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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對外擴張，旅游輸出成為發達國家平衡外匯收支的重要手段之一，客觀上刺激了發展中國家入境旅游的發展[1]，也催生了學術界對旅游經濟影響的研究。1899年意大利統計局的博迪奧（L.Bodio）發表了《外國人在意大利的移動及其花費》從統計學角度評述了旅游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和作用，開創了旅游經濟影響研究的先河[2]。此后的幾十年內，學者們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對旅游的經濟影響進行研究，但終因旅游現象只出現在一定的區域內，沒有出現國際化和大眾化的趨勢，相關研究只是零星出現。1960年代前后，旅游活動在西方國家的迅猛發展，使旅游的經濟影響成為旅游學術界研究的焦點。國外旅游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專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基于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假說的入境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基于收斂假說的旅游對地區經濟均衡增長的影響。

國內學者對旅游經濟影響的研究主要始于改革開放。從研究內容和特點來看，其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期，學者們的研究主要是介紹發達國家旅游經濟的研究成果，闡釋我國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作用、特點，以及比較中外旅游發展道路等。第二階段是1990年代末期至今，學者們開始用定量方法對某一案例地旅游發展對國際收支、就業、稅收及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旅游與經濟增長的專門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探討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判斷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二是探討旅游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1國外旅游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

1.1基于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假說的入境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960年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證明了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戰略的重要性，使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3-4]。旅游業作為一種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外的國際收支賬戶中歸屬國際服務部分，因入境旅游收入具有外匯性質，被看作是一種無形的出口[5]。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假說假設入境旅游從兩個方面促進經濟增長，一是促進本地旅游部門與國外旅游目的地的競爭，從而提高其效率[6-7]，二是有利于本地企業實現規模經濟[8]。如果將旅游看作無形的出口，考慮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入境旅游能促進經濟增長的推理也并無什么不妥。但正如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樣，入境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也存在爭議。Ghali非常強調出口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考慮到入境旅游是菲律賓規模第二大且增長速度最快的出口貿易，對1953—1970年間入境旅游對菲律賓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他將出口劃分為旅游和其他出口兩部分，采用線性方程模型探討在包含和不包含旅游的情況下，出口對菲律賓個人收入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不包含旅游的情況下，菲律賓個人收入總量的增長低了17個百分點，而收入的平均增長率低了14個百分點，旅游出口對菲律賓經濟增長做出了積極的貢獻[9]。Tosun基于出口驅動型經濟經濟增長假說，以土耳其為例，對發展中國家入境旅游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就絕對數而言，入境旅游發展對土耳其經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其影響仍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水平，而且這種影響不穩定，不可靠，有被高估的嫌疑，且在未來很難持久。因此，他認為入境旅游不能被看作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戰略的引擎[10]。Balaguer和Jorda基于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的假說，提出了旅游驅動型經濟增長的假說，并通過協整及因果檢驗對西班牙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支持了其提出的旅游驅動型經濟增長的假說[11]。Oh對韓國的實證研究則表明，旅游業發展對韓國經濟增長不具有影響力，韓國的案例不支持旅游驅動經濟增長的假說[12]。Gunduz和Hatemi-J在分析Balaguer和Oh等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及研究結論的基礎上，提出一國入境旅游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受該國旅游業地位、學者的研究方法及匯率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綜合考慮這些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對土耳其入境旅游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土耳其的案例支持旅游驅動型經濟增長的假說[13]。此后，許多學者以不同國家為案例地，通過協整及因果檢驗、VAR模型等探討旅游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不同案例地國家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如，Narayan和Prasad對斐濟[14]、Brida等對烏拉圭和墨西哥[15-16]的研究表明旅游發展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Ongan和Demiroz對土耳其[17]、Kim等對臺灣[18]的研究表明旅游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影響。而Nigun對土耳其[19]、Lee對新加坡[20]的研究則顯示是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促進了旅游業的發展。針對上述學者的研究，CortesJimenez和Pulina提出旅游不同于傳統出口，在探討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簡單套用出口驅動經濟增長理論的做法是不合適的，因此，在綜合考慮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假說和旅游驅動型經濟增長假說的基礎上，他們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出口推動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經濟增長，而入境旅游只對西班牙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21]。Nowak等則認為出口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影響經濟增長，第一種就是眾所周知的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假說，這一機制已被引入旅游，從而形成了旅游驅動經濟增長的假說。第二種途徑是國外資本品的進口融資，雖然這一途徑的重要性已被實證所證明，但仍沒有嚴格的理論基礎，而且也沒有被運用到旅游服務出口上。因此，他們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對旅游出口、國外資本品進口及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理論上，構造模型以考察EKIG假說（出口—資本品進口—經濟增長），實證方面，以西班牙為例，利用協整檢驗和多變量因果檢驗驗證了TKIG假說（旅游—國外資本品進口—經濟增長）[22]。

1.2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旅游專業化主要用來反映一地旅游業的發展程度，通常用旅游人數占本地居民的比重、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及旅游收入占出口的比重等指標來衡量[23]。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旅游專業化發展能否促進專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二是旅游專業化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及其與國家規模之間的關系。許多研究表明，旅游專業化發展有益于該國家的經濟發展，旅游專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一般較非專業化國家要高，另外一些研究則表明旅游專業化發展不但不會促進該國家的經濟增長，反而會使其更加貧窮[24]。Brau等通過對143個樣本國家15年的觀察發現，旅游專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確實高于其他國家[25-26]。Sequeira等利用動態面板模型探討了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認為旅游專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確實較高[27-28]。Paolo和Laura利用150個國家1980—2005年不同時段的數據，探討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與Brauetal.相反的結論：旅游專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并不比旅游非專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高①。Adamos和Sofronis則認為在旅游專業化水平相對較低時，旅游專業化會導致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由于收益遞減規律的存在，最終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越來越小，直至微不足道②。Chang等利用門檻面板模型，研究了1991—2008年，旅游專業化對亞洲、歐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許多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文章利用兩個內生的門檻變量14.97%和17.50%將旅游專業化程度劃分成三個區間，區間1：旅游專業化水平小于14.97%，區間2：介于14.97%—17.50%及區間3：大于17.50%。然后探討了不同水平的專業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專業化水平在區間1和2時，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區間2的影響大于區間1的影響；旅游專業化水平大于17.50%時，旅游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較弱。說明旅游專業化程度不同，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同，旅游專業化并不一定總能促進經濟增長[29]。

另外，學者們對旅游專業化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及其與國家規模之間的關系也進行了研究，且持不同觀點。Brau等認為旅游專業化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不能由曼昆、羅默和韋爾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增長因素來解釋，旅游專業化的發展似乎是一個獨立的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Copeland和Brau等認為旅游專業化國家的快速發展受貿易條件的影響，旅游專業化的發展必將增加對非貿易品的需求，而非貿易品需求的增加會改善一國貿易條件，從而促進經濟增長[30]。Lanza和Pigliaru將旅游專業化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歸因于擁有豐富的、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具有發展旅游專業化的比較優勢。并同時提出旅游專業化國家一般都是規模較小的國家[31]。Brau認為在國家規模小是否不利于經濟發展的爭論中，旅游所起的作用不應該被忽視，一般情況下，國家規模小不利于經濟發展，但是對于一個正在實施旅游專業化的小國家來說，情況剛好相反。Sequeira等的研究則表明旅游專業化對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與國家規模大小無關，旅游專業化對小規模國家的影響并不比其他國家的影響更大。

1.3基于收斂假說的旅游對區域經濟均衡增長的影響

經濟收斂是指在一定情況下，落后經濟比發達經濟具有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它能夠在達到穩定狀態時趕上發達經濟，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旅游學術界利用這一思想來探討旅游發展對區域經濟收斂性的影響。Williams和Shaw對歐洲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旅游發展能促使財富由北向南、由富余國家向貧困國家的分配，對整個地區經濟收斂過程做出貢獻。因此，從區域角度考慮，旅游可以使經濟發展由工業中心轉向欠發達地區，可以作為減少地區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一種手段[32]。Liargovas等以希臘51個都道府縣為案例地，構建旅游發展指數來評估區域旅游發展戰略。結論顯示，具有較高旅游發展指數的地區能夠從社區支持計劃獲得相對更多的資金支持，即旅游發展無益于區域經濟均衡增長[33]。Eugenio-Martin等使用1985—1998年的面板數據，利用動態面板模型，探討了拉美地區國家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旅游發展能促進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但對于發達國家卻不一定，旅游能促進拉美地區國家經濟的均衡發展[34]。Soukiazis和Proen觭a基于收斂假說及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利用面板模型探討了旅游發展對葡萄牙地區經濟增長及其收斂性的影響。結果發現旅游發展對葡萄牙地區人均收入增長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會加速其收斂速度，彌補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使區域經濟增長趨于均衡。因此，在旅游業供給能力得以改善的情況下，旅游可以作為促進葡萄牙地區經濟增長的另一種選擇[35]。而Pessoa對葡萄牙杜羅螺母三地區的研究則表明，由于該地區與外部市場脫離，存在老齡化、外向移民、缺乏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等突出問題，優先發展旅游的戰略對區域經濟收斂沒有太大影響。因此，依靠旅游發展的落后地區，在依靠旅游謀求均衡發展的同時必須考慮其他競爭因素[36]。

2國內旅游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

2.1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產業地位的判斷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旅游業的快速增長，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被看作新的經濟增長點，被許多地方定位為支柱產業來發展①。但如何衡量旅游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卻一直頗受爭議。林剛等認為，過去人們常用旅游業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GDP是各產業增加值的合計，而旅游收入并非增加值的范疇，不能直接與GDP相比較，因此，用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準確的。基于此，他們利用桂林市旅游業相關產業增加值率，測算了1998年旅游業增加值，計算得出：1998年旅游業增加值占桂林GDP的比重為11%，認為旅游業在桂林具有支柱產業地位[37]。張帆等人基于投入產出表，利用相同的方法分別對秦皇島和云南旅游業的產業地位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兩地旅游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超過5%，認為旅游業已成為兩地的支柱產業[38-39]。陳雪鈞認為主導產業或支柱產業地位的確定需要多項經濟指標支撐,一些地方僅憑主觀認識或以單一的評價指標來衡量旅游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容易導致旅游產業定位失誤。基于此，他以支柱產業的經濟貢獻標準為出發點，以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需求收人彈性、就業容量、行業關聯度四個因子構建了旅游業經濟貢獻評價指標體系,并對湖北省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湖北省旅游業尚未達到支柱產業的標準,可以將其作為“準支柱產業”來培育[40]。

2.2旅游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國內旅游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可以劃分成兩派，一派是中國特色的研究，即通過計算相關系數、彈性系數、貢獻率及灰色關聯度等指標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有國家層面的研究，如吳國新對我國旅游業與經濟增長進行了相關分析，結果表明旅游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41]。

周四軍等通過相關系數及貢獻率的測算，表明，我國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關系[42]。而楊智勇的彈性分析則表明，我國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促進，但經濟增長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大于旅游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43]。也有省際層面的研究，如陶金龍通分析了旅游對GDP的貢獻率及與三次產業的關聯度，認為蘇州旅游業與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協調性，旅游業對蘇州國民經濟的影響效果較好[44]。蘇繼偉等利用回歸模型對1984—2001年重慶市入境旅游對GDP和第三產業的貢獻率進行了測算，認為入境旅游對重慶國民經濟，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45]。上述研究均顯示旅游業發展對國家或省際經濟增長具有正的影響力。另一派，受國外研究方法的影響，傾向于利用基于VAR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的協整和因果檢驗、方差分解及脈沖響應等計量方法來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從研究范圍來看，有國家層面的研究，如陳友龍等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對我國1985—2003年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影響，但旅游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大于經濟增長對旅游業的影響[46]。和紅等利用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對我國1984—2004年的旅游業與經濟增長的動態相關性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旅游業發展與國民經濟增長呈現較強的正向交互響應作用，并且從長期來看響應的程度更穩定和更顯著。

因此，在發展旅游過程中應采取長期政策，避免短期行為，以保證旅游業持續發展[47]。有省際層面的研究，如趙東喜對福建省1981—2006年入境旅游、經濟增長與對外開放的動態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福建入境旅游收入、國際旅游人數、經濟增長與對外開放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入境旅游收入受經濟增長與對外開放的影響效應大于其自身及入境旅游人數的影響效應，入境旅游收入增長對經濟增長與對外開放的正向作用時滯較長[48]。張偉等對桂林市1980—2006年入境旅游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表明，桂林入境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但較弱且時滯較長，桂林經濟增長對入境旅游的發展沒有任何影響[49]。

也有從國家、省際及區域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比較研究。如龐麗等從全國、區域及省際三個層面上，對我國1991—2002年入境旅游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從全國和區域層面看，入境旅游只對我國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對全國及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沒有顯著影響。從省級層面來看，只有少數省份入境旅游與經濟增長存在顯著因果關系，且入境旅游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有明顯的省際差異[50]。劉長生同樣從上述三個層面出發，同時采用基于個體數據和面板數據的VAR模型的協整檢驗和格蘭奇因果檢驗,對我國1990—2006年的旅游業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研究。從全國層面來看，旅游與經濟增長存在一種長期均衡和雙向因果關系，二者相互影響，但旅游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小于經濟增長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從區域層面來看，二者的因果關系表現出較強的地區差異性，東部發達地區“經濟增長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遠大于“旅游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因果關系正好相反，東北地區為“經濟增長影響旅游業發展”的單向因果關系。從省級層面看，僅13個省市的旅游業和經濟增長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大部分省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但在影響強度上有較大差異[51]。

從研究內容來看，除了總體旅游業及入境旅游外，國內旅游也受到部分學者的關注。楊勇利用1984—2004年的數據，對國內旅游和GDP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國內旅游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只存在由經濟增長到國內旅游消費的單向因果關系[52]。屠文雯等對我1994—2005年國內旅游、入境旅游及經濟增長間關系的研究則表明，入境旅游、國內旅游及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國內旅游與經濟增長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經濟增長與入境旅游間只存在經濟增長到入境旅游的單向因果關系[53]。張麗峰對1994—2006年城鎮居民國內旅游的研究表明城鎮居民國內旅游對GDP和第三產業具有積極的影響，城鎮居民國內旅游消費每增加1%，GDP增加0.79%，第三產業增加值增加0.85%[54]。

3國內外研究評述與展望

綜觀國內外旅游對經濟增長的研究，既有相似，也有差異。相似之處表現在研究的焦點始終圍繞在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產生影響、影響是大是小、是正是負及二者之間是存在相互影響、還是單方面的影響等問題上。國內外研究均較側重實證研究，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相對較為欠缺。研究對象都側重對整個旅游業及入境旅游的研究，對國內旅游的研究相對較少。

差異之處表現在：從研究時間看，國外研究要早于國內約30年；從研究內容看，國外研究集中在基于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假說的入境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基于收斂理論的旅游對區域經濟均衡增長的影響三個方面，而國內研究則主要集中在旅游產業地位及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判斷上。從研究層面看，國外研究側重國家層面和區域層面，國內研究主要側重國家和省際層面，對區域層面的研究較少。從研究方法看，國外研究方法更為多樣化，涉及線性方程模型、向量自回歸模型、誤差修正模型、協整與因果檢驗、門檻面板模型，動態面板模型等。實證研究中，在模型的選擇上注重模型的適用性，在樣本點及樣本區間的選擇上，涉及面廣，歷時長，研究更為細致和準確。國內研究方法較為單一，或主要通過計算相關系數、彈性系數、貢獻率及灰色關聯度等指標或利用協整和因果檢驗來探討二者的關系，較少考慮模型及方法的適用性，樣本區間較短，影響研究的準確性。從研究的理論性來看，國外研究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實證研究，而且注重實證與理論的結合，實證研究大都具有一定的理論支撐，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國內研究偏重實證研究，缺乏理論研究，尤其是缺乏符合我國國情的基礎理論研究，現有的實證研究也大都是機械的套用國外研究方法進行，沒有理論支撐，研究缺乏深度。國外有關旅游對經濟增長影響研究的諸多方面都值得我們借鑒。

綜述表明，旅游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歷來是旅游學界研究的焦點，而且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相關研究也在不斷深入和完善。旅游對區域經濟增長及其均衡發展的影響將會成為近期及未來一段時間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