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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向技術溢出的途徑

后向技術溢出途徑可以理解為，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與供應商建立后向聯系實現跨國公司的知識技術擴散與本土企業獲取溢出知識的可能途徑，也即技術知識是通過怎樣的流動渠道從溢出方跨國公司到達吸收方本土企業的。Brash（1966）［4］認為因為技術差距的存在，跨國公司為了保證產品質量，會對上游供應商設定更高的產品質量標準，從而促使本土供應商不斷改善產品質量和生產工藝，在這種情況下，本土供應商就通過從學習和共享生產標準及生產工藝而獲益。Lall（1980）［5］、Blomstro和Kokko（1998）［3］、Javorcik（2004）［6］都認為跨國公司可以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提高東道國當地供應商的技術水平，即跨國公司通過為當地供應商提供技術支持、人員培訓、質量控制、原材料供應和公司管理等方面的幫助來促進所選擇的當地企業的技術進步。同時，Javorcik（2004）［6］在其文章中也提到，如果跨國公司能從當地供應商的技術改善中獲得好處，那么跨國公司就不會阻止技術的溢出。國內對于后向關聯技術溢出的具體溢出途徑的相關研究偏少，彭靜（2004）［7］的研究表明，跨國公司在本意上并不希望技術溢出發生，但是為了能夠在東道國降低采購成本，才不得不與東道國供應商相互聯系，而技術溢出就是在相互聯系的過程中發生的。一般來說，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①人員培訓；②模仿效應；③示范效應；④合作交流。楊亞平（2008）［8］將后向技術溢出的途徑歸納為：需求關聯（包括后向需求和前向需求）、技術指導、人員培訓和提出標準。

二、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

一直以來，國內外學者對于FDI技術溢出效應存在性的研究主要著力在行業內，而行業間的技術溢出效應尤其是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一直是實證研究的薄弱環節。在后向關聯溢出效應的分析文獻中，Rodriguez-Clare（1996）［9］首先利用美國經濟學家Hirschman（1958）［1］提出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思想，構造了后向關聯效應指標，這一指標主要表示外資企業每一單位的勞動所引起的上游當地企業就業量的變化，一般來說，外資企業產生的后向關聯效應系數大于本國企業產生的后向關聯效應系數，那么，跨國企業產生的后向關聯效應就為正。同時，Rodriguez-Clare（1996）［9］和Markusen&Venables（1999）［10］還分別通過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和局部均衡模型對跨國公司后向聯系效應進行分析，得出結論：跨國公司通過后向關聯效應可以促進東道國當地企業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其他學者一般通過計量方法，運用國家層面或區域層面、產業層面或企業層面的數據去檢驗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由于不同學者采用的計量方法和統計變量存在差別，最后得出的結論也存在不同：大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跨國公司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為正；還有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后向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甚至顯示為負。

（一）支持正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國外學者的研究中，Kugler（2000）［11］最早開始運用計量方法對FDI行業間技術溢出效應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FDI的行業間溢出效應遠遠大于行業內溢出效應。Schoors和Tol（2002）［12］利用匈牙利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正向的技術溢出只來源于后向聯系，跨國公司的出現對前向關聯的當地廠商的技術溢出效應為負。Blalock和Gertler（2003）［13］對印尼的數據進行了分析，在分析中采用的是Olley-Pakes分析方法，其研究發現跨國公司作為下游企業進入東道國能夠大大促進東道國上游企業的生產率。同樣，Mohamad等（2005）［14］借鑒Blalock（2003）［13］的方法，并同時將前后向關聯指標都納入分析中，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匈牙利、立陶宛制造業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發現：在匈牙利和立陶宛的FDI都產生了顯著為正的后向關聯溢出，而前向關聯效應和水平溢出效益的結論不一。隨著研究的深入，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將研究的視角轉入到服務業領域的FDI技術溢出效應，如Marcella等（2012）［15］就利用意大利1999-2005年服務業的數據研究跨國公司的前向與后向關聯效應以及服務業行業跨國公司的進入對意大利當地制造業企業的生產力的影響，其研究發現：①跨國公司的進入引致需求的增加，從而通過后向關聯途徑促進意大利當地上游供應商生產力的改善，即后向關聯效應為正；②跨國公司的進入導致競爭的加劇，從而通過前向關聯途徑促使意大利當地相關下游企業不斷創新、改進技術水平，即前向關聯效應為正。在研究中，雖然學者發現了正的后向和前向溢出效應，但是作者也提出了意大利當地企業的吸收能力以及其與跨國公司的關聯程度都會影響技術溢出的大小。國內學者在FDI技術溢出效應存在性的研究過程中，也發現了許多后向關聯效應為正的證據。在行業研究方面，陳羽（2006）［16］利用中國1997年的投入產出表以及1996-2003年24個制造業行業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了正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許和連、魏穎綺等（2007）［17］利用中國1999-2003年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進入我國的FDI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通過2002年的投入產出表計算外商直接投資的前向關聯指標和后向關聯指標，并將指標納入模型中對FDI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了詳細檢驗，結果表明：跨國公司通過后向關聯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為正。王耀中和劉舜佳（2008）［18］、王文治（2008）［19］也都采取類似的方法，得出類似的結論，即：FDI通過后向關聯渠道對上游行業東道國企業產生了顯著為正的技術外溢。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這些文獻最后的結論基本相同，但在實證研究過程中，學者對數據的選取以及變量的選定存在一定的差異，從而導致研究結果還是存在細微的差別：比如，王耀中和劉舜佳（2008）［18］在C-D擴展模型中不僅加入后向溢出指標，還加入了前向溢出指標和水平技術溢出指標，從而考察FDI技術溢出對工業總產值的影響，得出的結論顯示FDI只對國有工業企業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為正，而對所有工業企業的后向技術溢出卻為負；王文治（2008）［19］也是利用擴展的C-D模型，但是其在模型中只加入了后向溢出指標及其滯后項，單獨考察FDI通過后向關聯對工業產值的影響，結果顯示出顯著為正的后向技術溢出，并且滯后期的結果比當期的結果更顯著。在地區研究方面，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資較多的廣東地區。楊亞平（2008）［8］利用廣東省工業行業的數據研究，發現了正向的FDI后向技術溢出效應。劉煥良（2011）［20］也對廣東省的內資制造業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了研究，文章利用廣東省1999-2008年制造業數據，借鑒Javorick（2004）［6］的模型，采用分位數回歸法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國有內資企業和非國有內資企業都受到跨國公司在前向關聯方面帶來的負向作用，而后向關聯溢出效應在水平上顯著為正，并呈逐漸增大的趨勢。方健雯和趙增耀（2010）［21］也利用江蘇省2000-2007年的制造業面板數據，將內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作為自變量，將資本、勞動連同FDI的不同的技術溢出途徑指標作為因變量，建立回歸模型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溢出效應和垂直溢出效應。結果表明，水平溢出效應、后向溢出效應和前向溢出效應都顯著為正，且前向溢出效應和水平溢出效應更明顯。楊曉雯（2009）、周楠（2010）和郭瑩（2010）［22-24］還分別對山東省、湖北省和遼寧省的制造業的FDI技術溢出效應進行了研究，三篇文獻都采用利用擴展的C-D生產函數，運用《中國投入產出表》整理計算得出制造業的水平溢出指標和前向、后向關聯指標，并將這些指標納入模型考察FDI水平溢出和前后向關聯溢出效應的大小。結果顯示：山東省、湖北省和遼寧省FDI都存在顯著為正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

（二）不支持正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理論研究認為，跨國公司通過后向關聯途徑會促進東道國上游企業的技術進步，也就是說，FDI的后向技術溢出效益一般為正，許多實證文獻的檢驗結論也與理論研究一致。但是，還有少部分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一些國家或地區的FDI沒有產生正向的后向關聯效應。國外學者的研究中，Aitken和Harrison（1999）［25］的研究發現：委內瑞拉制造業的FDI后向技術溢出效應不明顯。主要原因在于在委內瑞拉制造業的FDI一般屬于進口型，具有較高的進口傾向，通過進口來滿足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的需求，從而通過后向關聯與委內瑞拉當地企業發生的聯系較少，所以后向技術溢出效應也不明顯。這一研究也表明，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大小從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出口導向型的跨國公司比當地市場導向型跨國公司更容易產生后向技術溢出效應。Girma等（2004）［26］對英國1992-1999年公司面板數據的OLS分析也得出了這一結論。Harris&Robinson（2001）［27］和Driffield（2004）［28］都對英國制造業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前者的研究發現競爭和“吸收能力”效應有時超過潛在的收益效應，從而導致負溢出效應；后者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英國制造業的后向關聯并不明顯，同時，其研究還發現地區不同，吸收FDI關聯外溢的效果也不一樣。SalvadorBarrios等（2010）［29］運用愛爾蘭1990-1998年的面板數據，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下對FDI的后向關聯效應進行了測算，研究結果表明：跨國公司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在文獻中，三項假設條件是：①跨國公司進口的中間投入品與東道國國內采購的中間投入品的比例相同；②跨國公司與東道國國內企業需要相同的中間投入品；③跨國公司的中間投入品的當地需求相對于其最終產品的產出來說是極少的。在這三項假設條件下，后向技術溢出不明顯，但是如果對假設條件進行一定的放松，研究結果就顯示出了正向效應。國內學者中，嚴兵（2006）［30］設計了行業間溢出效應指標對中國分行業數據進行了檢驗，發現行業內和行業間的外資溢出效應均不明顯。姜峰（2007）［31］利用GMM分析法，運用上海1999-2006年十五個工業產業部門的面板數據，構建產業間技術溢出效應的計量模型，研究發現，在只考察后向關聯的模型里，后向技術溢出在5%的顯著水平上不能通過檢驗；而在全面考察前向和后向關聯的溢出效應的模型里，前向技術溢出效應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后向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姜瑾和朱桂龍（2007）［32］運用中國1999-2003年35個行業的面板數據，對FDI影響中國工業內資企業生產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發現FDI產生的行業內溢出和前向聯系溢出效應為正，而后向聯系溢出效應為負。其中，顯著的行業內溢出和前向聯系溢出的結論是理論研究相一致，但是負的后向溢出效應的結論與目前大多數的國內文獻不一致。對于這一情況，目前作者也無法給出嚴謹的理論解釋。陳琳（2011）［33］利用中國投資環境調查的企業數據，同樣運用投入產出表計算出前向關聯指標和后向關聯指標，考查FDI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應，發現FDI通過前向關聯對我國制造業產生的溢出效應顯著為正，而后向關聯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

三、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研究

已有的經驗研究表明，FDI在某些國家或地區可以通過后向聯系產生正的溢出效應，而在另外有些國家或地區的產生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甚至為負。由此可見，跨國公司通過后向聯系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是有條件，而這些條件就是影響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的因素。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除了對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存在性進行研究之外，還通過大量文獻對后向關聯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①從技術的吸收方——東道國角度來說，技術差距、東道國開放水平以及東道國上游供應商的技術吸收能力等都影響著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的效應；②從技術的溢出方——跨國公司的角度來說，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以及外資企業在行業中的集聚程度等也會影響后向溢出效應的大小。

（一）東道國層面1.技術差距在研究技術差距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過程中，學者的研究結論存在分歧。大多數學者認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越大，后向關聯的溢出效應越明顯。如Findlay（1978）［34］和Wang（1992）［35］的研究表明，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與當地企業技術差距的增函數，技術水平差距越大，溢出的潛力就越大。王耀中和劉舜佳（2007）［18］認為當上下游內外資企業間的技術差距大時，后向關聯的溢出效應才會越明顯；原因在于：技術差距的大小代表著上下游企業產品質量的差距，作為下游企業的跨國公司要想獲取質優價廉的本地中間投入品，就必須對上游供應商傳遞先進技術，以縮小產品質量差距，在這一過程中就產生了技術溢出；所以，只有技術差距越大，后向關聯的技術溢出效應才越明顯；其實證檢驗也證明了這一結論。還有一部分學者卻認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越小，越有利于后向關聯的技術溢出。比如Kokko（1993）［3］對烏拉圭的研究以及陳濤濤（2003）［36］對中國制造業的研究，都得出結論：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越小，國內關聯企業越有能力學習和追趕外資的先進技術，從而達到外資企業對供應商的要求；而技術差距過大，一方面外資企業為避免技術溢出，更傾向于進口中間產品，另一方面，國內企業的技術的吸收和消化方面也會存在嚴重不足，這些都會導致后向關聯的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許蔚（2008）也從溢出源和吸收能力兩方面對FDI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在技術差距較小的行業中，后向關聯溢出的系數為正；而技術差距較大的行業中，后向關聯溢出的系數為負，且均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2.行業開放水平行業開放度或行業開放水平也是影響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行業越是對外開放（或對外資的進入不設置門檻），越容易促進行業間溢出效應的吸收。許蔚（2008）［37］的研究表明，行業越開放，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市場競爭度越高，FDI的后向關聯技術溢出就越顯著，而競爭程度較低的行業中，FDI對后向關聯技術溢出呈現負的影響作用。楊曉雯（2009）［38］利用山東省的數據，以出口傾向這一指標作為開放度的衡量指標，然后將開放度與后向關聯指標做交互項來考察開放度對FDI后向關聯效應的影響，結果發現：交互項的回歸結果為19.14755，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開放度對后向溢出效應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當然，也有學者的研究認為行業的開放不會促進FDI的后向技術溢出。許鴻文和方齊云（2012）在研究中也發現了市場開放度指標的負效應，也就是說，市場或行業開放不利于技術溢出。其解釋在于：在市場體制下，本土企業的競爭實力不強，雖然市場開放會從一定程度上帶來先進的技術，但是也引入了更多的競爭對手，在激烈的競爭下，企業的生存都存在困難，就更別提通過后向關聯獲得技術溢出的好處了。3.技術吸收能力按照Zahra和George（2002）的定義，吸收能力被定義為企業獲取、消化、整合及實際利用外源知識的能力。東道國的技術吸收能力的強弱會影響FDI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一般來說，技術吸收能力越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東道國上游企業越容易通過后向關聯途徑學習和消化外資企業的先進技術，從而獲得后向技術溢出效應。在技術吸收能力對FDI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研究方面，大多數學者都將Borensztein（1998）的內生增長模型作為基本模型，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展和變形。比如有學者以男性受中等教育的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變量，從而來衡量技術吸收能力對FDI后向技術溢出的影響，結果發現：隨著樣本的人力資本存量值的增加，FDI后向關聯的技術溢出效應越來越明顯。也有學者認為，R&D研發水平可以衡量一國或企業的吸收能力，例如，肖競成（2008）［42］以R&D投入量作為吸收能力的指標考察其對FDI后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得出顯著為正的結論。王然、鄧偉根和燕波（2010）在研究FDI通過后向關聯對國內自主創新能力的影響過程中，以消化吸收經費作為吸收能力的指標，發現FDI的后向關聯效應對本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的影響顯著為負，也就是說FDI的后向關聯不利于本土上游企業的自主創新；同時，文章通過對后向關聯與消化吸收經費的交互項進行回歸估計，發現其系數顯著為正，即FDI后向關聯效應對內資企業創新能力的最終影響還要取決于企業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情況：消化吸收能力越強，越容易抵消替代效應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FDI后向關聯效應對自主創新產生的正效應越大，反之，正效應越小。楊亞平和溫勉（2012）構造吸收能力的指標，然后分別用水平溢出效應指標、后向關聯溢出效應指標和前向關聯溢出效應指標與吸收能力指標做交互項來考察廣東省的企業吸收能力對溢出效應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本土企業的吸收能力對生產率提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吸收能力通過后向關聯渠道對溢出效應起正向調節作用。

（二）跨國公司層面1.投資動機在研究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對后向關聯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時，學者們一般將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出口導向性，也就是說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的目的是利用東道國的廉價資源進行加工生產，然后再將產品出口；二是市場導向性，這一類型的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的目的是為了開拓東道國廣大的需求市場。不同的投資動機所產生的后向關聯溢出效應是不同的。Reuber等的研究認為，后向關聯效應更容易發生在市場導向型企業之間。原因在于：相比于出口導向型跨國公司而言，市場導向型跨國公司更能適應當地市場需求，從而與上游企業產生聯系，形成技術溢出。Javorcik（2002）的研究發現，在后向關聯溢出方面，國內市場導向型的外商投資企業比出口導向型的外商投資企業更容易溢出。許蔚（2008）以及李建偉和冼國明（2010）的研究也證實了Reuber等（1973）的結論，他們通過選擇兩種不同投資動機的FDI，即港澳臺投資（出口導向型為主）和歐美投資（市場導向型為主），來考察不同投資動機的FDI對后向關聯溢出效應的影響。結果發現：來自于港澳臺的投資產生的后向溢出效應要小于來自于歐美的投資，也就是說，市場導向型的投資動機對跨國公司后向溢出效應的影響要更大。李建偉和冼國明（2010）通過構造出口比率指標將我國制造業的FDI劃分為出口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兩組，然后分別將兩組指標引入模型來考察投資動機對后向溢出效應的影響，得出了與上述學者相同的結論，即市場導向型外資企業對上游行業中內資企業產出的影響更為顯著。2.外資的集聚程度學者們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外資企業的集聚程度也會影響FDI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大小。劉耀中和王舜佳（2007）認為，外資企業的集聚從兩個方面影響FDI后向關聯溢出：一方面，外資企業集聚會增加對上游企業中間投入品的需求數量，從而帶動上游本土企業產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下游外資企業的集聚也會擴大對上游行業中間投入品的需求種類，從而驅使外資企業主動提供先進技術給本土上游企業以滿足其生產需求，在此過程中，外資企業和本土內資企業通過后向關聯途徑都獲得好處。，然后按照外資企業集聚程度的大小將樣本分為兩組，從而考察外資集聚的強弱對遼寧省后向溢出效應的影響，結果也發現：下游外資企業集聚程度越強，后向關聯溢出效應越明顯。許鴻文和方齊云（2012）卻發現與上述學者相反的結論，其從產出效應層面、新產品市場化層面和專利技術自主創新層面三個層面考察外資企業集聚對后向關聯溢出效應的影響時，均發現了負向的沖擊效應，也就是說下游外資企業越集聚越不利于后向關聯溢出效應的發生。作者解釋的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外資集聚程度越高，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產業實行壟斷，從而抑制內資企業的發展。

四、述評

通過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們發現，國內外學者關于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后向技術溢出的渠道和途徑研究；二是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三是影響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因素研究。在后向技術溢出的渠道和途徑研究方面，學者基本上得出一致結論，認為跨國公司子公司可以通過人員培訓、技術支持、原材料購買和質量控制等方式對本土上游供應企業產生技術溢出。但是，學者們的研究基本都屬于定性分析，通過理論分析或案例分析的方式對跨國公司的后向技術溢出的途徑進行闡述，缺乏對后向技術溢出途徑的實證的檢驗，更不能確定不同技術溢出途徑的作用的大小；這是研究上存在的不足與缺憾之一。在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方面，雖然有一小部分學者認為，跨國公司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或者為負，但是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還是都顯示了顯著為正的后向技術溢出效應。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與理論預期一致，即認為跨國公司通過后向關聯能產生顯著為正的技術溢出效應，但是國內外學者在研究過程中的數據選取以及方法選用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現為：首先，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國內外學者大多采取靜態面板數據方法進行研究，沒有考慮時滯問題，并通常采用OLS回歸檢驗，無法解決面板數據檢驗中可能存在的選擇性偏誤和內生性偏誤等問題;其次，變量的選擇與測算存在不足。比如，在后向技術溢出指標的測量上，國內學者基本參考國外學者的方法，利用投入產出表的數據進行測算，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投入產出表每5年才更新一次，并且只有國家層面的數據，這就降低了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并且為省市層面的研究增加了難度。最后，在樣本選取方面，由于數據的稀缺性，大多數學者都是以國家或整體行業層面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很少有學者從企業層面出發進行研究，這也是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在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基本上從溢出源（跨國公司）和吸收方（東道國角度）分析考察企業集聚、投資動機、吸收能力、技術差距和開放程度等因素對跨國公司后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并且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結論。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總的工業行業領域，缺乏對如汽車制造業、電子產品加工業、食品加工業等具有不同行業特征的具體行業的研究，這也將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作者：陳漢林徐丹丹單位：湖北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