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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偽滿時期東北農作物種植結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經濟指標，從中可以揭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諸多特質。通過對現有史料的交叉對比，對這一經濟指標予以重新核定。從核定結果看，當時的東北農村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趨勢：一是傳統商品經濟遭到破壞，農作物種植結構向自給化倒退；二是日本殖民者根據自身需要強行推廣的新興作物呈現畸形增長。這兩種趨勢既揭示了偽滿政權農業政策對農業生產力的破壞遠大于建設，也充分暴露出日本殖民者低于成本價掠奪東北農產品的暴虐性及其不顧客觀實際、強行擴張其所需農作物的掠奪本質與荒誕性。

關鍵詞：東北；偽滿；農作物；種植結構

一、資料分析與數據核定

關于偽滿時期農業生產力問題，目前學術界主要集中于單一農產物的發展史或農業技術史，鮮有對該時期農作物整體生產情況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而且就現有的涉及上述問題的少數研究成果而言，其研究重點亦聚焦在對幾項主要農產物的耕地面積和作物產量的核定上。對于農作物整體種植結構情況這一重要的經濟指標往往缺乏足夠關注，即便是東北農業史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衣保中《中國東北農業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和山本有造《“満洲國”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3）等亦難以避免上述缺憾。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原始資料記述的缺陷。首先，缺乏一套記錄或能賴以推算出偽滿時期東北農作物種植結構變動情況的時段連續性資料。大多數此類資料僅僅反映一年或數年的情況，還有一些資料記錄的僅是幾種主要農產品的情況（這也誤導了不少后來的研究者）。特別是偽滿后期，因局勢動蕩和日本殖民者迫不及待地全力瘋狂掠奪東北農產品，有組織的農村調查統計工作大大停滯，從而導致這一時期東北農村可信的統計數據極其缺乏。其次，各個不同系統資料的統計口徑分歧嚴重，以油料作物為例，一些資料將大豆、大麻子、小麻子、蘇子等多種油料作物的數據分別詳細開列，而其他一些資料則僅列出大豆或少數幾種油料作物的數據，將其他油料作物與一些未開列的農產品如果蔬等歸類于“其他”，由此造成使用不同來源數據進行年代比對的工作困難重重。另外，當時統計工作主體業務水平和業務要求各不相同，有些統計工作對準確性要求較高，而有些則僅要求業余統計員對情況做出一個概估，因此偽滿時期農業統計數據的可靠程度參差不齊，不同來源數據相互矛盾的情況時有發生。

此外，對使用數據可靠性的考證亦較為復雜。筆者對比分析了現存不同年代偽滿時期東北農作物種植面積數據，并對其統計口徑和可信性進行了逐一核對，在這一基礎上，將偽滿時期東北農作物種植結構變動情況加以整理。該表涵蓋偽滿初期、中期和后期有代表性的六個時間節點：其中1931、1932年的數據主要來自滿鐵經濟調查會的《昭和七年滿洲產業統計》，[1]是當時東北經濟統計的權威機構——滿鐵經濟調查會的調查統計結果，具有很高的可信性。1937、1940、1943年的數據則來源于東北財經委員會調查統計處所編寫《偽滿時期東北經濟統計》，[2]是解放初期對偽滿興農部、滿鐵、關東州經濟會等機構所遺留統計數據的整理，其權威性不容置疑。偽滿崩潰前的1944-1945年情況十分混亂，偽滿當局將主要行政力量投入到瘋狂的糧食出荷工作中，大部分理性的調查統計工作都趨于停滯，且這一時期資料散佚比較嚴重，現存數據亦較為混亂，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經濟調查研究處是第一批接觸日偽遺留資料的研究機構，然而其所研究資料中又有相當部分在內戰中再次散佚，因此，該研究處整理編寫的《東北收復區（遼寧、遼北、吉林省）農產物生產量調查報告書》一書無疑對了解這一混亂時期東北農村生產狀況具有珍貴的參考價值。[3]此外，《昭和七年滿洲產業統計》在統計口徑上將不少纖維作物和油料作物歸類入“其他”項中，幸好在《東北經濟小叢書系列農業（生產篇）》和《滿洲農業要攬》這兩部公認可信度很高的資料中有不少相關的數據，由此亦不難推算出這兩種農作物當時大致的種植情況。

二、糧食作物對傳統商品化作物的替代

在現有的關于偽滿時期農業的研究中，一方面對作物種植比率缺乏較長時段的數據整理，另一方面多側重于研究水稻、棉花等單項作物在偽滿政府干預下的畸形發展。這就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似乎上述作物的畸形發展可以完全概括偽滿時期東北農作物種植結構的變動趨勢。實際上，通過前面對不同時期東北農作物種植面積比率數據的整理可以看出，上述概括并不準確。1931-1945年間，偽滿政府全力扶持的水稻、棉花等作物確有很大程度的增長，棉花從0.28%上升到3.36%，水稻從0.58%上升到1.77%，然而即便是到了1945年，其所占比例仍較為有限，難以概括農產結構變動的整體情況。就糧食作物比率的提高而言，高粱、玉米、谷子、其他糧食作物四項總和從1931年的55.95%上升到1945年的69.32%，而東北傳統商品化作物的代表——小麥和大豆，從1931年41.16%下降為1945年的17.18%，這種情況顯然更能夠代表這一時期農產物結構的變動趨勢。大豆、小麥等傳統商品化作物被糧食作物替代的趨勢在日本侵占前的東北某些地區就已經開始出現。東北地區農戶往往選擇將一些貨幣價格較高的農產物大部分出售以換取貨幣，進而購買用來該地區稀缺的織物原料——棉花。在日本侵占東北前，東北農民主要是選擇將大豆和小麥作為商品投入市場而非自身消費，其商品化率常年保持在80%以上。[6]受人地壓力和市場價格動蕩的影響，這兩種作物的種植比率在1931年前就開始在東北部分地區出現被糧食作物替代的趨勢。[7]不過在日本侵占東北以前，上述現象還僅存在于部分地區，從整體上來說并不顯著。日本侵占東北后，因時局混亂和國際市場變化等原因，東北地區傳統商品作物的貿易受到很大沖擊。以大豆為例，“東北方面大豆、白米生產，亦告過剩。于去年（1933年）竟有將大豆作燃料的駭人事件”；[8]“哈爾濱函：……大豆近來行市節節下落……往年視同黃金之糧產，而今至無人過問。”[9]貿易市場的蕭條，進而加速了商品化作物在農戶種植領域的退出。不過，對傳統商品化作物沖擊最大的因素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農村農產品的掠奪政策。

特別是在制定掠奪方針時，對東北大豆提出要“獎勵多種經營農業”，對其加以“抑制”“替代”，進而實現東北農產品種植結構向日本軍需戰備急需的“特用作物”轉變。[10]而對于小麥，偽滿當局雖然名義上也提出要“改良增產”，與棉花、洋麻、大麻子等更急需的戰備物資相比，對促進其生產所做的工作可謂微乎其微。特別是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深陷戰爭泥潭，其對東北地區農產品的掠奪也越來越近乎殺雞取卵，飲鴆止渴。在這種情況下，農家出售傳統商品化作物獲取貨幣收益的可能性也日漸渺茫。日本殖民者對于東北農村農產品的掠奪主要是通過掌控東北農產品流通領域來實現的，即通過殖民政府國家機器強力介入糧棧等東北農產品原有收購機構，使農民一切出售農產品的行為必須按照規定的價格在日偽政府監視下進行，從而以遠遠低于合理市價甚至生產成本的“公定價格”強制征收農民出售到市場上的一切農產品。如表2所示，很多農產品的“出荷價格”尚不及生產成本價的一半，可見其掠奪的殘酷性。而雇工、肥料等生產成本價格也隨著日本殖民者經濟統制政策的推進逐步升高。因出售農產品難以收回成本，農民對于農業生產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很低，農業生產中肥料、畜力、雇工等要素投入數量明顯不足。這就導致偽滿統治時期東北農業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東北農作物的畝產量連年下降，1931-1944年間，僅高粱、玉米、粟米三種主要糧食的畝產量就下降了13.3%。[4]4-5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投入越多，則虧損越大，因而勢必傾向于選擇低生產成本的作物。根據1939年偽滿“產業部”的統計，東北農村中每石大豆的生產成本為7.47元，每石小麥的生產成本為9.36元，每石高粱的生產成本為5.09元，每石玉米的生產成本為4.92元，每石小米的生產成本為4.72元。[5]446-464另外，小麥受病害影響頗大，還存在著收入不穩定的問題。在市場價值規律完全無效的情況下，選擇糧食作物遠比選擇傳統商品化作物更容易降低生產成本上的風險（表2）。特別是到了偽滿后期，日偽的“糧食出荷”越來越帶有強制性，其數量則完全依靠偽滿當局的需要落實到每戶農戶。為確保“出荷”數量的完成，偽滿政府往往“與農民簽訂‘出荷’契約，春訂秋不變”，不管秋后收成如何，都強迫農民如數“出荷”給日偽組織的“出荷督勵班”。一些地方甚至發展到“武裝出荷”這種明火執仗的搶劫行徑。[12]44-45當時東北地區的“出荷額往往在糧食生產總額的一半以上，農民在平常年景只能吃糠咽菜，如遇荒年，只能家破人亡”。[12]186以阿城縣為例，該縣在將自己所生產的糧食半數都交了出荷，“剩下的糧去了交地租、做種子、飼料，余下的口糧已經是所剩無幾了”。[13]面對偽滿政權完全不計后果的瘋狂掠奪，東北農村的糧食自給都成為問題，傳統商品化所帶來的些許貨幣收入對于東北農民來說更加沒有實際意義。除大豆尚因土地輪作原因保留一部分種植外，大批種植傳統商品化作物的土地被生產成本更低、生存需求更為迫切的糧食作物所替代。

三、虛構的“農業經營多樣化”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偽滿統治時期，除大豆以外的油料作物、棉花等纖維作物、水稻等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雖然每項增加的幅度均有限，但如相加起來卻也不容忽視。1931到1945年間，大豆以外的油料作物的種植比率從1.42%上升到1.8%，水稻從0.58%上升到1.77%，纖維作物從0.62%上升到5.35%。另外“果蔬及其他項”也從0.27%上升到4.7%。對于上述現象，一些日本右翼學者認為，這種農業生產的多樣化是日本統治東北農村過程中“新作物栽培技術”和“化學肥料、農業藥劑使用技術掌握”的結果，可算作是“日本對滿洲經營”的“無形的成果”。[14]在國內，普遍認為上述現象系日本殖民者對東北農產品實施掠奪政策的必然產物，也有一些研究者傾向于部分承認其對東北農業近代化所起到的客觀作用。要理解這一時期東北出現的“農業經營多樣化”，必須結合日本對東北農業殖民化改造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來分析。目前，學界對于日本對殖民地區實行的農產品掠奪政策常常存在一種誤讀，即認為日本殖民者更多地傾向于掠奪殖民地區的具有比較優勢的固有農產品，而在日本殖民地體系的設計中，平衡日本本土與各個殖民地間“供給上的不均衡”是首要問題。由于各殖民地間物資流通的“不暢”，特別是貨幣貿易常“與危險相伴”，日本殖民者顯然更傾向于將各殖民地間的農產品進行工業加工后交換，而非簡單地將初級農產品在殖民體系中流通。[15]這種現象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的潰敗而愈發突出。因此，就東北農業而言，“對于仰給‘外國’農產品講求自給之法”顯然更受關注。[16]32對于棉花、洋麻等纖維作物，以及水稻、大麻子和小麻子等“特用油料作物”的種植，日本殖民者相當重視。無論種植面積還是種植比率，這幾種作物在偽滿時期都有較大提升。棉制品歷來系輸入東北最大宗的商品之一，擴大東北地區自產棉花的種植也一直被日本軍國主義者視作“充實‘滿洲’戰略資源”的重要舉措。而洋麻“可供做優良麻袋之原料”，擴大其種植是為了掠奪農產品，達到“麻袋之自給自足”。水稻的種植可以確保日軍軍需的大米。而大麻子則“不僅可為飛機及其他精致機械之潤滑油，在藥用方面，亦頗重要”；小麻子亦隨日本“轉向戰爭”，而“需要驟增”。對于這兩種急需掠奪的農作物，偽滿政府也“勸導強制并行”，盡力擴大其種植的比率。日本殖民者對于那些他們認為戰備上并不急需的纖維和油料作物，不但在生產組織上加以忽視，甚至還經常加以打壓以促其萎縮。

恰如前述，日本殖民者一直在極力推行“農業經營多樣化”，促進對大豆的“替代”。另外，因偽滿政府對于大麻子等戰備急需油料作物“嚴定限量，迫令供應，致農民對芝麻以及落花生、向日葵等已無暇顧及”，因而造成這幾種油料作物的種植比率在偽滿統治時期出現持續下滑。對于原來東北地區種植較多的青麻，日本殖民者亦“擬利用青麻之耕種面積，謀洋麻之增產，乃以統制價格政策，抑制當地種植青麻”。[4]58,62,64,123偽滿的農事實驗機構甚至為此還刻意終止了對于青麻的農事改良實驗。[17]盡管青麻是東北農村急缺的作物，農民不但種植的“需求甚殷”，還多通過私下交易，逃避日偽統制政策，但青麻的種植比率在偽滿統治時期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可以說，對于偽滿時期東北農作物的種植結構變動，日本殖民者為掠奪戰略物資而進行的設計干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偽滿時期的“農業經營多樣化”顯然是為日本殖民者掠奪需要而“量身定制”、強行催生的。不過，日本殖民者當時極力推行種植的很多作物在灌溉、肥料、病蟲害防護、栽培技術等方面并不具備條件，而且“出荷”收購價格往往低于生產成本，因此多數東北農民對于這些作物的種植常常是消極甚至是抵觸的。同時，偽滿當局在東北農村中的行政控制力有限，往往僅集中于搜刮農產品，對生產過程的直接干預能力相對很弱。因此，只有對其最為急需的棉花、水稻、麻等少數幾種農作物才是其“應力圖積極改良增產的”，而對大豆、高粱及玉米等大多數農作物則只能“傾注主力改良品種而增產任其自然發展”。[16]41

對于前者，即使其種植對農民十分不利，日本殖民者仍可能通過強制手段實現其小范圍內的種植面積比率增長。如棉花種植，因其收成極易受凍害和蟲害因素影響而很不穩定，加之偽滿政府所訂收購價格極低，偽滿時期的種棉戶往往對此怨聲載道。[18]不過，日本殖民者對棉花的生產和交易實行了嚴格的統制，直接在年初時以“出荷指標”的形式將棉花的收購數量逐級下達至農戶；在收獲時，以不足平常市價十分之一的價格強制收購農戶收獲的所有棉花，并嚴禁農戶私下里進行任何形式的棉花交易。“對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棉戶，則施以酷刑。如‘跪板凳、打板子、壓杠子、灌涼水’等等。至于翻箱倒柜、打罵群眾，則是家常便飯”。[19]另一方面，偽滿當局還或多或少地訂立一些“獎勵”措施來引誘農民種棉。如設定一定“種棉獎勵金”、對棉花種植組織一些諸如棉種消毒之類的技術指導、對棉花出荷者額外配給一定的豆油、肥料、棉布、糧食等。[4]120-122其中最后一點對當時東北農民的誘惑力尤其大。因為在偽滿統制經濟體制下，出荷農產品幾乎是普通農戶取得上述配給品的唯一途徑。正是由于偽滿政府這種對棉花種植不遺余力地威逼利誘、強制推廣，東北棉花的作物種植比率從1931年的0.28%膨脹至1945年的3.26%。尤為突出的是偽滿農產品統制政策推行最為瘋狂的1943年至1945年，其比率從0.76%暴漲至3.26%。盡管日偽當局對其所需農作物的掠奪手段殘暴，造成了一些作物種植比率的畸形增長，不過，這種建立在強制威逼基礎上的增長毫無生產力組織上的支撐，歸根結底是不可持續的。農民在日寇敲骨吸髓的掠奪下全無增加生產的動力，而偽滿當局對于農產品增產的手段則多半依賴于單純的威逼。

很多地區的農產品增產僅僅依靠政策的宣傳，強制開發很多不適合耕作的“荒地”和逼迫非農勞動力參加農業生產。[16]456-460在基本的軟硬件條件都不完備的情況下，很多急需農作物的種植面積的增長都受到嚴重制約。以水稻種植為例，由于先進栽培經驗和技術只在日本和朝鮮移民中傳播，東北農民在光復之前普遍“仍缺乏耕種水稻經驗和技術”，[20]加之水利設施修建速度和技術遠低于需求等原因，種植面積比率的增長長期緩慢。“九•一八”事變后，大批朝鮮移民開始在東北經營水田，水稻的種植比率迅速的從1931年的0.58%上升到1940年的1.74%。在水稻需求更加迫切的1940年以后，其種植面積的擴張速度卻相對于其他作物明顯放緩了，僅保持在1.7%左右，偽滿后期水稻生產力反而出現了整體上日漸下降的情況。另外，由于基層對生產的控制力有限，日寇在“督勵”“急需”的農作物增產時，常常顧此失彼。如洋麻，盡管日偽當局的需求十分迫切，種植面積比率經努力有了一定提高，但是在偽滿后期，因地方行政系統的“指導”明顯地向更需要的棉花作物傾斜，對洋麻關注甚少，極大影響了洋麻種植面積的進一步擴大。另外如蘇子，盡管“蘇油為高級涂料，軍事方面需要最大”，但因偽滿政府收購價訂立得極低，而且無余力顧及在鄉村中組織人力物力進行生產和病蟲害防治，蘇子的種植面積比率不增反降。[4]56-57,127

四、結論

農作物種植結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農業經濟研究指標，其中能夠反映技術、市場、政策等諸要素在農戶經濟中的博弈。通過研究偽滿時期東北農作物種植結構變動，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判明下列史實：其一，日本殖民者的農業掠奪政策破壞了東北農村中原有的市場經濟要素，使當地農作物種植結構出現了向自給生產倒退的趨勢；其二，日本殖民者所謂的“農業經營多樣化”，只不過是根據其需要而設計的掠奪手段，非但沒有任何市場化分工的進步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東北農民的困苦；其三，很多日本殖民者所急需的農作物擴張乏力，事倍功半，難以取得相應收效，充分暴露其殖民統治荒誕暴虐的本質及其農村政策長于掠奪而短于發展生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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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大任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