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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聯邦立法機構為國會,印度憲法規定:國會由總統及兩院即聯邦院(RajyaSabha)和人民院(LokSabha)組成,總統本人不是議會議員,但他作為國家元首在議會的組成和立法活動中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聯邦院相當于議會上院,憲法規定聯邦院議員總數不得超過250名,從法律上講,聯邦院與人民院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由于聯邦院幾乎不具備監督政府的職能和財政權,在實際政治活動中它的地位比人民院低。

印度人民院相當于議會下院,是國家主要立法機構,它的主要職能為:制定法律和修改憲法;控制和調整聯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對聯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并有權彈劾總統。人民院共有545個席位,其中除兩名議員由總統從英裔印度人(Anglo-Indians)中任命外,其余議員均由選舉產生,議員必須是印度公民,年齡不得小于25歲,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

印度的選舉制度繼承于英帝國的議會選舉制,可以說是典型的西式民主施政。那么,在這個西式民主制度施政下的印度,它的背后到底隱藏了什么?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絕對收入在增加,另一方面,增長的地區差異卻使相對貧困在擴大,這就是印度的現狀。根據謝卡爾•艾雅爾(ShekharAiyar)的劃分,印度各邦中按照人均收入的差異,可以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是最窮的邦,有曼尼普爾,比哈爾,奧里薩,中央邦,北方邦和特里普拉邦等;第二類是中等收入的邦,有阿薩姆邦,泰米爾納杜邦,安得拉邦,克拉拉邦,拉賈斯坦邦,卡納塔卡邦和喜馬偕爾邦等;第三類是最富裕的五個邦: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古吉拉特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原本富裕的邦由于勞動力素質較高,基礎設施較好而能夠競爭性地獲得更多的私人投資,因而經濟也就能夠發展得更快。另外,從各年的增長速度看,越是貧窮的邦,經濟增長起伏就越大,這也說明該地區的經濟結構十分脆弱,更易受到天災人禍的影響。

在過去五年中,印度經濟增長在不同的經濟部門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發展中國家在邁向工業化的階段,各部門的增長本身就是不均衡的,而印度的問題是農業下滑過快,而工業的增長又相對較慢,以致引起更為嚴重的失業問題農業產值在過去五年中起伏較大,其平均增長速度為2.3%,比1994～1999期間的3.5%的增長水平低了近40%,工業產值的增長率在1995～1996年度達到13%的創紀錄增長之后,就開始放慢速度,尤其是在2001～2002年度增長速度更是降到了2.7%,是過去10年中最低的,印度工業產值在過去五年中的平均增長率低于整個90年代6%的平均水平。服務業雖然在三大經濟部門中增長最為顯著,但與上一個五年相比,也只是略微持平,服務業增長最快的部分是信息技術服務,而它對勞動力技能的要求程度很高,因而能夠提供的有效的就業崗位相對于新增的勞動力而言,不諦于杯水車薪。因此,對于農村的選民而言(僅農村就吸納了印度60%的就業人口),由于農業增長緩慢,他們并沒有從“閃亮的經濟”中獲益多少。相反,面對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只能引起他們更大的不滿。而中國經濟在過去的五年中都保持8%以上的增長速度,中國和印度同屬發展中國家,都是人口大國,而不同的選舉制度和政治制度卻決定了兩國不同的經濟趨勢。

印度的社會財富不僅沒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印度還存在著世界上最讓人匪夷所思的針對國內人民的種族隔離制度——種姓制度。印度擁有大約1.6億賤民(其四分之三生活在農村)。日常生活中,他們經常受到欺壓和侮辱。賤民們要從事所有被認為最可恥的職業,尤其是那些直接接觸血或者排泄物的活兒。

民生和民主對一個國家而言到底哪個更重要,印度早已給出了答案。在一個財富分配極端不平衡的國家,實行一人一張選票就會實現人類理想中的神圣民主嗎?馬克思早就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弱勢群體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注定了沒有發言權,而這豈又是一張選票所能解決的問題。議會選舉制度歸根結底還是選舉人制度,西方強國人民經濟劃分結構呈現菱形而且西方國家法律制度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法律體系相對完善、成熟,能夠有效的保證民主體制的實施和不受干擾。而反觀印度與中國,人民經濟劃分結構同為金字塔形,經濟弱勢群體均占很大比重,印度實行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卻最終只能成為有錢人的游戲,下層人民依然在貧困與歧視中徘徊、絕望,中國目前實行的是多黨并存共同管理的政治制度,雖然限制了人民的部分政治自由,但是國家能夠更有效的調動經濟指揮棒棒,使國力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就算在當前國情的中國實行了一人一票選舉制,議會又將會成為誰的游戲?在民生這個大包袱與民主這個大蛋糕前,選擇哪一個才是真民主與偽民主,才是真正代表了普通人民的利益,人民早已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