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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農村的勞動力遷移有兩種基本情況，即“離土又離鄉”和“離土不離鄉”，其中又以后者為主體。因此這里我們探討的是“離土不離鄉”式的勞動力遷移。所謂“離土不離鄉”是指這種勞動力遷移是勞動力臨時的流動，遷移人口無法享受和城鎮“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機會和權力。當前中國的勞動力遷移具有三個明顯特點：一是勞動力遷移是在發展極不平衡的經濟背景下進行的，并且在勞動力遷移的同時，這種不平衡進一步加劇。二是勞動力轉移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主要去向。我國勞動力轉移的區域模式，表現為從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帶遷入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帶。而農村遷出人口占全國遷移人口的6成以上，其中幾乎有7成以上遷入城市。因此，中國現階段的勞動力轉移可以簡單概括為從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帶農村地區遷向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帶城市地區；三是受教育程度越高，遷移比例越大，但由于受到較高教育的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農村遷移人口的總體受教育程度較低。
二、勞動力遷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
根據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人口流動的決策可由下列公式表示：
其中，Mt：第t期從農村遷入城市的人口數P：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
Wu：城市工資水平（P.Wu）：預期的實際工資
WR：農村的實際收入（P.Wu-WR）：即為預期的城鄉收入差異
f’>0表示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異的增函數。
這一模型表明，只要預期的實際工資大于農村的實際收入，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就會繼續下去。只有當預期的城市工資和農村收入水平相等時，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才會停止。農村與城市的收入差距決定了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數量和工資水平。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在農村的邊際生產率低于其生活費用甚至等于零，也就是說即使只能獲得很低的工資收入，他們也有向城市轉移的傾向。而同時，我國東部沿海城市迅速崛起，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這使得在工資水平很低的情況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向東部城市轉移。這個時期的人口遷移極大地增加了農民收入。但隨著勞動力的持續轉移，造成城市就業壓力的增大，遷移勞動力工資增長非常緩慢，最終造成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緩慢。
由于我國農業的粗放型生產模式和生產技術進步緩慢，農業生產社會化程度較低，以至于農業勞動生產率多年來沒有顯著提高，農業平均勞動生產率進而人均收入收入未能因農村人口的轉移而得到明顯提高。農村勞動力在農村的收入較低，純收入更低，使得其在城市就業的機會成本很低。因此，多年來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城市的遷移，雖然遷移的速度在放緩。正如托達羅模型所告訴我們的，遷移速度的放緩是由于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和在城市收入差距減小造成的。但我們不難發現，目前城鄉收入差距的減少，并非歸因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遷移人口在遷入地收入水平的緩慢增長、無增長，相對于城市居民收入和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而言，甚至是負增長。因此，過去二十多年的勞動力遷移雖然曾經極大地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加，但并不足以使農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同步增長，這種現象持續下去，必然會進一步拉大二者收入的差距，造成相對貧困的增加。另外，農村人口的遷移使農村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流失嚴重。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遷移比率越高，具備一定的知識、技能的人才大量流失，使農村在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源嚴重不足，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提高，從而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差距，加劇了農村的相對貧困。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當前模式下的人口遷移，短期內對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長期而言，并不能消除懸殊的城鄉收入差距，甚至會進一步拉大城鄉收入差距。
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
1．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勞動力遷移模式。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城鄉隔離以及由此形成的城鄉分立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及其由此派生的各項歧視性政策，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正常遷移，制約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改革現行戶籍制度，降低人口遷移的成本，使遷移人口在遷入地得到應有的保障，是從根本上改變二元經濟結構、消除城鄉收入差距的必然選擇。
2．提高農業科技水平。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業的發展。在勞動力大量遷出時，便出現了土地拋荒、產量下降等問題。因此以技術置換農村勞動力，促進農業的產業化，是解決該問題的關鍵所在。
3．加快農村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促進勞動力的本地轉移。我國鄉村工業的主要形式是鄉鎮企業，一般來講，這種企業經營方式和用人制度比較靈活，技術和資金投入要求不高，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較強，便于留住高素質勞動力。因此，政府應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鄉鎮企業的支持力度，進一步落實和完善有關優惠政策，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