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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米香的經濟增長代價理論為理論依據，研究經濟增長與青少年犯罪率之間的關系，選取中國2003~2015年的青少年犯罪率以及經濟增長數據，通過實證分析研究影響青少年犯罪率的因素，研究結果發現，GDP年增長率對青少年犯罪率有微弱的正向影響，收入差距對青少年犯罪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對青少年犯罪率有抑制作用。

關鍵詞：經濟增長；青少年犯罪率；教育水平；收入差距

一、引言

自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犯罪和暴行的根本原因是貧窮和無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迅猛發展，教育的普及程度史無前例，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就是犯罪事件的大幅增加。這似乎印證了米香在《經濟增長的代價》一書中做出的預測，米香認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相比，我們更接近于暴力的邊緣，而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的迅速發展。在我國的犯罪現象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青少年犯罪率的飛速增長，青少年犯罪不僅僅對社會治安造成了危害，也是我國潛在人力資源的重大損失。現有的研究更多是從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的角度，從個人層面對青少年犯罪現象率進行分析，但近些年這一問題也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注意。經濟增長對青少年犯罪率的影響機制，可能與傳統的刑事犯罪率存在些許區別，本文旨在經濟增長對青少年犯罪率影響這一問題上做出有益探討。

二、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犯罪一直是法學和社會學研究的重點，直到1968年GaryBecker提出了威懾理論，犯罪經濟學才真正成為一門學科。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經濟發展對青少年犯罪率的作用方向在各國并不統一，這說明經濟發展與青少年犯罪率之間存在著較為復雜的傳導機制。Eric（2002）通過對美國的犯罪數據進行分析，認為收入差距是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武立（2017）通過對我國青少年犯罪率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認為失業率上升才是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這與陳春良、易君健（2009）的研究結果相似，經濟轉型期間，弱勢群體就業條件的下降會導致中國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陳屹立（2008）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教育水平、城鄉收入差距、貧困率等是影響個體犯罪行為的主要因素，吳士煒（2015）在這一研究基礎上繼續進行了探索，認為鄉村人口流動率對刑事犯罪率存在正向影響關系，謝建社（2014）通過實證檢驗論證了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減少犯罪。張麗、呂康銀和陳漫雪（2017）從公共安全支出這一角度進行了分析，認為公共安全支出提高對總體刑事犯罪有著顯著的抑制作用。通過總結文獻，可以看到經濟增長對青少年犯罪率的影響目前主要從兩個方向進行研究，一是經濟增長通過教育水平影響青少年犯罪率，二是經濟增長通過收入差距影響青少年犯罪率，主要是依據時間序列數據或面板數據建立回歸模型進行研究。但根據米香的經濟增長代價理論，不僅僅是收入差距以及教育水平會對犯罪率造成影響，政府習慣將經濟運行情況與就業情況，物價穩定以及收支平衡掛鉤，但事實上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效應主要來源于增長本身，經濟持續增長的來源是持續的不滿，通過對環境的破壞以及資源的損耗，經濟才能得以持續高速增長。因此經濟增長過快會使得身處這一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更容易具有攻擊性，更容易實施暴力犯罪等反社會行為。通過查閱文獻可以看出，國內現有文獻對于經濟增長與青少年犯罪率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研究更多集中在經濟增長與刑事犯罪率之間的實證分析。本文將研究GDP年增長率與青少年犯罪率之間的影響作為主要研究內容，并加入教育支出以及收入差距作為變量，探究經濟增長對青少年犯罪率的影響。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影響青少年犯罪率的因素有很多，但與刑事犯罪率相比，影響因素略有不同，通過總結文獻，本文主要采用經濟增長速度，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差距三個影響因素作為解釋變量，由于GDP年增長率是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因此本文將GDP年增長率作為表示經濟增長速度的變量。模型中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采用自然對數形式，以消除量綱和異方差的影響。構建的回歸方程為：InTeen=c+b1InGini+b2InTeach+b3In-Gdpgr+e1（1）其中，Teen表示青少年犯罪率，Gdp-gr表示經濟增長水平，Gini表示收入差距，Teach表示教育水平，c為常數項，e1為殘差項。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設定在構建回歸模型時，被解釋變量青少年犯罪率采用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罪犯中的青少年罪犯占刑事罪犯比重（Teen）來表示，解釋變量1采用GDP年增長率（Gdpgr）來表示，解釋變量2收入差距采用基尼系數（Gini）指標來表示，解釋變量3教育水平采用國家統計局每年的初中生升學率（Teach）來表示。由于我國的基尼系數的最早時間為2003年，因此，本研究中各指標數據均以2003年為起始年份，所有使用數據均來自2003年~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青少年犯罪率中的青少年年齡定義為14~25歲。

（三）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考慮到分析的時間序列可能存在非平穩性，為避免出現偽回歸的現象，需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序列均為非平穩序列，因此有必要對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做單位根檢驗，相關變量的檢驗結果見表1所示。結果顯示，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并且對變量進行Engle-Granger兩步法協整檢驗，可以看出殘差序列為穩定序列，因此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利用Eviews7.2對模型進行逐步回歸，結果如下：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4的R2，F值以及D-W值比前三個模型更好，因此選用模型4可以最好的說明青少年犯罪率與經濟增長、收入差距以及教育水平之間的關系。通過模型可以發現，GDP年增長率與青少年犯罪率之間有微弱的正相關性，經濟水平越發達，青少年犯罪率也會相應增加，但隨著控制變量的加入，經濟增長對青少年犯罪率的正向影響也在相應減弱，這與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社會的現象也是一致的，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青少年犯罪現象也在增加。收入差距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收入差距對青少年犯罪率的影響比較明顯，中國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基尼系數的不斷拉大，確實都給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激化了社會矛盾。教育水平變量的估計系數為負，說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對青少年犯罪率有著抑制作用，長期以來，我國的刑事犯罪中，較低文化水平的刑事罪犯就占著很高的比例，而對于青少年而言，通常他們涉世未深，且缺乏穩定的經濟來源，如果沒有受到正確的教育和引導，很容易就會走上犯罪的道路，這說明，國民義務教育水平與青少年犯罪率有著密切的關系。

四、結論

本文通過對中國2003~2015年間青少年犯罪率的實證研究發現，GDP年增長率、收入差距以及教育水平會對青少年犯罪率產生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的青少年犯罪率事實。實證結果表明，GDP年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少年犯罪率；收入差距與青少年犯罪率存在正向相關關系；教育水平與青少年犯罪率存在負向相關關系。研究結果也驗證了米香的觀點，經濟的高速增長會導致青少年搶劫和偷竊犯罪率的快速上升。基于米香的觀點以及以上的實證研究結果，給我們的啟示有以下幾個方面。

1.盡管GDP年增長率與青少年犯罪率之間的關聯并不如米香所說的，那 么在公共安全方面投入了更多的支出，媒體上巡回播放著暴力犯罪事件。隨著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傳統道德被漸漸摒棄，年輕人從勉強糊口的生活中解放出來，卻因為需要一種發泄精力的方式，而演變為無知的暴力行為和破壞行為的激增，甚至成為恐怖分子，例如現在西方福利國家的青年參加伊斯蘭國的人數逐年增多。如何在現在的社會基礎上，建立新的社會共識，避免因為信仰缺失而使得青少年從社會的棟梁之才變為社會的害群之馬，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2.縮小收入差距對降低青少年犯罪率具有深遠影響。根據對比效應，低收入群體的幸福感往往更低，這也導致了作為主要低收入群體的青少年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3.提高教育水平對降低青少年犯罪率具有抑制作用，隨著科技的進步，青少年接觸到暴力色情內容越來越容易，青少年一旦沒有受到足夠的教育，就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鼓勵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增加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對學生進行知識傳授的同時，注重學生心理以及思想的發展，教導學生通過合理的方式顯示個人價值和地位，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作者：陳潔宇 郭明玉 單位：貴州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