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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博大精深的孔子思想理論體系中，蘊含著豐富的經濟管理思想。主要包括遵循經濟規律、重視勞力資源的開發、強調管理的道德性、獎勤罰懶等。雖然囿于時代的原因，這些思想顯得有些粗糙，但只要我們能夠深入細致，認真探究，還是可以發現其中所蘊含的科學因子，對令人也有啟發意義和可資借鑒之處。

關鍵詞：經濟管理；思想；孔子

孔子學說是道德學說、政治學說，對此學界不存疑義。但是，就孔學中所蘊含的經濟管理思想卻論及甚少，雖近年來已引起學界關注，但研究及成果仍顯不足。為補此憾，筆者以淺薄之學力，試就孔子經濟管理思想作些初步研探，以為引玉之磚。

1使民以時，遵循客觀經濟規律

所謂規律，是指該事物之所以是該事物的內在規定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經濟活動當然也不例外地有其內在的客觀規律。迅速增加生產，提高勞動效率，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層面。

首先，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要“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以下引《論語》只注篇名)。即做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民務。這里的“時”是指季節、農時。古代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農業生產對于時令氣候有著很強的依賴性。《禮記·月令》就是根據一年四季氣候變化和農作物生長關系的規律，提出了春種、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主要農事活動。在孔子那里，“使民以時”不僅是對自然客觀規律的認識和遵循，更被上升到倫理的高度，成為是否行“德政”的重要檢驗標準。“足食”、“足兵”、“富民”、“富國”、“殖民”等一系列德政措施的貫徹落實，歸根到底離不開“以時”使民。正如《左傳·桓公六年》所云：“調民三時(春、夏、秋)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其次，要不斷改善生產條件，改進生產工具。要提高工作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就必須不斷改善生產條件。例如，《禮記·月令》中除了指出四季勞作的主要活動外，還包括平整土地、興修水利、準備農事工具等。就此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衛靈公》)，明確提出改進生產工具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意義。對于農業經濟而言，遵循農事的客觀規律，不斷改善生產條件和改進生產工具，可謂件件切中要害，處處直指主旨，的確是抓住了經濟管理的實質。

2庶民惜生，重視勞動力資源的培育

社會經濟的發展，歸根到底要靠人來推動，通過人的實踐活動來完成。也就是說，在生產力諸要素中，人是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孔子就十分重視在管理過程中人的作用。愛護勞動力，使勞動力資源更加豐富，成為孔子經濟管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應該推行“庶民”政策。當孔子游至衛國時，看到一派人丁興旺的繁榮景象，感慨地說：“庶矣哉!”(《子路》)斯語斯氣，贊嘆之情溢于言表。他還將“來百工，柔遠人”作為治國之要提了出來，因為“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中庸·問政》)。在孔子看來，增加勞動力的數量，是發展生產的初步或者起碼條件。只有勞動力資源充盈時，才能為經濟發展創設必要的條件；也只有在勞動力豐富的基礎上，才可能通過有效管理，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富民”強國的目的。面對衛國人口眾多的可喜景象，孔子的弟子冉由與自己的老師一樣按奈不住喜悅的心情，脫口請教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應日“富之”(《子路》)。在保證國民富足的基礎上，再行“教之”。如此“庶一富一教”的管理策略，不僅有著內在的邏輯連慣性、合理性，而且這樣的道德教化、文明啟迪是極易功到事成、事半而功倍的。這一點與管子所謂“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其次，惜生重仁也充分表現了孔子重視養護勞動力的經濟管理思想。據《論語·鄉黨》記載：孔子退朝得知馬棚失火的消息后，急切地詢問：“傷人乎?”對馬卻只字未提及。這在宗法等級森嚴的“私天下”的當時是十分可貴的，既表現了孔子重仁惜生的博大胸懷，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孔子對勞動力的關切。孔子主張“泛愛眾”(《學而》)，呼吁要愛護勞動力，并且自己能真正做到身體力行。孔子堅決反對濫用刑罰，他曾對季康子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顏淵》)從孔子反對人殉的堅決態度上也可以看出他對勞動力的關愛。當時，豪門貴族為了彰顯自己的驕奢淫逸，根本不把普通的勞動者當人看，只是視之為“會說話的工具”。“殉葬”這種荒唐惡習雖較以前大為減少，但仍未絕跡。孔子不僅是堅決反對“人殉”，視之為十惡之首；并且就連以人形作俑來殉葬，也大加鞭韃、予以痛斥：“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孔子看來，要想繁榮經濟，就必須愛民、殖民。對于今天的人口爆炸而言，“殖民”是不合時宜的，但在戰爭頻仍、民生凋敝的春秋時期，卻是異常可貴的。

3義利兩有，強調經濟管理的道德性

首先，強調經濟管理的道德性就必須貫徹“德主刑輔”的原則。經濟管理的終極目標在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勞動效率；而勞動效率的提高，又依賴于勞動者積極性的發揮。在孔子看來，勞動者自覺勞動與被動勞動，其性質不同，所煥發出來的勞動積極性、主動性不同，所帶來的勞動結果當然是多寡相異的。他認為，要真正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確保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就必須遵循“德主刑輔”的管理原則，以啟動勞動者的道德自覺。所謂“德主刑輔”就是以禮樂教化、道德啟迪為主，以制度管理、政刑約束為輔。這一管理原則不僅體現了儒家“人本主義”思想，而且也昭示出了道德自律遠遠勝于政刑他律的客觀真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為政》)。在管理過程中，突出制度的剛性功能，依靠對違規者的嚴刑苛法，固然能夠使人免于違規犯紀。但這只是為了應對管制、逃避懲罰不得不采取的被動行為，只是出于對權威的屈從而已，并不能喚醒勞動者的道德良知、實現目標認同，談不上溝通人際心理、煥發勞動者的自覺性、主動性，更談不上創造性了。這顯然不是最佳的管理之道。只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才能做到“有恥且格”。在孔子看來，“人”是有獨立意志、人格和價值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道德教化為先，禮樂引導為主，自然能很好地協調人際關系，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使勞動者知恥奮勇，自覺規范自己的言行。在人際和諧、心理順暢的氛圍中，努力勞作，為管理目標的最終實現而勤奮不輟。孔子提倡德治，他說：“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為政》)這里的“為政”實際上就是指“管理”。孔子主張“愛人”，主張“泛愛眾”(《學而》)，是對狹隘的宗法血緣“親親”之愛的突破。管理過程中貫徹“愛人”的思想，當然就不能以刑罰為主、為先了。孔子通過“政”、“刑”之治與“德”、“禮”之治兩相比較之后，清晰地看到前者所導致的結果只能是“民免而無恥”；而后者則引領出了“有恥且格”的良性果實。孰優孰劣，何去何從，自不待言。在管理過程中，孔子強調對人的關懷和尊重，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強調入際和諧。這些管理思想，是富有智慧和充滿真理之火花的。即使是到了今天，對現實社會、現代企業管理都是有著積極的啟迪意義和借鑒價值的。

其次，引導人們處理好“義”和“利”的關系是彰顯經濟管理道德性的重要環節。義利關系問題，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不容回避、也無法回避的問題。西方管理學始終將“效率”置于第一，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犧牲人的尊嚴，將人降低為“物”，視之為“會說話的勞動工具”，導致金錢拜物教的盛行和泛濫。而東方特別是在儒家管理思想中，則堅持見利思義、義利兩有，并主張以此引導人們正確地處理物我關系。“義以為上”是管理活動的靈魂。孔子認為，作為管理者必須“義以為質”，即在管理活動中要始終堅持“義以為上”(《陽貨》)的原則。只有依“義”而行，才能真正貫徹管理者的意圖，確保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即“行其義以達其道”(《季氏》)。“求利”是管理活動的內在要求。管理的目的就在于保證社會的有序性，在于提高效率、在于富民強國。從這個意義說，管理的實質就是“求利”，管理的過程就是“求利”的過程，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是管理者的社會責任。當然，這里的“求利”決不是“惟利是圖”，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

而是“義”中之“利”，是“公利”，是長遠之“利”。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中，便可清晰地看到其“義”的精義之所在。齊桓公殺兄公子糾，糾之師召忽為保名節而自殺；可同為其師的管仲不僅沒有自殺，反而還拜為桓公相。世人對此多有微辭，就連孔門弟子也多存質疑。子路就曾懷疑地問道：“未仁乎?”子貢也同樣問于師：“管仲非仁者與?”而孔子又是如何評價的呢?“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仁”在孔學中是標準極高的道德范疇，能以“仁”許于管仲，足見孔子對于富民強國行為的肯定與贊許。他還就此進一步說道：“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徑于溝瀆而莫知也。”(《憲問》)在孔子看來，召忽自殺得到的只是“小名”、“小節”而已，而管仲之所為才是大仁大義、大名大節。追求“公利”、“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雍也》)，才是最大的“道義”。“義”、“利”統一是孔子經濟管理思想的實質。在孔子看來，“義”和“利”不僅不相矛盾，而且還“義以生利”。他在《陽貨》中說道：“信則人任焉”。意思是說，只要一個人有信譽，講信用、誠實忠厚，就一定能得到他人的重用，豈不是“利益”伴隨“義”而生嗎?在孔子那里，“義”是做人的根本，是人人都必須持守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通過“義”先“利”后，來突出人的主體性價值。“利”只能是為“我”服務的，而“我”決不可放棄對“義”追求，失卻“義”的規范。否則，必將墮落成為“物”(即利)的奴隸，最終為世人所棄：“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這種“以我為主，物以輔之”的物我關系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理論光輝。

4獎勤罰懶，激活勞動者的創造力

把勞動者的利益及其前途同勞動效果緊密結合起來，是古今中外通行之理，也是有效的管理手段。孔子有云：“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中庸·問政》)這種把利益分配與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管理思想無疑是正確的。孔穎達在其《疏》中云：“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廩薄，所以勸百工也。”在理想的工作環境和順暢的人際氛圍中，多數人都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做出成績。但也難免有人消極怠工，甚至犯下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這時，如果管理者是非不分，功過不辨，賞罰不明，不僅不能有效懲戒錯誤，而且勢必挫傷大多數勞動者的積極性，干擾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就此問題《為政》篇有以下記載：“哀公問日：‘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日：‘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這里的“舉”是指用人，“直”是指正直的人，“枉”是指邪曲奸佞之人。孔子認為，只有重用、提拔、獎賞那些品行端正、積極勞作的人，才能真正營造出“民服”的工作氛圍，收到“眾星共之”(《為政》)的良好效果。

在管理過程中堅持做到“餼廩稱事”、賞罰分明，不僅可以保護、調動“好人”的勞動積極性，而且能夠懲戒“惡人”，使之改惡而從善。佛經力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孔子強調“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顏淵》)。就如同“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只有“舉善而教不能”(《為政》)，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才能使人們克勤相勸、努力以勉，為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而共同奮斗。

孔子的經濟管理思想雖然誕生在二千多年以前，難免帶有濃重的時代烙印，但我們只要經過撥繭抽絲般的努力，剔除其糟粕，認真地汲取其精華，對于我們豐富管理內涵、拓寬管理視野、完善管理機制、提高管理效能，還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