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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循價值規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這一論斷正是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中的體現，應以此為核心，在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健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體制和機制。第一，以市場—政府關系優化為主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種優化不是向計劃經濟體制回歸，也不是對市場自由主義逼近，而是依據經濟實踐對政府—市場關系進行適應性調整［1］。政府—市場關系優化的核心是轉變政府經濟職能，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使其在經濟活動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保障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政府的簡政放權，以及對土地、勞動和資本等要素市場的持續放活，激發微觀經濟主體的市場活力。同時，政府也要強化社會管理職能，著手解決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建設等問題。第二，健全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的:“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一是強化市場決定價格是市場經濟核心的共識，市場決定價格，將形成激勵相容的社會運行機制，通過引導行為主體的理性決策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使得每一個人為了獲得幸福，需要很好地為市場工作獲得報酬，通過使別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二是拓寬市場形成價格的領域，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是讓市場決定水、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使資源環境成本反映到企業成本中去，讓市場決定利率、匯率，使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競爭和使用金融資源，推動電力、交通、電信等壟斷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三是明確政府定價范圍，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第三，全面推進政府轉型。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是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且政府帶有管制型政府的特征。在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下，政府應向服務型政府轉型，一是簡政放權，以“負面清單”管理為重點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新突破;二是理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社會滿意度為導向的干部政績考核、選拔機制，促進地方政府由競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三是明確政府職能，“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二、遵循競爭規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競爭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是商品經濟與生俱有的機制，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正如馬克思所論述:“社會分工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相互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相互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2］可見，市場競爭是各個經濟主體為爭奪有利的生產和交換條件，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而發生的一系列經濟行為或經濟關系。在商品經濟中，不同的經濟活動主體相互獨立，其經濟活動的根本目標是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排他性資源的使用、收益的占有上，以及在商品銷售市場的分割上，彼此之間是競爭關系。競爭具有廣泛性、深刻性、強制性的特點，作為商品經濟的基本法則，競爭為實現微觀個體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雙重發展奠定了基礎。通過競爭能保證最有效率的企業使用有限資源的優先權，能夠保證最有效率的企業供給社會所需要的產品，能夠將低效率、低水平的企業淘汰出局，從而實現有限資源的最優化配置。30多年的改革之取得巨大成就的經驗之一，就是在全社會建立了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壟斷領域競爭機制的作用還沒有體現出來，市場主體不平等、過度競爭、不當競爭等擾亂市場秩序的情況還時有發生。如果說前30多年改革的任務是讓市場配置資源的空間得以確立，那么未來30多年的改革則是如何使市場秩序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可見，未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是確立市場經濟秩序。第一，完善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即界定誰有資格進入市場、誰有權力制定市場競爭活動的制度與規則。通過制度設計，一方面使進入市場的企業能夠真正接受市場規則的硬約束，使不具備市場責任能力的主體盡快退出;另一方面，使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經濟具備進入市場的平等性資格，“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解決長期以來的非公有制企業的“彈簧門”問題。第二，完善市場競爭的交易秩序。強化價格決定機制，使得價格決定真正體現等價交換的市場原則，真實地反映供求矛盾運動。合理的交易秩序要求進入市場的主體在交易過程中按照統一的法則公平交易，進而使競爭具有平等和充分性。因此，最核心的是對所有市場主體實施公平統一的交易法則，廢除不平等的規定。第三，健全市場競爭的法制秩序。一是以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導，通過法治精神的宣貫、法制體系建設，強化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契約經濟的理念;二是“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行為，反對地方保護，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第四，完善市場競爭的道德秩序。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客觀上要求市場主體在道德秩序上必須恪守并弘揚誠信。針對當前中國誠信體系建設滯后問題，一方面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線，構建社會道德、倫理規范對市場競爭的精神支持;另一方面，健全誠信體系，加大失信的機會成本，提高人們的誠信意識。

三、遵循資本有機構成變動規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新驅動機制

資本有機構成指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并反映其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資本技術構成是指每個工人所配備的資本數量，資本價值構成指由價值表示的不變資本投入量與可變資本投入量的比例。資本價值構成的提高往往和資本技術構成有重要的關系，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談到的:“資本技術構成的這一變化，即生產資料的量比推動它的勞動力的量相對增長，又反映在資本的價值構成上，即資本價值的不變組成部分靠減少它的可變組成部分而增加。”［3］馬克思認為，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是科技進步以及勞動生產率提高。單位勞動力支配的生產資料不斷提高，某種程度上資本對勞動力實現了替代。資本有機構成規律實質上是反映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規律。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也適用。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規律要求我們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堅持創新驅動戰略，充分重視科學技術的創新和先進技術的推廣;注重協同創新，即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協同，實現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協同，科學家的知識創新瞄準前沿技術，企業家的技術創新瞄準市場需求，兩者的協同既可以有能力搶占科技發展的制高點，又可以使研發的新技術具有商業化和產業化價值［4］。第一，發展創新型經濟，推動發展方式轉變。

所謂創新型經濟是指創新產業為標志的經濟。該種經濟以知識和人才為依托，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以發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為著力點，實現了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互動結合，以及知識創新主體和技術創新主體的緊密合作，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經濟增長的紅利更多地將依靠創新來實現，因此，創新性經濟將成為未來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基于此，應在以下方面實現轉型:一是增長方式由有形要素驅動增長向創新驅動增長轉型;二是產業結構由傳統產業向創新產業轉型;三是企業結構由單純生產性服務型企業向科技企業轉型;四是企業技術進步由模仿創新向自主創新轉型。第二，建立健全“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三位一體的創新體系。打破當前知識創新轉化難、技術創新產業化難的雙重困境，將知識創新延伸到技術創新，搭建科研院所、企業家溝通合作橋梁，通過企業家參與，實現技術創新成果在產業發展中的應用，促進產業的升級換代和產業鏈條的延伸，使知識和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理順政府、企業、科研院所的職能分工，政府是服務者，是創新性的引導者，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則是創新的主體。政府在創新過程中應為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包括制度環境、政策環境、體制環境、文化環境、服務環境和管理環境，等等。第三，建立多市場主體和政府合作的創新系統。經濟發展中的創新驅動不是單個企業的行為，也不是政府單方面的行為，它需要相關主體的廣泛參與。一是建立健全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的產業聯盟，集成產學研各方面的優勢，實現產業技術重大突破，促進共性技術成果和關鍵技術的擴散和轉移，加快科技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轉移，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二是建立“產學研社政”五位一體的科技資源統籌聯盟，“五位一體”是指企業、學校、研究機構、社區和政府。具體來講，在政府的引導下，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圍繞企業這一載體，學校、科研院所、社區民眾通過“一體化”機制，實現科技資源統籌利用，促進技術轉化。通過制度體制創新，確保“五位一體”的科技資源統籌聯盟的穩定性、權威性和廣泛性，發揮其積極作用。四、遵循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完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是各個社會經濟形態共有的經濟規律之一。馬克思對這一規律的闡明集中體現在:“為了要有適合于各種不同需要量的產品量，就需要有不同的和數量一定的社會綜合勞動量。顯而易見，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絕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消滅，所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自然法則是根本不能消滅的。可能因不同歷史條件而發生改變的，只是這些法則所由以表現的形式。”

馬克思通過這一規律揭示了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系統內部各部門各行業之間，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領域，以及各領域內部存在著一種客觀的比例關系。打破了這一關系，經濟形態內部自身的秩序性就會被破壞，必然會出現經濟危機。斯大林在馬克思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基礎上，提出了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認為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個生產單位(企業)之間、各個環節之間，既相對獨立，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社會分工越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各部門、各環節間的聯系性、依存性就越密切。因此，要求各部門、各環節之間必須互相協調、配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30多年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也面臨一系列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結構失衡問題。首先是經濟部門結構失衡，一是部門間及部門內部比例失衡，即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總體發展滯后，產業結構亟待優化;二是部門內部比例失調，即各產業內部中體現高技術、高產出、高效率的比重不夠，特別是產業的創新驅動不足。其次是經濟空間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東西部差距，長期以來，由于東部率先發展戰略導致資源在區域間配置的失衡，西部地區發展一直處于落后狀態，據統計，2012年東部經濟總量為301811．284億元，西部經濟總量為96563．765億元，東部經濟占全國經濟總量的64．002%，西部經濟占全國經濟總量的20．477%，西部經濟占東部經濟的31．99%，由此可以看出，東西部經濟差距比較巨大;二是城鄉差距，由于長期以來城市偏向發展戰略，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先進部門集聚的城市，城鄉差距不斷加大。

因此，遵循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完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解決失衡問題是未來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第一，引導資源合理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一是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上，提高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率，通過制度創新，為資源在產業間的流動和配置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二是破除地區經濟壁壘，合理調整產業機構，糾正比例失調、結構失衡的偏差，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三是鼓勵技術創新，推進技術進步，建立推進技術進步的長效機制，提高產業機構的技術水平，促進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向技術密集轉變，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第二，強化空間經濟協同合作，促進欠發達區域的發展。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任何企業或生產單位都是在一定的空間存在的，由此構成了地區間的比例。因此，在未來發展過程中，一是要通過市場配置和規劃引導，協調各要素在空間的合理配置，加強不同區域之間的協同合作，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制度創新，形成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合力;二是要加大對西部地區發展的支持力度，借助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帶動經濟欠發達地區發展;三是統籌城鄉發展，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第三，健全調控體系，實現科學宏觀調控。“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一是科學使用調控手段，健全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平;二是完善調控機制，健全事前調控、事中調控與事后調控相結合的調控機制，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協同性。五、遵循平均利潤規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資本在不同的部門之間配置應該獲得等量利潤，即遵循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原則。但由于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周轉速度不同，各個生產部門的利潤率高低不同，由此必然會引起部門之間的競爭。部門之間通過資本轉移使資本由利潤率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資本在不同生產經營部門之間的轉移必然引起不同部門商品供求關系和商品比價關系的變化，從而引起部門間利潤率的變化。上述資本轉移的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價格和利潤率的變動要一直到兩個部門的利潤率大體平均的時候才能暫時停止下來，這樣便形成了平均利潤。可見，平均利潤率的形成是全部利潤通過部門之間的競爭在各部門之間重新分配的過程，最終實現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結合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特征，提出了平均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于是，“資本主義生產，隨著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日益相對減少，使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甚至提高的情況下，剩余價值率會表現為一個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

平均利潤規律揭示了不同部門在市場經濟競爭中利潤趨同的趨勢，為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提供了理論依據。當前，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行業之間、部門之間利潤率存在很大差異，很多部門的差異并不是由于競爭力的差異所造成的，相反是因為所在行業和部門的壁壘而導致的。同時有些企業借助不正當的競爭手段，獲得較高的利潤率，這都有違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原則。第一，建立健全公平開放的市場規則。由于壟斷的存在，資源不能按照市場化的法則進行有效配置，使得資源效率損失，對全社會的福利增加造成了影響。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行為，反對地方保護，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一是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打破所有制歧視;二是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利用非公有制經濟的機制優勢，盤活公有制經濟;三是加強法制體系建設，為企業競爭、資本流動創造公平、合理的外部環境。第二，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市場是生產要素配置的載體，市場體系是這些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市場結合而形成的有機系統或整體。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也是實現各資源在不同部門間自由流動的前提。因此，一方面，要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特別是通過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行為主體;另一方面，要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行為，反對地方保護，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作者：吳振磊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