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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封建社會，所謂“農村經濟”，實質乃是宵(商?)業經濟。人口、土地、種植業，是構成它的三個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為關鍵的。明代中國的農村經濟經過唐宋以來的長期發展和世界經濟發展大勢的剌激，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性變革。

這個變革，以王朝政策為導向，以農村人口流動為契機，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封建國家組織了規模空前的移民運動，使農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并改變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時又存在著大批農民棄家逃亡的嚴重現象，制約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二階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劇，農民紛紛破產，出現大批流民群，最后發展成為大規模的流民起義，使農村經濟由迅速復興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階段，以東南沿海地區農民為先導，開始更新“本”、“末”觀念，自發地進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從單一經營轉向農、工、商并舉的多種經營。從而引發了農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動，大批勞動力從糧食生產中分流出來，從事商業性宵業和工商業活動，削弱了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為新的生產方式的誕生開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現代中國農業與工商業經濟，以東南沿海地區為最發達的基本態勢。

深入研究這一時期中國農村人口流動與農村經濟變革之間的關系，對于了解農村人口流動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影響與作用，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同時也有助于從歷史的角度，認識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因何仍以東南沿海居領先地位的淵源所在。本文擬以農村人口流動為主線，結合土地利用和種植業的變化，對此做一個初步探討。不妥之處，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與流動，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兩個必要前提條件。沒有一定數量的人口做保證，社會生產就無法進行，而沒有人口的合理流動，社會生產就難以向縱深發展。人口流動涵容兩層意思：一是空間流動，二是職業流動。前者，是人們居住地域的變動；后者，是自身社會層次的位移（每一種流動有時可能兼具這兩種情況）。如果從人口流動的歷史價值考察，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對人口流動的社會效應進行具體分析。有些流動具有積極作用，有些流動則帶有破壞性質。明代中國農村的人口流動就是這樣。

在明代初年，中國農村同時存在著兩種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動。

一種是，由封建國家統一策劃、統一組織的人口大流動，即政府移民運動。“朝廷所移民曰移徙”，這些人可以稱為“移徙”之民。

另一種是，沒有組織、沒有計劃的人口大流動。他們是為了“躲避差役”等項剝削而四出逃亡，輾轉各地謀生的，這些人可以稱為“逃移”之民，或“流徙”之民（1）。

明初，政府移民包括徙民開荒和調軍屯墾，都是仿效歷強制移民的做法，形式上并不新奇。但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次規模最大的移民運動，收效顯著，影響深遠。

元朝末年，群雄紛爭，干戈不息，農村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史載：“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2）。長江以北廣大地區，更是一片凄涼景象。有的以至“多是無人之地”（3）。

人煙斷絕，土地荒蕪，生產凋敝，這不僅是人民的災難，也是對明王朝的致命威脅。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為了復灑農村經濟，勇敢地面對現實，擔負起歷史重任。在農村以休養生息、開墾土地、增加戶口為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完善各種典章制度、加強土地與賦役管理的同時，堅決運用中央集權的政治威力，圍繞著調整人口布局和增加耕地面積兩個中心環節，及時地在全國范圍內強制進行空前規模的人口大移徙以及土地大開發，使中國農村一改元末以來的殘破面目。關于這次人口大移徙的政策與背景、種類與人數、地區與路線、成效與影響等，已有人專門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4）。重復描述，自然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