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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省級地域為單元，從人文文化、城鄉(xiāng)文化和行政管理文化三個角度，結合我國社會現實進行了分類和量化，利用空間杜賓面板模型，實證檢驗了29省文化差異對消費水平產生的影響，特別是對于跨區(qū)域的文化影響是否存在空間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進而針對性提出進行文化的跨區(qū)域交流與融合、提升居民人文文化水平、結合城鎮(zhèn)化做好消費升級與保障工作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文化差異；消費；空間杜賓模型

0引言

消費作為實現經濟增長的核心影響因素，對于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始終發(fā)揮重要作用。消費除了受到諸多市場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非市場因素的影響，其中文化差異無疑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文化作為一個包含民族特征、價值觀念、思維模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等要素的集合，與居民消費之間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系，也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費者有著不同的消費選擇。厘清文化差異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特別是探求文化差異在空間層面的影響對于進一步促進中國居民消費、調整消費結構乃至于更有針對性的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國內外學者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1]、利率水平[2]、物價水平、收入分配結構[3]，政府公共服務[4]等方面。而關于文化差異對居民消費影響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等方面，如黃靜（2014）[5]和張晶（2013）[6]等認為文化是影響影響消費者的行為意愿的至關重要的因素。王夢蝶、吳東來（2013）[7]認為不同文化維度下的消費者行為受文化營銷的影響程度不同。汪秀英（2010）[8]的研究表明在體驗經濟的運行中,消費者的文化背景對消費者的體驗行為產生著不容忽視的影響。石華靈（2016）[9]提出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往往不純粹是一次經濟交易，而是一種社會關系的交往和互動。以上研究的主要結論是從文化差異對消費者的評判標準和購買意愿方面進行論述，但是將文化差異從類別上進行細化，研究其對消費影響的文獻較少，尚未有結合我國現實進行實證方面的驗證特別是結合文化的跨區(qū)域空間特征進行的相關研究。本文在結合我國文化發(fā)展現實的基礎上，將文化差異從人文文化、城鄉(xiāng)文化和行政管理文化三個角度加以分類和量化，利用空間杜賓面板模型，實證檢驗了29省文化差異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為有針對性的進行全國性文化政策制定以及跨地區(qū)消費行為引導提供決策依據。

1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1.1指標選取與數據描述

本文主要探求文化差異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實證變量的選取如下：

1.1.1被解釋變量

居民人均消費水平（CONSUME），通過地區(qū)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來衡量不同地區(qū)消費狀況的差異。由于現有統(tǒng)計年鑒對于居民消費數據是以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類統(tǒng)計，為了更為客觀地反映地區(qū)整體居民消費水平，本文對宏觀統(tǒng)計數據進行了以地區(qū)居民為單位的平均化處理，具體公式為；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城市人均消費水平*城市常住人口+農村人均消費水平*農村常住人口）/（城市常住人口+農村常住人口）。

1.1.2解釋變量

對于核心解釋變量文化差異變量選取，本文從人文文化、城鄉(xiāng)文化和行政管理文化三個方面加以設置，通過這三類文化變量的選取，基本可以涵蓋我國居民現有的文化差異。（1）人文文化（HUMANITY）。廣義的人文文化是指以居民個體為基本單元的，涉及個人基本文化修養(yǎng)、受教育程度、年齡、宗教、生活習慣等方面的特有文化信息。居民的人文文化程度，是其行為的主導因素，不僅會影響勞動就業(yè)收入的水平，也會影響其日常生活主要的消費行為的水平。而居民人文文化水平主要源于其受教育程度，一個地區(qū)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越高，該地區(qū)的居民對生活水平要求較高，從而消費水平會更高。除了受教育程度，為了兼顧人文文化的其他方面，伴隨著年齡的增長，居民自身的非受教育所體現的人文文化水平也會相應增加，本文通過人口年齡比重衡量這部分非受教育所體現的人文文化，基于此構建包含受教育程度和人口年齡分布的人文文化綜合指數，其權重各取50%。人文文化指數=大專及大專以上人口占地區(qū)總人口比重*50%+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50%。（2）城鄉(xiāng)文化（TOWNSHIP）。伴隨著我國城鎮(zhèn)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地區(qū)居民中城市和農村人口比重不斷變化，而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在消費水平上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源于其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生產方式、價值觀念以及長期的歷史文化傳承。故對于城鄉(xiāng)文化的指標設置采用城鎮(zhèn)化水平指標，即城鎮(zhèn)年末常住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來衡量城鄉(xiāng)文化水平。（3）行政管理文化（ADMINISTRATION）。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特征和行為模式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有制度上的安排、有地區(qū)特有歷史文化演變的特征也有官員自身行政管理傾向，其對居民消費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如一個地區(qū)在公共產品供給上，更傾向于提供促進居民消費的相關服務，如社會保障服務，則居民用于自身消費的意愿可能更強烈。本文將這種由于文化差異導致的政府行政管理差異總結為行政管理文化，指標使用變量各地區(qū)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來衡量。

1.1.3控制變量

除了上述不同類別文化差異對居民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外，居民收入水平、地區(qū)開放程度等因素也與消費相聯系，本文將其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實證模型。地區(qū)開放程度（OPEN），采用各地區(qū)進出口總額占當年GDP比重來衡量地區(qū)開放程度。居民收入水平（INCOME），采用地方人均居民收入水平并剔除了通貨膨脹的影響。

1.2數據來源

基于文化差異與消費水平的區(qū)域性考慮，選取了全國29個省市進行實證分析，其中由于數據缺失和社會制度體系不同，沒有包括西藏和港澳臺地區(qū)，將重慶合并進四川省；基于數據可得性和數據的統(tǒng)一性，選取2007—2015年數據。文化差異、對外開放程度和財政社保支出數據來源于各年度中國統(tǒng)計年鑒，由于區(qū)域間物價水平不同，涉及的地區(qū)人均GDP、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等指標均采用地區(qū)當年消費物價指數剔除通脹因素。計算軟件為STATA13.0。

2指標變量的探索性

空間數據分析文化具有區(qū)域性和傳播性。對于文化相關變量的計量，在考慮傳統(tǒng)計量經濟學關注的時間維度聯系的基礎上，更應該注重其空間維度的特征。若變量存在空間相關性，傳統(tǒng)計量方法的估計是有偏差甚至是無效的。本文采用空間計量前置的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以預先考察實證數據是否具有空間相關性，若存在明顯的空間相關性，則需要采用針對空間變量的空間計量方法進行實證估計。本文使用對空間相關性檢驗使用較為廣泛的莫蘭指數進行驗證。

3實證分析

3.1模型的識別與診斷

空間計量實證模型，是為克服實證變量存在的空間相關性從傳統(tǒng)經濟理論發(fā)展而來的實證計量模型，先后發(fā)展出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自相關等模型，但是早期的空間計量模型多數只考慮了被解釋變量的空間相關性，忽視了解釋變量的空間相關性處理，伴隨著空間計量方法的不斷擴展，本文采用其擴展模型面板空間杜賓模型（SDPM）進行回歸估計，重點考察以文化差異為核心的諸多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與居民消費的聯系，分析不同類別文化差異對消費水平可能具有的空間效應。模型（1）至模型（4）為添加人文文化、城鄉(xiāng)文化和行政管理文化后的空間滯后項的實證模型。

3.2實證結果

通過實證測算，所得包含各類文化差異空間滯后項的空間杜賓面板模型實證結果見表3所示。

3.3實證結論分析

3.3.1模型整體性結果

從模型HAUSMAN檢驗和固定效應檢驗值來看，空間杜賓模型面板采用固定效應形式更為有效，且模型整體似然比值較高。在分別添加人文文化、城鄉(xiāng)文化和行政管理文化空間滯后項的空間杜賓面板模型（1）至模型（4）的結果來看，各模型整體顯著性一致，特別是同時存在三類空間滯后項的模型（4）模型各變量的解釋力均顯著提高，基于此，后文中分類變量解釋主要基于模型（4）的實證結論進行。

3.3.2本地文化差異對于居民消費的影響

由模型（1）至模型（4）的地區(qū)文化差異對本地區(qū)消費影響的結果來看，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前提下，人文文化、城鄉(xiāng)文化在省級層面對消費產生顯著影響，其中通過模型（4）可知，本地區(qū)人文文化對居民消費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正向作用，可以理解為伴隨著地區(qū)人文文化的提高，有利于居民進一步提升其消費水平；而城鄉(xiāng)文化無論是分模型（2）還是綜合模型（4）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居民消費水平具有負向作用，此結論與傳統(tǒng)觀點不一致，伴隨著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以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多為主要體現的城鎮(zhèn)文化的提升，地區(qū)居民的消費水平不升反降，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壓力大導致城市居民不敢過度消費，相反農村居民由于不存在諸如購房、子女教育等成本壓力，反而消費增長傾向更高。地區(qū)行政管理文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

3.3.3跨區(qū)域文化差異對消費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

分別對模型（1）至模型（4）的人文文化、城鄉(xiāng)文化和行政管理文化的空間滯后項W*dep.var的估計可知，與地區(qū)內文化差異變量的顯著性相似，城鄉(xiāng)文化和人文文化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特別是在綜合考慮多種文化差異空間效應的模型（4）中，城鄉(xiāng)文化差異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即伴隨著周邊地區(qū)城鄉(xiāng)文化每提升1單位，會促進本地區(qū)居民消費水平增加0.12單位。與地區(qū)內文化差異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方向相反，周邊地區(qū)的人文文化和城鄉(xiāng)文化對地區(qū)內的消費水平的影響與地區(qū)內人文文化和城鄉(xiāng)文化的影響形成此消彼長的態(tài)勢，體現為跨區(qū)域文化差異對消費的影響呈反向溢出效應。

3.3.4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從模型控制變量來看，無論是單獨添加空間滯后變量還是同時存在三類空間滯后變量，居民消費水平與其收入水平均存在1%水平的顯著相關性，即傳統(tǒng)經濟理論一致，收入水平是其消費水平的核心影響要素，居民收入每增加1單位，消費者傾向于增加自身消費水平0.319單位。

4政策啟示

（1）進行文化的跨區(qū)域交流與融合鑒于各類文化差異所存在的空間溢出效應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故文化交流與融合不應僅局限性在本地區(qū)內部，而應該積極促進跨區(qū)域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相關管理部門應建立跨區(qū)域文化政策的組織協調和信息共享機制，通過大范圍的地區(qū)聯動實現居民文化的整體提升，以促進消費的持續(xù)增長。

（2）提升居民人文文化水平鑒于人文文化對居民消費的積極促進作用，應進一步加大以提升居民基本人文素養(yǎng)的相關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做好基礎教育、文化環(huán)境的建設，同時，采取多種手段針對性進行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如通過促進文化類產品的市場培育，增加消費者提升人文素養(yǎng)的渠道，加強消費者提升文化素養(yǎng)相關服務的消費服務和管理。

（3）結合城鎮(zhèn)化做好消費升級與保障工作伴隨著城鎮(zhèn)化的不斷推進，所產生的居民城鄉(xiāng)文化差異短期來看并沒有有效的促進消費增長，相反，還帶來了空間上的消費外溢效應。這一狀況雖不能否定城鎮(zhèn)化所產生的有益作用，但宏觀管理部門也應進行針對性調整，特別是經濟步入新常態(tài)，地區(qū)經濟對居民消費的依賴更為強烈，對于城鄉(xiāng)文化差異所顯示出的負向作用，應針對性做好促進居民消費的升級和保障工作，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機制、降低城鎮(zhèn)居民消費成本和遠期顧慮，令城鎮(zhèn)居民有能力消費、有保障消費，在實現我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的同時，發(fā)揮居民消費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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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呂璀璀1，宋英杰2 單位：1.山東工商學院，2.上海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