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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蘇步青效應”說起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復旦大學名譽校長蘇步青教授在接見自己的弟子時說：“我已經培養出你們這一代數學家，你們超過了我；而你們還沒有培養出超過你們的數學家，這一點你們還不如我。”因此，科學界把“培養超過自己的學生”的教育現象，稱為“蘇步青效應”。一個國家只有擁有“蘇步青效應”系數較高的科學家群落，才能形成培育諾貝爾人才的“溫床”，進而把這些人才推到世界科學的最前沿[1]。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后波生[2]。青出于藍勝于藍，這本是人才發展的基本規律。但是，為什么蘇步青教授的弟子卻沒有培養出超過自己的數學家呢？無論從內因來分析成才的動力，還是從外因來分析成才的壓力，都值得我們深思。從內因來說，要成為頂天立地的科學家，必須具備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要“安貧樂道”，心甘情愿“坐冷板凳”，要有敬業、創業的奉獻精神。從外因來說，社會分配不公的沖擊波對科學家的成長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出國潮、下海風、官本位、炒股熱，導致做學問的人心態不平衡。有些人剛在科學研究上嶄露頭角，就被“提拔重用”，擔任煩瑣的行政工作，在科學的道路上半途而廢。

愛因斯坦拒絕以色列總統的職務，說自己“只適合于從事與物理學有關的事情”。誰也不能說他無知，但他天真。這種天真事實上是一種誠實。誠實最接近于天真。[3]在“官本位”體制下，以為把教授、科學家不適當地“提拔”到院長、校長、部長、市長的“寶座”，表面上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其實往往是用人所短，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只有那些在科學上前途不大、后勁不足的學者去改行做“公仆”（必須是真正的“公仆”而非“主公”），做“后勤部長”，才是明智的選擇。“愛因斯坦們”是不應當改行的。英國哲學家培根(Bacon,Francis,1561～1626)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他在《科學推進論》第1卷中，重點論述了知識的價值。他認為當時蔑視知識的社會風氣是愚昧的，同時說明了知識與宗教信仰、政治、人性的關系。他大聲疾呼提倡新方法，使人類籍此樹立起駕馭自然的合法權力。知識就是力量；但是，知識并不等于力量。知識蘊含著力量，一旦爆發出來，能夠呼風喚雨，推山倒海。知識成了力量有個轉換過程。知識分子善于把知識深化，但不善于把知識轉化為力量。知識分子只有知識，卻沒有力量。他們既無政治權力，又無經濟實力。

二、知識，為什么沒有力量？按理說，經濟學家滿腹經綸，總該是知識的化身了吧！可是，“我們的多數經濟學家，在紙上縱馬馳騁之時游刃有余，而一將理論用之于實踐則一觸即潰，凡‘下海’者大多鎩羽而歸，偏偏是哪些未入流的準文盲在商海中如魚得水。”[4]因此，知識分子為什么沒有力量，要從知識分子自身找出原因。本來總說知識分子“清貧”、“清閑”、“清高”，現在看來也并不“清高”。知識分子的“知識”往往令人生疑。大街小巷有不少“假冒偽劣”產品，我們的書報雜志上也有不少假話、大話、空話。時下，知識貶值很厲害，為了評職稱而東拼西湊的“成果”實在不少。號稱經濟學家而確有真知灼見和獨特理論的為數甚少。不要說諾貝爾經濟學獎與他們無緣，就是國內獲大獎的，也很少有突出貢獻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有恩格爾定律、格來興定律、洛倫茨曲線、菲利普斯曲線、蛛網理論、加速理論、創新理論、基尼系數、消費函數、儲蓄函數、需求函數、供給函數、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希克斯—漢森模型等。西方經濟學家不斷推動經濟理論創新，有的還充當政府或企業經濟顧問，直接或間接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進步。反觀我們的經濟學界，“這一張張令人眼花繚亂、以‘對策’、‘建議’名目出現的藥方，大多數都是開給中國的國有企業，如承包制、股份制、破產兼并、現代企業制度，等等，現在又冒出了一個‘托管’的構想。……這些開藥方者中有不少人甚至對企業走馬觀花式的‘調查’都沒進行過，但卻并不妨礙他們為中國國有企業開出一張又一張的‘藥方’。然而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恰恰就在這些真真假假的經濟學家們出謀劃策最多的領域里‘卡殼’。”[4]相比之下，馬克思用畢生精力寫的鴻篇巨制《資本論》，影響了人類的命運；亞當·斯密(SmithAdam,1723～1790)研究了勞動的分工問題，并以制針為例，說明勞動分工對提高生產率的重大意義。他把制針的全過程劃分為18道工序，每人只操作其中一兩道工序。這樣做的結果，每天的產量達到48000枚針，平均每人每天完成4800枚。斯密指出，如果不進行分工，所有工序全部由一個工人承擔，他的產量每天最多只能生產20枚針。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在19世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是以今天的觀點來審視，這一理論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科學管理之父”泰勒(F·W·Tayior,1856～1915)長期在工廠里不斷觀察和試驗研究，才提出了科學管理原理。在人類歷史上，功勛卓著的經濟學家、管理學家還有許多。人們是從他們的思想、理論和實踐的結果中認知了知識的價值和力量的。

真知灼見植根于現實的生活土壤之中。只有真知灼見才有價值。瓦特(JamesWatt,1736～1819)發明了蒸汽機，在原動力方面促成了革命性變革，使機械的運轉不再完全依賴人力、獸力或水力。這是知識轉化為力量的先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許多發明、發現和創造，都是知識就是力量的體現。如果說“知識沒有力量”那是因為我們的知識還沒有轉化為力量。據報道，中國文獻館備有20多個國家的2000萬件專利，每年以40萬件速度遞增，而利用率只有1.2%，可見效率極低。我國的“科技成果”多，而新優產品少。有人比喻說：只開花，不結果。這似乎是個突出的矛盾。在有些地方，50年代和60年代出現的產品仍占市場的50%左右，一些明顯該淘汰的產品仍占10%左右，于是國外產品乘虛而入，國內產品的市場占有率越來越少，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在1993～1994年的專利所引用的科學論文是1987～1988年的3倍，同期的專利總數只增加了30%，這說明利用率、轉化率極高。專利所引用的科學論文的73%來自科研機構和大學的科學研究，只有27%來自企業。美國的科學家和大學教授自然也就既不會“清閑”，也不會“清貧”。知識只要是貨真價實的，也就自然而然地顯得“清高”了。

三、知識經濟與比爾·蓋茨知識經濟是在充分知識化的社會中發展的經濟，是促進人與自然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是以無形資產投入為主的經濟，是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經濟。知識經濟時代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代最根本的區別，是資源不同。農業經濟時代的資源是土地加勞力；工業經濟時代的資源是能源、機械加勞力；而知識經濟時代的主要資源是知識。土地、能源等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發生作用的是收益遞減規律；知識是無限的、可以再生的，發生作用的是收益倍增規律。附圖{圖}知識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生產要素，而且是第一要素。工業經濟時代是生產集中、資本集中；知識經濟時代是知識集中、人才集中、教育集中和科技集中。工業經濟時代的財富流向石油大王、汽車大王、鋼鐵大王；知識經濟時代的財富流向信息大王、軟件大王、數碼大王、基因大王。工業經濟時代出了洛克菲勒；知識經濟時代出了比爾·蓋茨。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在《福布斯》雜志1998年世界億萬富翁排行榜上連續4年名列榜首。他的財產凈值與一年前相比上升了40%，達到了510億美元。《福布斯》雜志表示，今年(1998)進一步嚴格了評選標準，加進了一條規定，即只有“勞動富翁”才能參評。“勞動富翁”，是什么樣的勞動？是愚公移山式的勞動嗎？顯然不是。知識經濟時代，只有智力勞動才能首先富起來，成為億萬富翁。如果以為比爾·蓋茨僅僅是因為開發軟件而成為了世界首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他的致富秘密還在于他的經濟理念和管理創新。他在《未來之路》中反復論述“正螺旋循環”和“負螺旋循環”。他寫道：“有時候，政府或是委員會，設置出一些旨在促進兼容性的標準，這些標準叫做‘法定’標準，因此具有法律效力。可是，許多最成功的標準都是些“事實上”的標準，即市場發現的那些標準。……事實標準常常通過經濟機制在市場上發生演變，這種經濟機制與推動商業成功的正向螺旋的概念十分相似，它使一個成功推動另一個成功。”[5]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以股票期權方式讓它的大部分雇員們共亨產權，一直是意義重大和成功的，其重要性和成功超過了任何人的預料。我們一直在探索如何增強企業員工的凝聚力，但往往想得多，說得多，做得少。比爾·蓋茨把公司的命運與雇員的利益捆在一起，休戚與共。他造就了3000個百萬富翁。他在中學時期的老搭檔保羅·艾倫在1998年億萬富翁排行榜上名列第4，則產凈值達210億美元。此外，比爾·蓋茨對兼容性有十分精彩而入木三分的論述。他說：“產品價值的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它的廣泛流傳。如果有兩個郵件箱，其中一個是手工精制的漂亮郵箱，箱上有一個小孔，剛好只能容納一個信封，另外一個則是舊紙板盒做的郵箱，人們能把日常中的所有郵件都扔進去，要讓你來選擇，你肯定是選擇開口大的容易把郵件扔進去的那個信箱。因為你愿意選擇兼容性大的東西。”[5]他以極簡單的例子說明了一個極深奧的理念：“兼容性是多么重要！由產品開發聯想到人才開發，用人單位何嘗不愿意選擇兼容性大（知識、才華、性格、修養、情緒）、智商(lQ)和情商(EQ)都是上乘的人才呢？

由此可見，知識經濟時代是“比爾·蓋茨式”人物的時代。比爾·蓋茨才是當之無愧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

四、知識怎樣才能有力量知識經濟的本質特征，就是使知識真正有力量。怎樣才能使知識真正有力量？筆者認為要解決以下5個問題。1.要落實科教興國的偉大戰略，就要實行“學而優則教，教而優則富”

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必須優先發展科技、教育事業，促使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有顯著提高，培養和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學技術隊伍，大幅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迅速掌握重要產業的關鍵技術和系統設計技術，力促經濟建設、社會發展轉向依靠技術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力促重大學科和高技術的一些領域的科技實力盡快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科教興國，教育是基礎，教師是關鍵。要改變千百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真要淡化“當官心理”就必須從淡化“當官環境”開始。要徹底改變“官本位”，把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教育崗位上來。因為教師是“工作母機”，只有聚集最優秀的人才做教師，才能培養出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也才能培養出優秀的“仕”。如何才能吸引優秀人才從教？當然首先要求教師有奉獻、敬業精神，但也不能忽視“人往高處走”的規律。因此必須把教育崗位放在“高處”才能吸引人才。

2.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要以市場為導向，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航空航天技術、先進制造技術、海洋技術、新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為應用重點，突破一批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中需要解決的關鍵技術。要支持大、中、小型高技術企業共同發展。要推動企業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走高技術內涵發展的道路，大力推廣先進制造技術和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普遍應用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制造(CAM)、計算機輔助技術(CAT)等技術，形成一批應用先進制造技術、計算機輔助技術、精密成形及加工、激光加工、工業機器人、數控系統、自動測試等技術含量高的示范企業。3.加強基礎性科學研究

基礎性研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是科技與經濟發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術、新發明的先導，也是培養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搖籃。基礎性研究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的規律、追求新的發現和發明、積累科學知識、創立新的學說，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理論和方法。基礎性研究的重大突破，將帶動新興產業群的崛起，引起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變革。要瞄準國際科學發展的前沿，選擇我國有優勢的領域，集中力量開展創新研究，注重發展新興帶頭學科、邊緣交叉學科和應用基礎學科，促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有機結合和軟科學的研究和應用。在這一方面，不可急功近利，要善于“放長線，釣大魚”。

4.知識市場化和產業化要改變知識分子“清貧”的局面，誠然要立足于國家的財力使知識分子的待遇逐步提高；但是，最根本的辦法，還是要實行知識市場化和產業化，把知識分子自己的知識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轉化為價值和力量。馬克思曾經指出：“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知識和科學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為此，應當確立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地位，培育技術市場，引進市場機制，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應該提倡知識分子創辦知識型企業，包括高科技產業和高效率管理的咨詢服務業等。應當大力培養高技術研究與開發的隊伍，造就一批科技企業家。對從事研究、開發、產業化的人員建立不同的評價標準，使其各得所需，各展所長。應大幅度提高高技術研究與開發人員的津貼，對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員實行重獎，授予榮譽稱號。應鼓勵以知識作價入股，讓知識分子先富起來。

5.提高教育效率和科技效率科教興國，不但要加大對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還應該在現有投入的基礎上，力爭增加產出，力爭實現“低投入、高產出”。經濟建設中有許多“重復建設”項目，互相“撞車”；教育和科學研究中也有許多“重復建設”，互相“撞車”，甚至相互抵銷力量。教師確實“清貧”，但也確有比較“清閑”的，實際上往往是互為因果。提高效率，是解決“清貧”和“清閑”的一箭雙雕的辦法。應放寬政策，讓優秀教師可在幾個大學兼課、兼職、使工作量“飽滿”，從而增加他們的收入。電影界有相互借調拍電影的習慣做法，大學教師是否也可仿效？國外早有這種慣例。在教育改革方面，應當著重解決培養目標、師資隊伍、課程設置、教材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估等一系列的問題，把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學生創新、開拓、敬業、奉獻、合作等諸種精神，不斷提高學生的交際、溝通、應變、協調等多方面的能力。為此，要求十分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辦大學當然要有“大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大師”，名師才能出高徒。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導師或導師的導師就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都是博學多才的大師。如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是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和心理學教授，他不但著作數量多，而且涉及面非常廣，遠遠超過他的專業范圍。在政治學、行政學、心理學、信息科學、應用數學、科學管理、統計學、運籌學、經濟學、企業管理、系統工程學和電子計算機科學方面都有其獨特見解。[6]如果要求培養的學生是復合型人才，而教師本身卻是孤陋寡聞的抱殘守缺者，其結果只能誤人子弟。

五、結論知識經濟實際是教育經濟、科技經濟、人才經濟。知識是21世紀的戰略資源。要使知識真正有力量，應當認真落實科教興國的偉大戰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強基礎性科學研究，促進知識市場化和產業化，提高教育效率和科研效率。通過提高效率，切實解決科研機構和大學知識分子的“清貧”和“清閑”的矛盾。為此，要在客觀環境和政策上作適當調整，防止優秀教師和科技人員流失，改變千百年來“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使“學而優則教，教而優則富”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新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