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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是在WTO體制內區域貿易協定的一種表述方法，是在無損于對其他WTO成員所作的承諾前提下對一國兩地經貿關系所作的優惠安排，也是為世貿組織規則所允許的最惠國待遇的一種例外。較之傳統自由貿易區的區域經貿合作形式，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所涵蓋的范圍更廣，更具靈活性，它對WTO有關區域經貿合作的理論與實踐，對WTO成員之間權利義務的安排，對“一國四席”下兩岸四地經貿法律框架，乃至對亞歐之間的區域經貿合作都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WTO/區域經貿合作/一國四席/更緊密經貿伙伴關系

2003年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共同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安排》）文本以及有關磋商紀要。決定在中國作為主權國家與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之間將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系。《安排》的簽署，在為振興香港經濟、促進內地與香港在經貿領域深層融合提供新契機的同時，也將為WTO框架下建立“一國四席”的區域貿易協定提供藍本，這在WTO體制內無疑是個創舉。

一、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背景及內容

我國內地與香港進行區域經貿合作的模式選擇經歷了一個從“自由貿易區”到“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轉變。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WTO）成員方后，香港中華總商會向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一份報告，希望在香港與內地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以便香港能夠充分利用中國“入世”后的過渡期，先行進入內地市場。2002年1月，外經貿部安民副部長與香港財政司梁錦松司長，就董建華先生正式向中央提出建立內地香港自由貿易區的建議在北京進行了第一次磋商，定名內地與香港的未來合作模式為：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

較之傳統自由貿易區的區域經貿合作形式，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所涵蓋的范圍更廣，更具靈活性。傳統的自由貿易區主要涉及貨物貿易、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等事項，而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貿易投資等方面的內容，在范圍上大大拓展了。從本次達成的《安排》協議文本來看，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將涉及貨物貿易的關稅與非關稅措施、服務貿易自由化、貿易投資便利化等三個主要方面的內容，具體包括：

1.貨物貿易領域。在香港繼續保持零關稅的同時，內地將自2004年1月1日起對香港有較大實際利益的273個稅目的香港原產地貨物進入內地市場實行零關稅，其他香港原產地貨物不遲于2006年1月1日實行零關稅；雙方將不對原產于對方的進口貨物采取與世界貿易組織不符的非關稅措施；內地將不對原產于香港的進口貨物實行關稅配額。

隨著內地與香港之間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撤除，內地與香港的生產商更有條件按照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原則調整經營的區域布局，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實現資金、技術、人員、原材料、信息的無障礙雙向流動，從而產生更大的貿易擴大效應[1]，實現兩地貿易領域的深層融合。

2.服務貿易領域。將從2004年1月1日起，對香港提前實施內地對世貿組織成員所作的部分開放承諾，此次向香港進一步開放的服務業涉及管理咨詢、會展、廣告、會計、建筑及房地產、醫療及牙醫、分銷、物流、貨代、倉儲、運輸、旅游、視聽、法律、銀行、證券、保險等17個領域，其中對除法律、會計、審計和認證等外的其他管理咨詢服務業、會展服務、廣告、房地產及建筑專業服務、除鹽和煙草外的分銷服務、物流、貨代、倉儲、運輸、旅游等，允許香港企業以獨資形式從事該項服務業；對醫療及牙醫、法律、保險等服務業，降低從業人員執業資格的門檻；對除法律、會計、審計和認證等外的其他管理咨詢、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分銷服務、貨代、倉儲、視聽、銀行、保險等服務業降低注冊資本和資質條件或提高最高股權比例；此外還對部分服務業放寬地域和經營范圍限制。

3.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根據《安排》，將對貿易投資促進、通關便利、法律法規透明度、電子商務、商品檢驗檢疫和質量認證、中小企業合作、中醫藥產業合作等7個領域，簡化手續，提供便利。

二、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與WTO規則的關系

從表面上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是與WTO最惠國待遇原則相沖突的。根據《關貿總協定（GATT）1994》第1條的規定，各締約方一般不得在其貿易伙伴之間造成歧視，任何締約方給予原產于或運往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產品的任何好處、優惠、特權或豁免，應當立即地與無條件地給予原產于或運往所有締約方境內的相同產品。這一最惠國待遇原則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第2條）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4條）中都有規定，成為WTO規則體系的基礎。而我國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是要在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之間建立起一種較之與其他WTO成員之間更為優惠的經貿合作伙伴關系，這會在WTO不同成員方之間造成了一種“歧視”而違反WTO的最惠國待遇原則。這也是區域貿易協定常遭到協定外成員非議的根源。

然而，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作為一種類似于自由貿易區的區域經貿合作形式，其實是為WTO規則所容許的。作為一種特殊的例外，GATT第24條允許建立區域貿易安排，但必須符合某些嚴格的標準[2]（p.81）。根據WTO協議和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的規定，WTO成員可以依《關貿總協定1994》第24條和《關于解釋關貿總協定1994第24條的諒解》成立關稅同盟及自由貿易區；或依授權條款（EnablingClause）簽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域貿易協議；或依《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5條（經濟一體化）簽訂以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為目的的經濟一體化協議。GATT1994第24條及其諒解中寫道，通過自愿簽訂協定發展經濟一體化，“對擴大貿易的自由化是有好處的”。“不得阻止各締約方在其領土之間建立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或為建立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的需要采用某種臨時協定。”GATS第5條形成了一系列有關服務貿易區域自由化安排的規定，明確了“不應阻止任何成員參加或達成在參加方之間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宗旨”。

從WTO及GATT肯定區域貿易協定的動因上看，WTO及GATT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有利于鎖定區域貿易自由化或推動區域貿易制度改革[3]（p.218）；WTO或GATT可以利用區域一體化協議作為實驗室，以試驗那些還未在多邊范圍內提出的合作問題[3]（P.238）。正如著名國際經濟法學者杰克遜教授所言：“一般認為，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在其成員間相互貿易中消除壁壘，是朝著普遍的貿易自由化邁出的一步，只要其特惠安排無損于非成員的貿易，就應允許。”我國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是在無損于對其他WTO成員所作的承諾前提下對兩地經貿關系所作的優惠安排。《安排》在第一部分就規定了其總體目標是：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因此，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符合WTO及GATT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區域貿易協定的內在要求，在制度基礎上兩者具有契合點。

從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層次上講，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屬于一種較低層次、寬松性的區域貿易協定形式。在經濟學上，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過程一般經歷由低級到高級組織形式的若干階段：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完全經濟一體化。GATT第24條規定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有三個層次：關稅同盟（CustomsUnion）、自由貿易區（FreeTradeZone）、為成立關稅同盟與自由貿易區所締結的“臨時協定”（InterimAgreement）。自由貿易區與關稅同盟或共同市場的主要區別在于后者有著共同的對外貿易政策。根據WTO有關區域貿易協定的規定和精神以及WTO成員訂立區域貿易協定的實踐，區域貿易協定形式事實上并不囿于GATT第24條規定的三個層次。除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外，“經濟合作協議”等也是為一些成員方所采用的區域貿易協定形式，并得到WTO的認可。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作為在WTO框架內的一種新的區域貿易協定形式，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向深度和廣度發展的同時，也將實現自身經貿合作層次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WTO協定》規定協定本身和區域貿易協定的主體可以為單獨關稅區，為了將“單獨關稅區”的法定概念納入整個WTO多邊貿易規則之中，《WTO協定》在最后的“解釋性說明”中指出，“本協定及多邊貿易協議中所用‘countryorcountries’應理解為包括WTO的單獨關稅區成員方，‘national’一詞的表述，應讀作適合于單獨關稅區”[4]（p.44）。而同屬WTO成員的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作為一主權國家內的不同關稅區，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完全符合WTO規則。它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區域經貿合作的最新實踐。

三、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對WTO的影響

此次內地與香港《安排》的簽署，不僅僅標志著一個新的區域貿易協定的誕生，它對WTO有關區域經貿合作的理論與實踐，對WTO成員之間權利義務的安排，都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由于同為WTO成員的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同屬一個主權國家，因此就其實質來說，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是一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而不是國家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這在GATT和WTO體制內的區域經貿合作安排中，是一個創舉。根據GATT1994第1條和第24條的規定，在傳統的GATT和WTO有關區域經貿合作的框架中，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和現存的區域特惠安排包括以下幾種情形：適用于列入GATT附件一的兩個以上地區間的特惠安排；適用于以共同主權、保護關系或宗主權聯結在一起，列入GATT附件

二、

三、四中的兩個以上地區間的特惠安排；美國與古巴共和國之間的特惠安排；列入GATT附件五的鄰國之間的特惠安排；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特殊貿易安排；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或為建立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的需要采用的臨時協定等情形。隨著多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和深刻演變，區域特惠安排作為適用于宗主國與附屬領土之間的意義已經不復存在了，因而從目前來看，以上這些情形都可歸結為有著特殊歷史或現實聯系的國家間的區域經貿合作安排，當然在此基礎上，也存在著區域經貿合作組織之間或區域經貿合作組織與國家之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的情形。但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內的不同關稅區之間在WTO框架內的區域經貿合作模式，我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是迄今為止WTO體制內所絕無僅有的，它代表了對WTO有關區域經貿合作的理論與實踐的創新。同時這也就意味著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必須在世貿組織框架下，在沒有先例可循的基礎上，探索《安排》內外WTO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平衡問題。

權利義務的平衡是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區域性經貿合作安排也應遵循這樣的原則。在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實施的過程中，涉及到《安排》內外WTO成員之間權利與義務的安排：中國內地或中國香港與其他WTO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安排；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之間的權利義務安排。

如何處理我國內地或香港與其他WTO成員之間權利義務安排的問題是關系到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區域經貿合作模式能否被WTO成員普遍接受的關鍵性問題。我國內地或香港與其他WTO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安排適用WTO的一般規定（包括最惠國待遇原則）及其各自的入世承諾。GATT和WTO對區域經貿安排作為最惠國待遇的例外而允許其存在的重要前提是“這些安排應該幫助貿易在集團內國家間自由流動，不增加對集團外國家的貿易壁壘”，“區域一體化應該是多邊貿易體制的補充，而不應對其造成威脅”[2]（pp.81-82）。GATT1994第24條對此作了具體要求：成立關稅同盟或訂立“臨時協定”時，對其非成員的締約各方征收的關稅與實行的其他貿易規章，大體上關稅不得高于該同盟成立或該臨時協定訂立之前的稅率總體水平；對自由貿易區或導致成立自由貿易區的臨時協定來說，各組成方保持的關稅與其他貿易規章，以及該自由貿易區或臨時協定成立或訂立時適用于對非該區或該協議成員的締約各方貿易的關稅與其他貿易規章，不得高于或嚴于在該自由貿易區成立或該臨時協定訂立之前同一組成區現存的相應關稅與其他貿易規章。因此，我國內地與香港在實施《安排》的過程中，必須同時履行各自在世貿組織框架內對其他WTO成員所負擔的義務，遵守最惠國待遇原則，以免授人以柄。

在實施《安排》的過程中，貨物原產地和香港公司的界定是區分《安排》內外WTO成員權利義務的關鍵。在貨物貿易領域，主要體現為貨物原產地標準；在服務貿易領域，主要體現為香港公司的身份界定。根據《安排》第五部分的規定，《安排》共有6個附件，其中包括適用于《安排》的原產地規則、原產地證簽發程序和合作監管機制，其將對適用于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優惠原產地規則作出具體安排。在界定“香港公司”的問題上，《安排》首先借鑒了法人國籍的界定標準。盡管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單獨關稅區，但在定義公司身份上可以借鑒確定法人國籍的做法。世貿組織規則沒有專門確定公司國籍的條款，但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第5條中有類似的條文，即：參加經濟一體化的任何參加方的服務提供者，如果是根據參加方的法律所設立的法人，則有權享受該協定項下給予的待遇，只要該服務提供者在該協定的參加方領土內從事實質性商業活動。《安排》采納了這兩項標準，規定香港企業應為：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司條例》或其他有關條例注冊成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安排》進一步對“實質性商業經營”作出了解釋性規定，對業務性質、稅收繳納、經營資歷、經營場所、員工比例加以明確要求，充實了區域貿易協定中關于參加方企業身份界定的內容，為“實質性商業經營”這一抽象概念提供了一套具體的解釋規則，有利于對《安排》內外的WTO成員的權利義務作出區分安排。

在《安排》內WTO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平衡問題上，實施《安排》時，內地對香港實行“零關稅”，香港相應的調節措施不多，就會造成內地與香港之間在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中的權利義務不平衡。本次《安排》的達成，被香港各界譽為內地贈送的“大禮包”，反映出在當前內地對香港作出的利益讓度要大一些，這主要表現在貨物貿易中的進口零關稅和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上。但由于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是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進行，雙方利益的協調在形式上不宜過于強調對等操作，而應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全局觀念和長遠利益來綜合考慮[5]（p.32）。此外，從中國內地的貿易自由化的努力方向和《安排》雙方達成的自由貿易水平的趨近程度上看，也是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貿易自由化精神的。在“入世”過程中，中國要求以發展中國家的名義加入WTO，而香港是以發達經濟體的名義加入WTO，根據GATT東京回合達成的“授權條款”，發展中成員通過加入某些與發達成員締結的協定，可以獲得單向的貿易優惠待遇，這就使得香港作為發達經濟體可以給予內地更優惠的條件，從而保護并促進中國內地一些弱勢行業的發展。因此，從全局和長遠角度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實現了《安排》內WTO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平衡。

四、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對“一國四席”下兩岸四地經貿法律框架的影響

2001年12月11日和2002年1月1日，中國與中國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單獨關稅區（簡稱“中國臺北”）先后成為WTO正式成員后，連同于1995年1月1日分別成為WTO創始成員的香港和澳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WTO體制內的“一國四席”局面。從國際層面看，在WTO體制內，一國四地都是WTO這一國際經濟組織的平等成員；從國內層面看，中國內地與中國臺北、香港、澳門在法律上是同一主權國家下的單獨關稅區之間的關系（注：另一種提法是將中國、中國臺北、中國香港與中國澳門視為主權國家與其單獨關稅區之間的關系。）。

在內地與香港關于“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磋商過程中，明確此次內地與香港達成的《安排》未來將同等適用于澳門，而臺灣與中國內地市場血脈相連，遲早也將融入到“安排”的框架下（注：事實上國民黨副主席蕭萬長就提出過“兩岸共同市場”的構想，成立了“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有關“中華經濟圈”的呼聲也預示了建立兩岸“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迫切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稱之為“華人經濟區”（ChineseEconomicArea）。）。以內地與香港的《安排》為開端，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將對“一國四席”下兩岸四地經貿法律框架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在我國未入世之前，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我國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后，香港和澳門將保持原有的經貿法律制度不變，這樣在我國內地與香港、澳門和臺灣之間事實上形成了四種不同的經貿法律制度體系。由于各自的經濟、社會政治背景及其法律文化的差異，兩岸四地的經貿法律制度體系也呈現出各自的特點。在涉及兩岸四地經貿關系的法律調整上，以我國內地調整涉臺經貿關系的法律規范為例，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一般性的涉外經貿法律法規，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對外貿易法》等；其二是專門性的涉臺經貿法律、法規，如《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對臺灣地區貿易管理法》等。但在我國內地與臺灣相繼入世后，原有經貿法律框架的弊病日益顯露，主要體現在最惠國待遇原則的適用、雙向投資和金融合作中的法律問題[6]（pp.59-61），這些法律規范或者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或者不能體現入世后我國內地與港、澳、臺之間的特殊法律關系。直接以WTO規則調整兩岸四地的經貿法律關系，似乎能部分地解決“一國四席”下兩岸經貿法律制度不統一所帶來的問題。但是從WTO協定和我國的相關法律，以及WTO規則在國內法上的地位來看，WTO規則不能在我國直接適用，而應通過我國的國內立法程序，逐步將WTO規則轉化為國內法，因而這仍然屬于在我國內地建構單邊的涉港、澳、臺的經貿法律制度的范疇。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在WTO中擁有四個席位，若要完全按WTO現有規則或機制來處理兩岸四地的經貿關系，就不能體現“一國四席”的性質。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填補了調整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一般規則與我國兩岸四地單邊經貿法律制度之間法律規范的缺位，由此形成WTO框架內的“一國四席”，以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為表現形式的區域貿易協定與兩岸四地各自的經貿法律制度共同組成的新的經貿法律框架。

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對兩岸經貿法律框架的最具創想之處，是要在開展兩岸四地區域經貿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一種特殊的“一國四席”下兩岸經貿爭端協調解決機制。在兩岸未入世之前，由于兩岸四地同屬一個主權國家，而主權國家與其所屬的單獨關稅區之間發生貿易爭端的，一般可以通過磋商或協商的方式解決，或干脆通過行政隸屬關系將貿易爭端解決在萌芽狀態[7]（p.28）。但在入世后，在WTO體制中，中國、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北相互之間的關系首先是平等成員之間的關系，表現在分別具有平等的代表權、平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獨立的申訴權和責任承擔制度以及平等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權利等。由于我國堅持以發展中國家成員身份加入WTO，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相應地作出不同于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承諾，因而我國內地和香港、澳門、臺灣地區作為獨立的WTO成員在世貿組織框架內享有和承擔內容不同的權利義務，并且由于各自立場不同、具體經濟利益不同，在我國內地和香港、澳門、臺灣地區之間如果出現一些貿易爭端，也是正常的。根據《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書》（以下簡稱《諒解書》）第1條規定，該《諒解書》的規則和程序適用于該《諒解書》附錄1所列各項協定的磋商和爭端解決規定所提出的爭端和各成員之間有關它們在《WTO協定》和該《諒解書》規定下的權利和義務的磋商和爭端解決。因而，在WTO體制內，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在上述適用范圍內的爭端，屬于WTO不同成員之間的爭端，可通過WTO爭端解決程序解決。解決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雙邊磋商，另一種是由第三方即專家小組（直至上訴機構）裁決。今后在WTO體制內解決內地與港澳之間貿易爭端時，可能會在磋商階段得以解決，但在臺灣問題上，由于其目前事實上行使不受中央任何機構管理的地方治權，不排除其利用WTO第三方裁決制度將兩岸貿易爭端政治化的可能性。而建立兩岸四地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以契約形式約束兩岸貿易，并進一步構造特定的貿易爭端協調解決機制，就能夠更有效地解決主權國家內不同關稅區之間的經貿爭端，避免使經貿爭端政治化與國際化。

五、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對亞歐合作的意義

在亞洲，以“10+x”為主的合作進程正在加強，亞洲經濟合作及其制度化的活動日趨活躍。亞歐會議亞洲成員之間的諸邊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取得了進展，例如新加坡和日本達成了新時代經濟伙伴協議、中國和東盟簽署了關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框架協議。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各國推進區域性經貿合作層次的進程中，以亞歐會議、亞太經合組織為典型的區域經貿合作組織也在努力探求亞歐之間、亞洲及環太平洋各國之間的經貿合作模式。

2003年5月6日，亞歐更緊密經濟伙伴關系工作組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首次會議，著手嘗試在亞歐之間建立更緊密經濟伙伴關系。由于上述《安排》是在作為WTO發展中成員的中國與作為WTO發達成員的中國香港之間達成的，根據亞洲和歐洲各國分別以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為主的現實，《安排》針對發展中成員與發達成員的各自情形而特別設置的權利義務模式實際上將為亞歐之間建立更緊密經濟伙伴關系提供先例。

根據亞歐會議各方和亞歐更緊密經濟伙伴關系工作組的安排，這種更緊密經貿伙伴關系是類似于我國與香港之間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區域合作形式，是亞歐之間區域經濟安排的形式。在亞歐“貿易便利行動計劃”和“投資促進行動計劃”的背景下，促進貿易和投資將成為亞歐更緊密經濟伙伴關系工作組的工作重心。其中在貿易便利化領域，在動植物檢疫程序和無紙化海關手續及采用風險管理等現代海關技術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除此之外，還存在一些合作領域可以對亞歐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流動起到補充作用，這些領域包括運輸、信息與通訊技術和人力資源開發。可以看出，亞歐更緊密經濟伙伴關系的建立是要以貿易便利化為起點，以貿易和投資的促進為現階段的主體內容，進一步輻射至其他領域。而我國與香港之間的《安排》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以及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的內容，涵蓋了建立亞歐更緊密經濟伙伴關系將要涉及的主要問題，因此，《安排》可以為我們在未來的亞歐合作制度設計中提供有益參考。可以預見，在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基礎上，亞歐更緊密經濟伙伴關系的內容將拓展到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領域，而在這些領域中的具體安排方式更需要發展中成員的權衡考量。《安排》在WTO發展中成員與發達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設置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成熟的現實模式和思維路徑，避免在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中承受過重的義務和負擔難以實現的承諾。

亞歐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建立將繼歐盟—墨西哥自由貿易協定等自由貿易協定以來，進一步突破區域經貿安排的傳統“區域”框架，其對兩大洲之間的經貿合作、對WTO談判議程都將產生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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