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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體制瓶頸

（一）過于集權、門檻過高的金融支持體制一是金融體系主導權過度向大型機構傾斜。建國以來的相當長時期，我國企業的性質多為國有企業或者集體企業。這樣的經濟主體需要的是由國家絕對控制的銀行來提供融資支持。這樣的融資體系影響深遠，時至今日，銀行仍然作為金融資源配置的中心。這顯然不是成熟金融市場的表現。銀行可以作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但也能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桎梏。[3]必須明確的是，銀行并不是非盈利組織，而是需要自負盈虧的企業。而產業發展的主體，也是企業。因此，不能指望銀行放棄自己的盈利方式而完全轉向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當前的金融體系主導權仍牢牢掌握在國有銀行等國家機構的手中，即使在證券市場出現了中小板和創業板等融資新渠道，但這些“副板”的作用遠遠不及主板。二是存在資本使用者歧視。戰略性新興產業最為活躍的創新主體是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一般屬于初級發展階段，亟需大量資金但往往面臨嚴重的融資瓶頸。目前已經存在由中央財政資金、地方政府資金、社會資本聯合組成的創業投資基金，旨在為新興企業在初創期和擴張期提供金融支持。雖然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間接金融仍然是主導性融資體制。間接金融占據主導地位是計劃經濟體制延續使然，這也導致了我國金融信貸存在著國資偏好和規模偏好。金融支持國資偏好使得大量信貸資金流向國企或者具有國資背景的企業，同時也會流向規模較大的企業。這樣的選擇雖然是金融機構在信息不對稱的狀況下為了克服融資風險的理性選擇，但卻造成了金融環境的人為歧視。眾多存在資金饑渴的戰略性新興企業難以進一步發展，規模受限的企業仍難以獲得發展資金；有國資背景的企業或者大企業則容易獲得資金，但其資金利用率一般較低，甚至部分出現二次放貸現象。這種間接金融體制引致資本使用者歧視，進而造成資金流向上的“馬太效應”，不僅難以發揮資金的外部溢出效應，更造成大量戰略性新興企業求貸無門。三是信用評估建設滯后。我國銀行等融資機構更傾向于以土地或房產為抵押物，因而企業以無形資產獲取資金的可能性一般較低。即使企業掌握的無形資產能夠獲得認可成為抵押物，其昂貴的擔保成本和復雜的抵押程序也成為限制企業大規模融資的障礙。信用擔保技術和理念的落后使得無形資產的重要性遲遲不能得以體現，這造成戰略性新興企業“以己之短，搏人之長”，難以獲得可靠穩定的金融支持。

（二）過度干預及資源整合不利的科技支持體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發展多為戰略上的宏觀考慮，而微觀和戰術層面考慮過少。且科技管理存在過重的行政干預色彩。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層面雖然是國家層面，但產業鏈及生態圈的二次劃分卻由各地方政府決定。由于缺乏溝通以及存在利益紛爭，地方政府選擇進行人才引進和技術支持的產業門類出現重復，這導致科技資源的重復利用和資源浪費。目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組織架構仍沿用傳統工業的科技體系布局，行政色彩過于濃重導致出現科技倒掛現象。[4]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所需的科技支持絕大多數還來自于政府控制的研究院所，企業掌握的民間智庫和研究團隊稀少且能力薄弱。這樣的組織架構固然能將一些尖端技術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對于民資新興企業的發展非常不利。缺乏針對性的研究，科技成果難以滿足不同領域的企業的具體要求，有時必須進行二次研發，不僅耗費大量時間精力，更浪費資源。除此之外，多頭共管、層級冗雜的組織架構導致科技組織內部存在巨大的尋租空間，技術研發和流轉成為政府控制力下的權利。科技立項、批準及資源調配的整個技術研發鏈條都受制于復雜低效的體制限制。科技人才的缺失也是科技體制落后帶來的又一大弊端。科學技術的演進離不開人，尤其是具有高附加值創造力的科技研發人員。當下的科技體制缺乏對高層次科技人才的全周期培養，過分重視末端培養，而沒有將培養鏈向前延伸，導致尖端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始終不能滿足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求。

二、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措施

（一）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稅體制改革一是建立順應周期的分層次、結構性稅收體系。對推動指定產業發展的風險投資和并購投資等資本運作行為進行減免稅收的優惠，以此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稅收優惠，鼓勵更多在針對性領域活躍的企業進行深入開拓；對于傳統能源集約型、資源集約型和不符合“兩型社會”要求的企業開征更高的環境稅和資源稅，以此逼迫傳統企業實現轉型，將市場更多讓與新興企業；進一步分層次地推廣“營改增”，以滿足各地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對于處于不同周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應根據其發展特點對財稅優惠政策進行微觀調整，以適應其演化需求。二是對購置無形資產和更新固定資產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目前，對于企業為了快速掌握技術優勢而購置的專利、版權和技術使用權等無形資產，尚缺乏相應的財政補貼。所以應當建立無形資產購置補貼專項資金，給予能夠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整體產業環境具有改觀作用的技術等無形資產專款專用、一款多用。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更新固定資產，應鼓勵其采取雙倍余額遞減法或者年數總和法加速固定資產折舊，并通過轉移支付支持其更新固定資產。[5]三是均衡利用政府采購制度。政府采購制度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穩定市場尚未形成、原始積累尚未完成的初期至關重要，能夠盤活企業的資金流，并為新產品的市場化運作和及時修正提供便利。各級政府應當根據本地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采購本土研發生產的、具有戰略性特征的新興產品，出臺強制性的政府采購保護性清單，突破過往僅對節能環保、新能源等產業進行政府采購的限制，利用政府掌握的工程建設項目充分向高端裝備制造業、新材料、新一代通信產業傾斜，利用民生項目向生物醫藥產業傾斜，利用公務用車向新能源汽車產業傾斜。

（二）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金融體制改革一是推廣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國外機構對企業進行貸款審查主要通過5C評估機制，即品格（Character）、能力（Capacity）、抵押（Collateral）、資本（Capital）、狀況（Condition）。這比我國僅基于企業實體資本規模確定借貸規模更為科學。戰略性新興企業的無形資產一般多于實體資產，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對于拓展融資渠道顯得格外重要。由于戰略性新興企業進行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只能以預期現金流為擔保，所以對于資金供應方來說風險相對較大。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應借助政府主導的政策投資銀行的金融協助，建立類似日本“信用補充制度”的協同擔保體系，整合政府、信用保險公司、信貸協會等方面的力量以分化風險。同時，除了直接與政策銀行發生借貸關系外，應加強知識產權流轉管理機制及其中介服務機構的建設，將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進行市場化操作，以利資金良性循環使用。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先導基金。戰略性新興產業由于其高風險性導致融資市場接受度較低，而政府先導基金作為政府設立的按照市場化運行的非盈利基金，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美國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小企業投資促進計劃（SBIC），經過嚴格篩選挑出具有發展潛力和市場占據能力的企業進行種子期和成長期的扶助，相繼培養出Intel和蘋果等著名企業。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可以由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科技部等部委聯合牽頭，以國家政策性銀行為紐帶推進政府先導基金發展。政府先導基金不是直接在市場運行的基金，并不直接作用于具體項目，而是創投基金的投資基金，主要功能是吸引民間資本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政府先導基金應注意對金融市場的培育，杜絕過度的行政干預和尋租行為，建立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和基金退出機制。三是進一步引導民間資本，活化金融市場。以民間資本為主的金融環境最能適應以民資中小企業為主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應當進一步開放壟斷領域，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降低民資市場準入門檻。同時引導民間資本專注穩定投資，減少短期行為，樹立長期投資的思想。

（三）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科技體制改革一是整合資源以滿足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研發需求。中小企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的絕對主體，而最迫切需要科技體制支持的也正是科技型中小企業，政府應進一步加強針對性和更細化的政策支持。對于有能力自主開展研發活動的企業，應做好相關輔助性支持，例如開放國家級實驗室和相關基礎性研究資源；對于尚無能力完成自主研發的企業，政府應當擔任科技研發項目牽頭人，整合包括政府、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各企業在內的諸方資源，以項目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提供全程科技支持。二是革新自主創新機制。包括兩個維度，即內在革新與外在吸納。具體來說，包括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機制、技術逆向突破及再創新機制、國際分工合作機制、集成創新機制和聯合攻關機制。政府應當引導建立一種主體以民資企業為核心，機構以研發機構為關鍵的自主創新體系，充分發揮民資、外資等諸方面的作用，根本上增加科技實力。三是加大高等院校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項學科的設置，重點培養交叉學科的關鍵人才，在具備條件的院校、非營利組織等機構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實驗室。同時將培養鏈向前延伸，建立起中學、大學到繼續教育的全過程培育，著重培養具有較高專業素養的科技型人才，避免人才二次塑造。四是建立完善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研發相關保護性法律法規，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重點維護；將對科技成果的保護放在未來一段時間科技體制改革的重點位置上。同時，支撐起保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風險防范機制，在設備引進、人才吸納、專利保護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三、結論與展望

經濟體制改革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二者呈螺旋狀循環往復發展。包括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和科技體制在內的經濟體制改革對于進一步釋放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活力至關重要。同時，這些經濟體制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遇到的瓶頸倒逼而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充分發揮市場因素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核心作用。而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改革正是要松綁、激活、釋放市場因素，實現行政因素與市場因素的有效結合。這實際上是一種資源整合或者說是資源重新配置，而整合后的財稅資源、資本資源和技術資源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競爭力培育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作者：汪亞青單位：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