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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法的本質屬性體現為社會性和經濟性，作為經濟法的核心——反壟斷法應彰顯此屬性。以經濟法本質屬性為視角，考察我國反壟斷法中的程序法制度，其存在諸多不足，表現為反壟斷實施主要是以行政程序為中心的、反壟斷法的法律責任過輕、分權模式會消弭行政執法優勢、非正式程序的殘缺和反壟斷訴訟案件本身特性未被重視等方面，故此應結合我國現狀對此進行適當修正。我國應采取的措施包括適時考慮反壟斷公益訴訟、加重反壟斷法的法律責任、重新配置反壟斷機構職權、完善和解程序和引入咨詢程序以及恢復經濟法庭的設置。

[關鍵詞]經濟法；經濟性；社會性；反壟斷程序法

為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需求，經濟法以補缺民商法和行政法緣于自身特質而無法調整現代社會顯現的一些經濟關系之不足而突起，同時經濟法學者在理論上力證其為一個獨立的法部門，并形成相對成熟的理論知識體系。本文以經濟法基本理論中的核心問題即經濟法本質屬性為理論工具，對我國反壟斷法中的程序法制度加以檢討，試圖從應然層面上構建彰顯現代經濟法本質的反壟斷程序法制度，同時在方法論上謀求經濟法基本理論對于經濟法具體制度構建的指導作用的發揮，從而對于從具體制度和實踐中“生產、提煉”的經濟法基本理論進行“消費”，貫徹“理論來自實踐并指導實踐”的邏輯進路。

一、反壟斷程序法對經濟法本質屬性之彰顯

(一)經濟法本質屬性之界說

“法的本質是整個法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任何法學研究者都不能也不應該回避的重大理論問題。”在經濟法學界，經濟法的本質問題吸引諸多學者進行深思，并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推進和學界對經濟法理論知識的積淀，對于此問題的解答盡管存在不同表述，但大體趨向一致即經濟法的本質屬性體現為社會性和經濟性。

社會性是生物作為集體活動的個體，或作為社會的一員而活動時所表現出的有利于集體和社會發展的特性。所謂經濟法的社會性是指經濟法是以維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為目標之法。經濟法的本質屬性是屬于元命題范疇，可以對經濟法的社會性進行多緯度解析。從價值取向看，經濟法是追求社會公共利益；從價值功能看，經濟法要實現實質公平和正義；從法律本位角度看，經濟法秉承社會本位。

經濟性自然是指與經濟密切相關的屬性。對于經濟法的經濟性本質屬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經濟法的作用領域或者調整對象是經濟關系。“經濟法是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其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具有經濟性。”有學者將其涵蓋為具有直接社會性的經濟關系，即發生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之中的直接影響社會和公眾利益的物質利益關系二是經濟法的目的是追求經濟效率。經濟法是在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出現低效或者無效的背景下的誕生的，其天然使命就是解決經濟效益問題。所以，經濟法的經濟性本質屬性表現為經濟法的立法與實施應該關注政府干預成本和經濟收益之間的比重。

對經濟法本質屬性的認識和界定不僅是為厘清其與相關法部門的邊界，更重要在于為經濟法理論和制度大廈的構建奠定堅實的基石，無論經濟法的概念、原則、理念和宗旨等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還是宏觀經濟法制度體系的規劃和微觀經濟法具體規則的設計，以及經濟法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安排都應以此為邏輯起點演繹而來，進而經濟法本質屬性的相關理論也就成為對業已存在的經濟法具體制度進行評判的界尺和參照。

(二)反壟斷程序法對經濟法本質屬性之彰顯

反壟斷法是現代各國維護各國合理的市場結構、有效規范和控制企業市場行為的重要工具，是現代經濟法的核心，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些西方國家甚至被稱為“經濟憲法”。作為現代經濟法核心的反壟斷法無論是實體法規范抑或程序法規則皆充分體現了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就反壟斷程序法而言，經濟法本質屬性不僅是透過其保障實施的反壟斷實體法得以顯現，而且其本身規則的設置也彰顯了經濟法的本質，本文主要針對后者來展開論述。

1、反壟斷程序法對經濟法的社會性之顯現

在價值取向上，經濟法社會性的本質體現為追求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反壟斷法作為經濟憲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圭臬。“反壟斷法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是通過對自由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的維護來實現的。它對壟斷結構和壟斷行為的規制是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目的的，其實際效果亦應如此。”。

然而，社會公共利益“雖有自己獨立的利益訴求，但由于缺乏獨立的人格而無法通過自身行為表達和維護自己的利益，任何一個有生命的個體都可能對社會公共利益形成危害，而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的國家由于各種原因也經常站在社會的對立面。”因而，為有效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應該要有充分表達社會公共利益的機制和程序。在反壟斷程序法中其典型形式是反壟斷公益訴訟。在美國，其反壟斷訴訟法體現鮮明的公益特點。首先，檢察官可以代表國家提起反托拉斯法禁止行為的損害訴訟，國家可獲賠償實際損失和訴訟費。其次，對違反反托拉斯法造成的威脅性損失或損害，任何人、商號、公司、聯合會都可向對當事人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和獲得禁止性救濟，以防止損失的發生和擴大。在德國，其《反限制競爭法》第33條規定了具有權利能力的工商團體，可以對反競爭行為提起停止侵害之訴。這種反壟斷訴訟請求權的社會化和多元化現象，凸現經濟法以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性本質。首先，我們應當認識到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表達，離不開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然而，緣于行政主體存在諸如信息偏在、政府俘獲以及利益偏好等種種弊端，決定了行政評價機制功能之不足。因此，為彌補公共權力機構實施反壟斷法的的不足，反壟斷訴訟請求權社會化和民問化成為必要即對違反反壟斷法造成的威脅性損失或損害，任何人或者民間團體可以向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反壟斷程序法透過訴訟請求權主體多元化的方式，形成社會公共利益之嚴密的防護墻，讓社會公眾能夠以可操控的方式實現和追求社會公共利益。

2、反壟斷程序法對經濟法的經濟性之顯現

一是緣于經濟法調整對象是承載物質利益的經濟關系，其規制方式必須仰賴經濟手段或者財產責任，憑借重罰而達成威懾之目的。反壟斷程序法中設置的法律責任是以財產責任為核心的。首先，許多國家反壟斷程序法中關涉民事責任規定是以損害賠償為中心，而且一些國家還有三倍損害賠償的立法規定。如美國謝爾曼法第七條規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項而遭受財產或營業損害的人，可在被告居住的，被發現或有機構的區向美國區法院提起訴訟，不論損害大小，一律給予其損害額的三倍賠償及訴訟費和合理律師費”。我國臺灣地區的公平交易法的第3l和第32條有相類似的規定。在反壟斷法中，民事責任承擔方式主要有損害賠償和停止侵害。不容置疑，獲取損害賠償尤其三倍額度的賠償數額是促使私人訴訟最大動因。在美國，從1941年至1985年間，私人訴訟案件數量達到29588件，嗣后一年約有600至1000件之間。其次，反壟斷程序中的行政責任一般是以行政罰款為重點。

在日本，行政罰款在禁止壟斷法中被稱為課征金，其第七條之二規定：“事業者在內容含有不正當交易限制或屬于不正當交易限制事項的國際協定或國際契約中，由于操縱商品或勞務的價格或者實質限制商品或勞務的供給量從而影響其價格時，公正交易委員會應依據該法第八章第二節規定的程序，命令事業者向國庫繳納課征金。”最后，多數國家的反壟斷法中都明確規定了刑事責任，但是對于壟斷行為的刑事責任一般只規定了罰金和監禁兩種責任形式。

從美國反托拉斯案件中處以監禁數量來看，監禁的適用是如此的稀少，因為它的威懾效果是微弱的。反壟斷程序法以財產責任為核心是由于市場主體實施限制競爭行為目的為獲取高額壟斷利潤，損害賠償、行政罰款和刑事罰金對違法者可以說是釜底抽薪，因為它拿走了違法者的在違法行為中的所得，使得違法者從違法行為中得不到任何好處，可收到打擊和威懾違法者與潛在違法者和恢復自由競爭秩序之效。

二是對經濟效率的關注是經濟性本質屬性另一表現。許多國家反壟斷程序法中一些制度設計皆體現了經濟法這種本質屬性。”首先，反壟斷法實施以行政程序作為中心。反壟斷法實施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遵循行政程序的行政控制模式的優點在于它能夠通過較低的成本來實施法律，因為行政官員只需要換一個新的辦公地點就行。”而通過司法程序審理案件必須遵循一定固有的程序如調查、起訴和判決等，這些程序的運行所需的費用是昂貴的。因為，“反托拉斯法的正義本來就是一種極昂貴的正義——只要想想審判所需要準備的營運計劃、帳冊報表、付給律師的天文數字酬金。”所以，行政程序對于反壟斷法實施具有節約成本，較強靈活性的優勢，使得各國反壟斷法實施程序中皆以行政程序為重點。其次，大量非正式程序被采用。非正式程序是與正式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相對應的一種反壟斷法實施程序，非正式程序主要包括協商和解和咨詢等制度。壟斷作為一種經濟現象，其依賴專業人員憑借專業性知識采集大量數據來認定，同時壟斷行為具有很高隱蔽性，相關數據的采集十分不易。

此外，對壟斷的認定往往受制于變動不居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等因素，相同內容的法律條文在一國不同時期的執法標準都有可能迥然相異，這種反壟斷法的可預測性差的特點會使得經營者的商業經營行為有可能遭受不能預測之法律風險。對于非正式程序中和解程序的運用，不論對企業或執法者，都可避免長期“拉鋸戰”帶來財力浪費與“心力交瘁”的痛苦，其所節省的人力、時間與花費，著實相當可觀。最后，優先處理反壟斷法案件或者設立專門法庭審理反壟斷案件。由于壟斷本身是利弊皆備之經濟現象，所以對壟斷合法性的肯認往往隨著一國的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諸多因素的變化而變動不居，這決定了負責反壟斷案件處理的人員具備相當高的專業知識。另外，一個反壟斷法案件涉及多個層面的利益關系，如果久拖不決，必然使這些利益關系處于不確定狀態，影響社會整體經濟效益目標的實現。為應對這些問題，有的國家如美國啟用大批經濟學家、法學家和律師處理反壟斷法案件，并且對于反壟斷法案件司法機關要優先審理。還有一些國家如德國、日本等設立了專門的法庭處理反壟斷法案件。

二、我國反壟斷程序法之立法檢討

不容置疑，反壟斷法應包涵反壟斷實體法和反壟斷程序法，然而，“正義的實質在很大程度上是程序性的”。對于我國反壟斷程序法的關切和深度化的思考，不僅會促進反壟斷法乃至經濟法的理論更加周延和強化其說服力，且在實踐中會有助于實體法功能的有效發揮，達成其追求的宗旨和目標。2007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的出臺，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法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反壟斷法作為現代經濟法的核心，其應該彰顯和體現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忽視此點，其將不免有淪為行政管理法之虞。故此，對我國反壟斷程序法的評析，必須借助于經濟法本質屬性理論。

(一)我國反壟斷程序法對經濟法的社會性彰顯不足

上文提到在反壟斷程序法中，經濟法的社會性本質集中體現為反壟斷訴訟主體多元化和社會化以及公益訴訟制度。從我國反壟斷法條文可以看出，反壟斷實施主要是以行政程序為中心的。時至今日，對于經濟法社會屬性以及相關理論如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經濟法是以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等認知在學界已成共識，然而其對立法的影響不夠深刻。就反壟斷程序法而言，以行政程序為中心的反壟斷法實施機制排斥了反壟斷公益訴訟，加之規定的私人反壟斷損害賠償訴訟制度的簡陋，這樣以體現社會公共利益的自由市場競爭機制的維護將會遠離社會公眾的參與，反壟斷法的實施效果讓人不無憂慮。以體現社會公共利益的自由市場競爭機制的締造和維護固然離不開政府行政行為，但是我國司法實踐說明完全依賴行政程序也是不足取的。譬如，反壟斷法中許多實體制度早已存在，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制的十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中有五種是壟斷行為，包括強制交易、行政性壟斷、搭售、串通投標和掠奪定價等，另外價格法中規定了禁止協議固定價格、掠奪定價以及禁止壟斷價格等，對外貿易法作了不得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實施壟斷行為的規定等，這些制度的實施主要依賴行政機關行政執法行為，但是從實際運行的效果來看并不十分理想。

(二)我國反壟斷程序法未充分體現經濟法的經濟性本質

1、反壟斷法的法律責任過輕

我國反壟斷法規定的法律責任主要有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從整體上考察，反壟斷法律責任基本上是以財產責任為中心，但是從其具體規定來分析，對于反壟斷行為的處罰太輕，威懾反競爭行為的目的不能有效達成。首先以行政罰款為例，我國反壟斷法中主要有兩種罰款類型，一是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二是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前者適用于實施壟斷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后者適用于未遂的壟斷協議、經營者違法集中和行業協會組織實施本行業的經營者實施壟斷協議行為。對于實施壟斷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給予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的處罰比較合理，但是對未遂的壟斷協議和經營者違法集中的罰款以50萬元為上限，違法壟斷經營者幾乎感覺不到“割肉”之痛。其次就民事責任而言，由于反壟斷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規定之簡陋，其將很難完成支撐私力實施機制的重任。再次，對于行政壟斷的處罰不力。依據反壟斷法第51條規定，行政主體實施行政壟斷的，只能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最后，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我國反壟斷法未將任何一種法律責任延伸至企業高管人員。這確實是一個制度缺陷。因為反壟斷法領域的違法行為比其他領域的違法行為具有更高的隱蔽性，公共實施機構獲得違法行為的證據十分不容易，因此壟斷案件受查處率不高，而壟斷案件的始作俑者往往就是經營者的高管人員或者負責人，這些人員往往因壟斷行為而受益，卻不因實施壟斷行為受到法律處罰，尤其是國有企業，其資產屬于國家所有，一旦壟斷行為被查處受損失只能是國家，而企業負責人則置身事外。

2、分權模式會消弭行政執法優勢

從我國關于反壟斷機構的立法規定來看，反壟斷委員會負責組織、協調、指導反壟斷工作，反壟斷執法機構負責反壟斷執法工作。而反壟斷執法任務將來可能會由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國家工商管理總局承擔。行政程序在反壟斷法實施中其優勢在于節約成本和較強靈活性。無論域外潮流抑或國內學者的理論設想，反壟斷執法機構應該是統一、獨立、有效的。然而，我國這種“分權式”的執法模式，在執法過程中不無可能出現競相執法與相互推諉并存的情形，另外，像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商務部本身還要承擔實施與競爭政策具有緊張關系的產業政策的職能，其很難平衡兩者的關系，這將會使反壟斷法實施處于要么成本較高、要么無效的境地。

3、非正式程序的殘缺

非正式程序在反壟斷法中大量運用，是作為經濟法核心的反壟斷法追求經濟效率的經濟性本質的體現。從我國反壟斷法關于非正式程序的立法規定來看，主要存在這兩方面問題，一是我國反壟斷法第45條所規定的承諾制度顯得粗糙。此項承諾制度屬于反壟斷案件調查中的非正式程序的和解制度。盡管非正式程序中和解制度的優點是明顯，但是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即其有可能導致出現有學者指出的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私相授受”，且有可能損害受害人的求償權。然而，我國反壟斷法對此未加重視而采取相應的制度去克服。二是咨詢程序的缺失。上文提到，未克服反壟斷法的不確定性和影響其實施的經濟政策的易變性等弊端，一些國家允許經營者事前咨詢以減輕反壟斷法上的風險。對于此項制度，我國反壟斷法也有給予關注的必要。

4、反壟斷訴訟案件本身特性未被重視

從現行相關立法規定來看，我國將來涉及到反壟斷訴訟案件主要包括反壟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案件和對反壟斷執法機構處理不服而提起的反壟斷行政訴訟案件。法院在反壟斷法的實施中不可避免要承擔比較吃重的任務。而作為市場經濟高級法的反壟斷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其關涉壟斷及其危害的判定都很復雜，要求反壟斷訴訟案件的處理需要深厚的專業知識、精湛的業務技術和較高的經濟政策水平。對此，我國反壟斷法也并未給予重視。

三、我國反壟斷程序法之重塑

從上文論述中可以看出，我國反壟斷程序法的制度構造無論對于經濟法的社會性本質抑或其經濟性本質皆彰顯不足，決策者在立法時沒有脫離行政管理法的窠臼，導致我國反壟斷程序法的“經濟法色彩”不濃。所以，即便在反壟斷法實體制度中如何構造體現社會公共利益、保護自由競爭體制的規則，但是在程序法中沒有使這些規則高效運作起來成為秩序規范的制度設計，該規則至多僅能充當宣傳反壟斷法的標語而已。故此，針對我國反壟斷程序法中存在的問題，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適時考慮反壟斷公益訴訟

我國反壟斷法實際確立了像日本采取的“公正交易委員會如不行動，一切都會靜止不動”的僵硬實施機制，它國的反壟斷法實施中的教訓應該引起我們重視，我國應當確立反壟斷公益訴訟。公益訴訟包括公益公訴和公益私訴。前者是指由國家機關代表社會公眾或者公共利益提起的訴訟，而后者則指由民間團體或者公民個人未維護公共利益提起的訴訟。

目前有學者主張我國應建立以人民檢察院代表國家的反壟斷民事訴訟制度。筆者認為此主張不妥，至少目前行不通。理由在于我國既然建立以行政執法為核心的實施機制，對此應該保持必要的尊重，其他的實施方式僅起到必要的補充作用。若由人民檢察機關負責對壟斷案件進行立案、偵查、起訴，這必然要和反壟斷執法機關的執法行為相沖突，造成執法體系的混亂。故此，筆者主張可以考慮建立反壟斷公益私訴制度即由社會團體或者公民個人提起反壟斷民事訴訟。考慮反壟斷民事責任主要是損害賠償和停止侵害，而損害賠償應由受害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所以反壟斷公益訴訟應該限于停止侵害訴訟。

(二)加重反壟斷法的法律責任

為確保反壟斷法威懾性目標的達成，應該加重我國反壟斷法的法律責任。首先，對未遂的壟斷協議和經營者違法集中的罰款上限應該確定一個比較高的數額。2008年國務院對《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進行了修訂，提高了行政罰款的額度。新修訂的《處罰規定》對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低價傾銷、價格歧視以及不執行法定的干預措施、緊急措施的行為，將罰款額度由原來的“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和“4萬元以上40萬元以下”提高為“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此項處罰主要是針對沒有違法所得的一些價格壟斷行為，筆者建議為保證反壟斷法與其他法律協調一致，可以此為借鑒。其次，加大行政壟斷的法律責任，改變“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的法律后果為由反壟斷主管機關及其授權的機構進行處理。

再次，確立經營者負責人的法律責任。法律責任應當包括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民事責任主要是損害賠償責任，即經營者的負責人決定實施的壟斷行為因違法給經營者造成損失的應當負責賠償。行政責任的承擔筆者建議可以參考招投標法的相關規定，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單位罰款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最后，完善反壟斷法損害賠償制度。我國反壟斷法第5O條規定損害賠償制度是如此粗糙甚至還不如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詳細，至少其確立了計算賠償額的方法。故此要使此項制度得以真正有效的運行，必須完善配套機制。有學者研究美國反壟斷法私人實施比較發達的原因在于其建立一系列的激勵機制，包括集體訴訟制度、勝訴酬金制度、三倍損害賠償制度和有利于原告的訴訟費用與舉證責任制度等。盡管美國這些鼓勵私人提起反壟斷訴訟制度植根其特有國情和文化，但是其對致力于發展市場經濟的國家無疑具有借鑒意義，筆者主張將來我國不妨借鑒這些激勵機制來構建反壟斷損害賠償的配套制度。

(三)重新配置反壟斷機構職權

我國過分遷就現實的反壟斷執法機構的設置與學者的設想相去甚遠，且在將來設置統一、獨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為了使反壟斷法更有效得以實施，筆者主張不妨以我國反壟斷法規定的機構設置為框架，以法國反壟斷法執法機構職權演變來重新配置我國反壟斷機構的職權。在法國，反壟斷執法機構主要有二種：競爭委員會和經濟部長。競爭委員會主要兩大職責即接受有關競爭事務之咨詢和對集體限制競爭行為的裁決處罰，這里集體限制競爭行為包括企業聯合、市場支配地位濫用以及經濟依賴狀態濫用。經濟部長主管企業結合行為，同時其具有對反競爭行為的調查權。法國的競爭委員會原來純系有關競爭事務之咨議機關，其1986年頒布的競爭法強化了該委員會的職能，在授予其集體限制競爭行為裁決之權限的同時將對卡特爾或控制企業經濟力濫用案件處理建議權升格為裁決權。

2009年1月，法國競爭委員會被競爭局替代。新成立的法國競爭局承襲原來競爭委員會的職權，同時競爭局還新增一定調查權限。法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職權的演變是以競爭委員會為核心的，競爭委員會職權從原來的建議權逐漸擴大為裁決權以及調查權。據此，我國反壟斷機構職權可以依照其模式并結合相關機構的職能進行重新配置，首先在繼續承認反壟斷委員會具有協調的職能前提下，賦予其執法職權即對于壟斷協議、濫用市場地位和行政壟斷等壟斷行為具有行政執法權，而對于企業集中的規制權由商務部承擔。另外，國家工商局則負責實施壟斷行為被剔除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盡管這樣的反壟斷職權配置，依然為分權執法的模式，但是筆者認為這種逐漸強化反壟斷委員會的地位并弱化其他執法機構的反壟斷執法權限的改進思路，是在統一、獨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的設置未果和現實職權配置有可能低效背景下的一種比較可行合理的方案。

(四)完善和解程序和引入咨詢程序

針對我國反壟斷法中承諾制度的存在問題，一是需要明確反壟斷執法機構在決定是否接受被調查經營者的承諾、停止調查時的標準為是否會損害公共利益。同時為確保社會公共利益在承諾制度中不被損害并具有可行性，承諾的內容要公開，供社會公眾監督。二是賦予第三人以一定的“參與權”。建立利害關系人參與機制是必要的，如果所涉壟斷行為已造成第三人利益損失，則該第三人有權知曉和解協議的全部內容，并在協議締結過程中參與協商，合理意見應被采納。對于咨詢程序，我國有必要引入。一方面該制度本身固有的優勢在于減少經營者的法律風險并能規范其行為，提升反壟斷法的可預測性；另一方面對于我國這樣缺乏反托拉斯傳統的國度在反壟斷法實施的開始階段，正式的調查可能僅用在少數案件中，大量案件將主要適用非正式程序，這樣客觀上便需要包括咨詢程序在內多種類型的非正式程序，同時咨詢程序有助于反壟斷機構宣傳國家的競爭政策和培育經營者的自由競爭意識。

(五)恢復經濟法庭的設置

為及時有效處理反壟斷訴訟案件，針對其專業性、技術性和復雜性的特點，結合我國的現實圖景，應考慮相適應的機制予以應對。一般來說，世界各國并未設立獨立的反壟斷訴訟程序來解決反壟斷糾紛，普遍的做法是在現有訴訟程序的基礎上加入特別機制的方法。筆者主張可以考慮恢復經濟法庭的設置。由經濟法庭審理一些經濟案件和公益案件。此處的經濟案件是指經濟性、技術性很強的案件，如反壟斷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案件、稅收行政訴訟案件和環境侵權民事訴訟案件等。同時，考慮在法庭內另設咨詢委員會，咨詢委員會成員應主要由資深法學、經濟學、稅收學、社會政策學和環境學等方面的專家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