同擠兌中國。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各國國家利益的此消彼長，由美元、歐元和日元三大貨幣集團構成的金字塔塔尖必然缺乏內在穩定性。當全球經濟趨好時，尚且表現為一種短期均衡，反之，全球經濟就會出現劇烈波動。首先，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仍然面臨著內在的矛盾，因為美元、歐元、日元與人民幣雖然通過經常賬戶和金融資本賬戶聯系在一起，但各國之間的“位勢”又存在很大的差異；其次，缺乏一個保持多元化貨幣體系及世界貨幣供應量穩定的長效機制，每當全球經濟惡化時，各主要儲備貨幣國都會為了自身利益而放棄維護全球貨幣體系穩定的責任，金融危機后已經實施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美國就是很好的例證。
與美國相比，中國的現實情況決定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調結構，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只有把國內問題理順了，中國才有信心和勇氣去開放資本賬戶和金融市場，實現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中美經濟結構雖然都面臨失衡，但責任卻各不相同。中國要做的是盡快啟動內需，糾正經濟內外失衡，為下一步擴大開放打好基礎。美國實質上面對的是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實體經濟日益空洞化的問題，因為近40年來美國從金融業中獲取了巨額政治經濟收益，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美國理所應當要承擔更大的責任，而不能指望通過美元貶值這種“以鄰為壑”的方式來轉嫁危機。
總之，作為國際金融研究的新興領域之一，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正處于破題與立題階段，本文主要從定性角度將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毋庸諱言，本文的研究仍是初步性的，在人民幣匯率大國博弈對我國國家效用期望值的影響，如就業、通貨膨脹、進出口貿易、外匯儲備和經濟增長等定量研究方面仍有待進一步深化與完善。此外，日本、德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同樣遭遇過本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研究借鑒日德在應對本幣升值過程中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