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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遭到了歷史罕見的巨大沖擊。世界經濟的各種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世界經濟格局處于動態轉換之中：世界經濟結構加快調整，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深刻變革，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孕育突破，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實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我國應科學認識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特點，準確把握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加快實施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爭取在未來的全球經濟合作競爭中建立更大的比較優勢。

[關鍵詞]金融危機；世界經濟格局；動態轉換

“十二五”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從國際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結構加快調整，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深刻變革，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孕育突破，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實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如何把握大變局中的大趨勢、應對大調整中的大挑戰、抓住大變革中的大機遇，成為站在新起點上的中國必須深入思考和著力破解的重大課題。筆者認為，世界經濟格局是世界各國間經濟實力對比和經濟影響強弱的一種結構性體系和勢能狀態，對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認識和判斷需要深入到世界經濟的各個領域，并從各大經濟活動的主體、環境和運動方向上對其變化特征及其變化程度給予細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趨勢。

一、世界經濟結構進行深刻調整

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進而]變成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結構進入新的調整時期。西方發達國家負債消費、新興經濟體出口拉動、資源輸出國依賴資源出口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被打破，全球產業結構、需求結構、生產結構、貿易結構隨之發生重大變化，處于深刻調整之中。

（一）全球產業結構開始新一輪調整升級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全球經歷了二戰以來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大力發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術產業，把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我國成為這輪國際產業轉移的主戰場并躍升為世界制造業大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把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作為應對危機的重要舉措，第五次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序幕已經拉開。[1]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將表現出以下特征。一是發達國家進入一輪“再工業化”過程。金融危機可能會使發達國家服務業過于超前發展、工業發展相對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調，發達國家在高端消費品、投資品方面的生產能力將會增強，這對發達國家改善產業“空心化”現象以及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將起到積極作用，但在短期內對外貿依存度較高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產生一定不利影響。二是產業分工向產品內分工方向發展。產品內分工是指將一體化生產過程分為若干獨立生產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國家完成，形成全球生產網絡。在產品內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國際產業分工將進一步細化，一國可能僅負責一道生產工序；產業轉移鏈條將向兩端延伸，從傳統生產環節轉移轉變為生產、流通、服務等多環節轉移；產品生命周期急劇縮短，一開始就轉移最先進的技術和生產方式。三是產業轉移的服務化特征日趨明顯。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加快，目前服務業占跨國直接投資比重已超過制造業。隨著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金融、電信等行業跨國并購正成為跨國投資的主要領域，汽車、電子、醫藥、化工等傳統制造業的轉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相關服務業的發展。

（二）全球需求結構出現新的動向

世界經濟結構深刻調整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世界需求結構發生新變化。在2009年的世界經濟增量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超過50%，改寫了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經濟增長的歷史。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階段，與發達經濟體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恢復緩慢形成對照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增長較快，進入新的需求高峰期。這不僅產生商品和服務需求，而且產生對投資和各類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更大需求。比如，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不僅具備了海外投資的外匯資金實力，而且工程建設企業競爭力不斷增強，具備了參與國際競爭的條件和優勢。工程建設企業對外承包業務的發展，將帶動出口貿易和實體投資的同步發展，成為我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展經濟貿易合作的新紐帶。

（三）全球生產供應鏈區位導向發生變化

金融危機后，從糾正世界經濟失衡出發，一些發達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戰略，不少國家限于就業壓力，出臺了一些不允許獲補貼企業投資流出、承諾最低國內采購額度，或通過調整稅收措施吸引本國企業投資回流和留住國際投資者的應急性投資保護政策。但跨國巨頭們并未放棄全球生產網建設和全球價值鏈布局的整體戰略。應急或暫時的收縮與回歸發達地區的產業規模有限，從企業生存及贏利出發，將戰略重心從傳統市場轉向新興市場仍是大勢所趨。[2]危機后全球生產網絡呈現三大新趨勢：一是行業重組引發全球跨境產業轉移加速。危機中行業領先企業的能力削減為行業整合、形成新的行業領袖提供了市場契機，在本行業內尋求合適的并購對象，借勢壯大成為重要的策略。二是區域性供應鏈地位上升。由于碳關稅、物流、法規的變化和自貿區談判的盛行，一些跨國公司更傾向于在區域上形成一個完整的供應鏈。比如，以往日本將歐美作為其主要海外市場，目前由于歐洲和北美市場的收益很不樂觀，則加強在東南亞的區域整合。三是隨著核心市場轉移，相對于成本型供應鏈，目前市場導向型的供應鏈地位趨于上升。比如隨著中國本土市場的發展，更多的跨國公司意識到中國同時作為其內銷市場和出口平臺的雙重角色，大多對在華投資不減反增，與其在歐美市場撤資關廠的舉動形成截然相反之勢。新一輪全球生產網建設不僅帶動全球制造重心向新興國家轉移，更將推動從設計、研發、物流運輸直到售后服務等服務業全球分工體系向新興國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貿易結構逆全球化趨勢兇猛

“北方”國家轉向“南方”尋求貿易出路成為國際貿易格局變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全球貿易量減少了12.2%，是70年來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機中發達國家貿易下降尤為顯著，與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國的出口縮減了17.9%，進口縮減了25.9%。相形之下，新興和未來市場作用顯著上升。1985年，發展中國家占美國出口總額的32.8%，占進口總額的34.5%。到2009年，發展中國家占美國出口總額的51.6%，占美國進口總額的59.8%。[3]新興市場的崛起對美、歐、日市場主導全球貿易流向的傳統格局形成顯著影響和挑戰。2003年~2008年的5年間，金磚四國出口額占全球出口額的比重從9.7%增長為14.5%，四國進口額占比從8.0%升至11.5%。2009年，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約占全世界出口額的10%；同時，中國還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商品進口國，進口額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巴西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據印度商工部統計，2008~2009財年，印中貿易額達360億美元，同比增長7%，而同期印美貿易額為340億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貿易額突破500億美元，增長幅度更接近40%。[4]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和逆全球化的雙邊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數目激增，從兩個方向上改變著WTO倡導的多邊自由化貿易體系。據世界銀行統計，危機以來至2010年，G-20國家中有17個國家共出臺了78項貿易保護措施，其中有47項已付諸實施。經合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聯合報告則稱，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臺了250項具有貿易保護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雙邊和區域貿易談判顯然對推進多哈談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協定各成一體，有的非常全面，不僅包括商品貿易，而且包括服務貿易、外國投資、知識產權保護、勞動權利和環境保護；有的則范圍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門（如農業貿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這些協定采用不同的原產地規則，直接挑戰WTO規則。

二、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艱難變革

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三大多邊經濟協調機構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顯，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預見和監管國際金融領域的失序與風險，WTO多哈回合談判難達成果，令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分離思潮趨于上升。盡管發達國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導權，卻又擔心傳統多邊協調機制因新興大國另辟平臺而被邊緣化，比如新興經濟體，尤其是新興亞洲各國依靠強大的外匯儲備，抵御金融不穩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發展中國家間探索出多種對外援助和捐款機制，而削弱了世界銀行的傳統角色；一些國家轉向締結雙邊或區域投資貿易協定，而不再熱衷于加入WTO。危機后，相對于全球經濟主體多元化，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崛起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發展格局，現行國際經濟協調中的非多元化傾向和發達國家主導傾向遭遇嚴重挑戰。[5]

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著力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①構建多層次世界經濟治理架構和機制安排，發揮各種機制在世界經濟治理中的綜合效用。一是全球多邊層面的治理機制，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二十國集團等。二是同類國家、跨地區層面的治理機制，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西方七國（八國）首腦會議、“金磚國家”等。三是區域層面的治理機制，如歐盟、亞太經合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上海合作組織等。四是雙邊合作、協調的治理機制，如“中非合作論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平臺和機制。在多層次的世界經濟治理機制中，應著力推動二十國集團成為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主要平臺，確保其在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同時處理好二十國集團機制同其他治理機制的關系，發揮各種機制在世界經濟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動建立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全球多邊貿易機構，是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內的多哈回合談判即將進入密集談判的關鍵期，當前應繼續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時，應堅定不移地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堅持平等對話協商，妥善應對和處理貿易摩擦與分歧，推動形成自由開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貿易環境和全球貿易體制。③推動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全球經濟治理的根本目標是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這就需要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原則，繼續深化改革，不斷健全和完善現有國際經濟組織機構，形成一個更有利于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國際經濟體系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在對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大支柱所組成的組織架構進行調整和改革的同時，將會以更加靈活和多元的機制進行框架外協調，這也將成為金融危機帶給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變化。

三、科學技術創新孕育產業突破

每一輪科技革命催生的新產業都有生命周期，經濟危機及其引發的經濟衰退也往往與產業缺乏進一步的創新、沒有新的科技和產業革命及時跟上有關。現在，世界經濟正在恢復增長，雖然復蘇較為緩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將帶來新的產業革命，進而推動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

從20世紀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學技術成為生產力的作用和過程發生了質的變化，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現代經濟增長主要由科學技術的進步來推動，經濟增長速度主要由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來決定。與此相關，科技與經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帶來新產業革命，科技創新幾乎與產業創新同時進行。因此，產業轉型升級依賴于科技創新并以科技創新為先導，是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結合。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創新是驅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體現了科技創新的方向。19世紀，電磁學發展成為電氣革命的知識基礎，使電力、化工等工業部門得到迅猛發展。20世紀初，半導體物理和材料的發展、現代計算機理論和模型的突破等成為電子革命的知識基礎，使電子、信息等新興產業得到快速發展。未來科技創新將為生產力發展打開新空間，引發新一輪產業變革，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主導和支柱產業，引領人類進入綠色、低碳、智能時代。由于新興產業能夠帶動整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因而一個國家和地區在某一時期的競爭力和競爭優勢關鍵在于有沒有發展起在這個時代處于領先地位的新興產業，形成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國家紛紛進行戰略部署，推動節能環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努力搶占新一輪發展的戰略制高點。美國十分強調新能源、航空航天、寬帶網絡的技術開發和產業發展，積極推行“綠色經濟復蘇計劃”，期待實現“綠色技術”革命；日本把重點放在信息技術應用、新型汽車、低碳產業、新能源（太陽能）等新興行業；歐盟著力提高“綠色技術”和其他高技術水平，推動“綠色經濟”發展。

國際金融危機雖然在虛擬經濟層面上爆發，但深層次問題還在實體經濟層面，在新一代主導產業的選擇上。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需要準確把握創新和產業轉型處于孕育期的特點，通過加快推進科技創新，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努力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戰略制高點，并以此來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四、新興市場國家整體性崛起

整體性崛起壯大是發展中國家新一輪經濟增長浪潮的標志性特征。所謂整體性是指新一輪浪潮涉及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覆蓋了亞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數國家。“新興市場”這一概念，代表了發達國家及其企業看待發展中國家的一種[光或者視角。當前我們所談的新興市場國家，是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后興起的一批國家，它們普遍具有經濟增長速度快和市場潛力大的特點，而且正力圖通過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逐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新興市場國家是一個群體，具體的數量有不同的說法。其中，特別令人矚目的除了“金磚國家”[6]合作機制內的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還有“新鉆十一國”（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韓國、菲律賓、墨西哥、孟加拉國、尼日利亞、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國”（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興市場國家的鮮明特點，就是經濟發展正在步入上升期。這種勢頭不僅表現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而且在危機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來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又高于一般發展中國家。其次，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率先復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0年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將達到7.1%，“金磚國家”的增長更為強勁，遠高于發達國家。2010年，全球經濟增速將超過4.5%，其中新興市場國家的貢獻達到60%左右。根據加拿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IGI的預測，2025年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將從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羅斯和墨西哥四國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國和印度將提高到14%。2050年，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將各占50%。[7]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率的對比表明：國際經濟力量正在調整和轉移，新興市場國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將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和源泉。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不僅從經濟總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從制度結構上對于世界經濟格局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正在改變經濟要素流動和經濟存量的歷史格局，給世界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進注入了活力。[8]發達國家的一些傳統產業面臨來自新興市場國家不斷上升的競爭壓力，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受到挑戰。為了應對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發達國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將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納入一個符合西方利益的軌道和制度框架中，這樣既可以分享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些國家經濟實力增長的方式和速度，從而達到維持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傳統優勢地位這一根本目的。對于新興市場國家未來的發展而言，如何與發達國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經濟體系形成良性互動，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成為現有國際格局調整中的一個重要變量。

五、中國應對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政策建議

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經濟中多年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也隨之更加突出。變革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外部壓力，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機遇期。我們要緊緊抓住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的良好契機，不斷解放思想，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爭取在未來的全球經濟合作競爭中建立更大的比較優勢，最終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1.努力增強參與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能力

發達國家在自身實力遭國際金融危機重創、深陷經濟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時，一方面要求我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希望我國拯救世界經濟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務和國際組織中給予我國更多應得之權利。在此情形下，我們要堅持從國情實際出發，不承擔于我無益的責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諾，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科學、合理的方向發展，朝著于我有利的方向發展。總的來說，在新一輪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改革中，必須要消除原有發展模式下積累的矛盾，既要繼續發揮全球化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積極作用，又要避免出現利益分配嚴重失衡的結果；既要繼續保持國際分工帶來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產生的負面影響；既要發揮金融市場便利資金流通的積極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場過度波動對世界經濟造成沖擊。

2.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世界經濟格局調整孕育我國加速培育國內消費市場的新優勢。立足于擴大內需，是我國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長期戰略方針。在擴大內需中，釋放城鄉居民消費能力、擴大消費規模具有很大空間和潛力。2010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僅占全球消費市場的11%左右，而美國和歐元區的消費市場占全球消費的3/4左右。2010年我國人均GDP將突破4,000美元，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條件日趨成熟。應加快把國內消費培育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形成以國內市場為支撐的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

3.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當前，新一輪的產業革命正在醞釀，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正在進行。在新的形勢下，要立足當前，著[長遠，用世界[光觀察問題，從國情出發統籌謀劃，搶抓有利時機，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推動產業發展方式轉變。[9]為此，一方面，要積極做好準備，承接發達國家在下一輪產業調整中轉移而來的先進產業；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氣推進自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