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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

自然·歷史

在闡述“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的問題時，馬克思批駁了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對于“個人”的觀點，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于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馬克思認為這“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12，“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13，換句話說，個人是歷史的產物，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為“人”下的定義，即“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14。把“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放入歷史/社會的范疇，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繼承文藝復興以來以人為思考動力和基本出發點的人類中心主義或人本主義的思想，這種立場成為馬克思敘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當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馬克思并不否認這一點，“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15，但是，這里的“獸性”（自然），是一種建立在生物學意義上的尤其是達爾文進化論基礎上的自然觀，與把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觀（如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著根本區別，前者雖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屬性，但是卻蘊涵著把自然對象化/客體化和以人為認識中心的哲學思想。這種人類中心的觀念，是馬克思論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討論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時候，確定商品有沒有“用”，顯然是以人為參照的，而進行商品交換的基本動力，也訴求于對方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即“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16，也就是說，在物品凝結人類必要勞動時間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對人類來說有用的使用價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會活動和歷史活動的主體；沒有人就沒有社會，就沒有歷史”17，從而確立了歷史主義的信念和方法，同時也為人征服自然確立了倫理上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