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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構建了居民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選取適當的測評方法對我國總體居民消費質量進行測度與分析。通過對我國總體居民消費質量的測度與分析，有助于了解我國居民消費質量的整體情況，為提高居民消費質量提供現實支撐。

關鍵詞：消費質量；評價體系構建；測度

一、消費質量的概念界定

消費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最終環節，消費是指人們消耗的包括生產資料、生活勞動、物質產品以及精神產品在內的各種社會產品來滿足人們各種需要的過程。學術界對于消費領域的相關研究內容，長期以來大都以體現消費數量的消費規模、消費結構為主，對于消費質量的評價鮮有涉及。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在新常態的經濟形勢下，人們不僅單純地追求消費數量的增長，更應該側重于消費質量逐步提高，從而能夠更明確具體地反映出消費的發展狀況。消費質量的定義起源于西方一些學者們在相關研究中所提及的“生活質量”。消費質量一方面既是生活質量的重要構成內容，又與其存在一定程度的內在關聯性。要正確理解消費質量的含義，首先要區分清楚其與生活質量的差異。故此，本文在引入生活質量含義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分離并提出消費質量的含義。“生活質量”一詞的含義則是由Galbraith于1958年在《豐裕社會》里提出的，他認為生活質量即指“人的生活舒暢度與便捷度，心靈既得的享樂與愉悅”。改革開放以后，國內的一些學者開始引入生活質量一詞并根據我國國情展開相關探究。而國內學者對生活質量、消費質量的本質含義基本上持一致觀點。對于消費質量的概念，國內學者較多采用的是尹世杰、蔡德容（1992）所給出的消費質量的定義，他們認為消費質量即消費的主體、客體與環境相互作用之間所形成的關于消費的質的本質特性，是人們生活需要、消費欲望滿足度的內在表現，分別由主體質量、客體質量以及環境質量三部分內容組成。本文在此基礎上將消費質量界定為從消費主觀個體、客觀對象以及外在環境三個方面綜合反映居民對生活需要的滿足度以及消費過程的優劣度，而這三部分內容共同構成消費質量的內容。以往學者所提出的消費質量僅是相對于消費數量而言的側重對消費的質的評價，但是，筆者認為消費質量應該是既包含對消費的數量方面的評價，又包含消費的質的方面評價，因為消費質量的提升是在消費水平提升、消費對象改善以及支出結構優化的基礎上得以實現，體現了需求層次、消費層級的逐步上升。因此，本文所指消費質量同時反映了人們對消費數量方面和質量方面的要求，并且更加側重對消費質量層面的評價。

二、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原則

系統性原則。消費質量這一評價指標體系作為反映居民消費質量的綜合性指標，各項指標必須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從多個層面反映居民消費質量的情況，指標間也應該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彼此間不應孤立。全面性原則。消費質量指標是反映居民消費質量狀況的綜合性評價指標，因此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要涵蓋充分的信息量，具有一定的完備性，進而能較為全面準確地評價消費主體、客體和環境質量。科學性原則。即評價指標體系要具備科學效度，所選指標能切實反映出客觀事實，應能代表居民消費質量的真實水平。指標的依據充分，含義必須具體明確，具有代表性，避免重復設置，測度準確，以直接測評為主，輔之以間接測評。可操作性原則。構建評價體系時，各項指標項目的可獲取性是進行測評的前提，如果所選指標的數據無法得到，那么設計的指標體系便失去了意義，因而本文所采用的指標應盡可能處理簡便，易于觀察，數據便于收集，盡量以可以通過公開的統計資料、權威的研究數據庫等途徑直接或間接獲得的客觀數據為主。可比性原則。選取的指標應具有普遍的可比性，即選取指標時既要考慮統計口徑一致性，便于比較；同時要滿足橫向可比性和縱向可比性兩個要求，便于在國家間、地區間、省份間甚至城市間的橫向比較以及諸如同一層面的縱向比較。城鄉統一原則。由于我國現實存在的城鄉發展不平衡狀況，考慮到城鄉一體化的現實，在設計相應指標體系時應兼顧城鄉居民，遵循指標統一的原則，設計一套統一的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以反映我國總體居民的消費質量情況。

三、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一）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思路

遵照以上給出的六項確定原則，聯系我國居民消費的現實，筆者從消費質量的概念出發，建立指標體系。本文的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思路是，首先，通過綜合選取可測度消費質量的相關指標，以全面地反映消費主體、消費客體與消費環境之間協調關系及各部分的質量；其次，選出較有代表性的指標，剔除高度重疊的相關指標；再次，根據消費質量三項基本要素的內在聯系，把具體的指標體系分為消費主體質量、消費客體質量以及消費環境質量三個部分，由分別反映消費主、客體質量以及環境質量的指標共同構成；最后，根據各項指標所反映的實際內容，將其依次歸入到各部分中，形成一個較為科學、全面、客觀的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

（二）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確定

消費質量的高低不是由某一部分的單一因素決定，而是由消費主體、消費客體以及消費環境質量三部分共同決定的。因此本文主要從以上三大維度展開對消費質量的詳細評價。對于消費主體質量的具體評價，本文主要考察消費主體進行消費的能力和文化素質的提高狀況；對于消費客體質量，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居民消費資料的消費數量以及對消費對象的配置結構的優化升級，即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優化以及消費需求層次的提高；關于消費環境，本文主要考察影響消費質量的內外部環境，主要有內部消費環境和外部市場環境。參照學術界已有的對消費質量量化研究時所構建的評價體系，本文構建消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消費質量=F（消費主體質量；消費客體質量；消費環境質量），選定的相關詳細指標如表1所示。

四、我國居民消費質量的測度與分析

（一）數據來源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測度和分析的是我國總體居民的消費質量，各項指標均代表總體居民的數值，因此，對于部分城鄉分開統計的指標，本文則根據相應的城鎮人口占比和農村人口占比，經過換算轉換成總體居民的指標。本文從消費主體、消費客體以及消費環境三方面入手來構建我國居民的消費質量評價體系。從消費能力和文化教育兩個方面來反映消費主體的質量，選取的子指標有4項，分別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業率、平均受教育年限、互聯網上網人數；反映消費客體質量的子指標有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家庭消費支出占GDP比例、居民的最終消費變動率、邊際消費傾向、私人汽車擁有量、恩格爾系數（逆向指標）、文教娛樂支出比重、醫療保健支出比重、交通通信支出比重、人均住房面積、居住支出占比11項；衡量消費環境質量的具體指標分別是文化機構數量、文化娛樂設施情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互聯網普及度、移動電話普及度、億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場數量6項。本節涉及的樣本是2007-2016年我國30個省份的省際面板數據（港澳臺及西藏地區除外），以上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2007-2016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以及相關統計部門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及《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二）指標說明

由于本文從消費主體、消費客體以及消費環境三方面入手來構建我國居民的消費質量評價體系，在選取反映和衡量消費主體、客體和環境質量的各項指標時，從各個質量的定義的角度出發選取相關指標。在選取反映和衡量消費主體質量的各項子指標時，本文從居民消費能力和知識文化水平兩個維度來衡量并選取相應指標。對于消費能力本文選取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就業率來衡量，因為這是影響居民消費能力最主要的因素；對于知識文化水平，本文選用了受教育年限和互聯網上網人數這兩個指標，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家日益加大對教育的重視度，除了傳統的教育方式之外，越來越多的人足不出戶就可以實時獲取信息、汲取和學習新知識，因此，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互聯網上網人數可以較好地反映居民的知識文化水平。對于消費客體質量的衡量，本文依然是從其定義出發，即反映居民在消費資料過程中消費水平的高低和消費結構的合理度。衡量消費水平的高低，便可選擇一些常用的指標，如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家庭消費支出占GDP比例、居民的最終消費變動率、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消費結構的合理度的測量，本文則從家庭消費支出結構的層面去選取指標，由于高層次消費支出較基本物質消費支出更能反映居民消費質量的高低，故本文選取私人汽車擁有量、恩格爾系數（逆向指標）、文教娛樂支出比重、醫療保健支出比重、交通通信支出比重、人均住房面積、居住支出占比這些子指標進行衡量。對于消費環境質量，本文仍然是從其定義出發，分別從內部消費環境和外部市場環境兩個維度篩選指標，對于內部消費環境，本文主要是指有利于提升消費質量的人文環境，因此側重于滿足居民高層次消費需求的相關物質文化環境，故選取了文化機構數量、文化娛樂設施情況、流通業固定資產投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于外部市場環境，主要選取反映居民消費所依賴的外部市場環境，即互聯網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億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場數量。

（三）評價方法的選取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現已被廣泛應用的系統評價方法多達十幾種，例如主成分分析法、目標層次法、DEA、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綜合指數法等。評價方法選擇的不同對于最終結果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在選擇相應的評價方法時，需要綜合考慮實際可操作性和科學有效性，既便于操作，易于分析，又要行之有效，測度科學合理。本文綜合考慮評價方法的可行性和面板數據的特性，選用熵值法來對居民消費質量進行評價。熵是對系統無序程度，即不確定性的一種測度，可用來度量樣本數據中所含的有效訊息進而確定權重。熵越小，系統越有序，包含訊息量就越大，確定性則越高，指標的權重也即越高；反之，熵的值越大，系統則越無序，訊息量就越小，確定性則越低，權重也就越低。熵值法是一種非主觀賦權法，它的主要原理是基于測算指標的信息熵，進而根據各指標的相對變化程度對整個系統的影響來確定該指標的權重，指標的相對變化程度越大，權重就越大，此種方法由于較強的實際可操作性和科學有效性，在統計經濟等領域得到廣泛的運用，也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四）評價指標的權重確定

本文采用熵值法確定各個指標的具體權重。具體計算過程如下：數據標準化處理。因為以上數據中各項指標的量綱級、數量級并不統一，故不能直接對以上指標加以合成計算，為了消去由于數據量綱級之間的差異對最終測度結果造成的不利影響，即有必要對各項指標做相應標準化處理。

從局部地區來言，我國各區域的總體居民消費質量狀況呈現出區域差異。從區域維度可以發現，居民消費質量情況與區域經濟增長水平一致，東部地區居民消費質量較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低。在對消費質量有最大影響的消費客體上，浙江、廣東、江蘇、山東以及京滬等東部地區居民較為注重發展、享受資料消費，其在實現物質生活消費的同時，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消費，因此，其消費水平較高，消費結構更加優化，消費客體的質量也就較高；對于中西部地區的居民，尤其是經濟欠發達的偏遠西部地區，仍然以物質生活消費為主，對于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的消費相對較少，而這與所屬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物質和精神文明健康發展程度均有同向關聯。對于消費主體質量而言，北京、上海、廣東等東部地區具有較為明顯的經濟優勢和較高的科技、教育水平，因此，該區域人口的消費主體素質、消費能力較中、西部省份居民高；就消費環境質量而言，浙江、廣東、山東、上海、北京等地的消費內外部環境發展狀況較好，寧夏、貴州、青海、甘肅等消費的內外部環境較劣化，本文界定的消費環境主要指與消費者密切相關的文化環境、市場環境等，而這一差異與當地的交通狀況、經濟狀況、對外開放程度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差異存在一定的關聯。

五、相關建議

第一，加大消費性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力度，特別是要逐步完善西北部偏遠區域及農村該行業的基礎設施建設。該行業相關配套設施既是行業發展的前提，也會對產品、服務的基本價值實現有直接作用，更會對居民的消費的內外部環境產生影響。目前，我國消費性服務業相關配套設施等相對滯后，致使傳統消費性服務業的現代化進程遲緩，且與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不相適應，從而影響了居民消費質量的提高。第二，開發新型業態，創新經營方式，優化消費性服務業內部行業結構。我國要全面創新和改進批零行業、住宿餐飲等傳統服務業的經營方式和運作模式，大力發展居民個人服務、教育業、文體娛樂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等當代生活性服務業，結合國情及國外經驗，發展與本國經濟狀況相適應的新型業態，創新經營方式，更多地刺激年輕一代消費者群體的購買欲望，拉動高層次精神文化消費需求，更好地發揮其對居民消費客體質量的提升作用，提高和改善居民消費質量。第三，提高消費性服務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這一領域的現代化新興服務業。隨著互聯網經濟的日益深化，服務領域中云計算、大數據技術等的廣泛應用使得服務業的核心競爭力與運作效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國內這一領域可以借鑒海外相關領域的成功經驗，不斷加快信息化發展程度，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等進一步提升服務業產業創新以及新型化程度，促進居民消費質量提升。

作者：朱玲 單位：常州工程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