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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銀鋒張敏單位：東莞理工學院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體形態演變與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生產方式范疇包含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二重含義，其中物質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前提和條件，社會生產方式是物質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構成生產方式整體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之間的相互適應和沖突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也推動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體形態不斷發展和演化。

14世紀中葉出現的手工工場標志著資本主義的誕生，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一個具體形態。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以英國為代表的建立在機器大工業基礎上的工廠制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20世紀初以后，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當中形成了產業資本主導的資本積累體制，該體制具有明顯的特征:第一，以機械化、自動化和標準化生產技術及其相應的生產組織形成大規模生產，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第二，通過集體談判形成的勞資間的利益共享機制帶動了大規模消費，從而推動了大規模生產的進一步發展;第三，資本之間由無序、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競爭轉為有序的壟斷競爭;第四，調節主義的國家干預和福利國家政策熨平了經濟周期并維持了有效需求，使大規模生產與大規模消費之間形成良性循環;第五，美國支配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為資本積累的順利進行創造了穩定的國際環境。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至70年代末，可以說是金融資本的休眠時代，此時期，金融資本服從和服務于產業資本的積累。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下的這種產業資本主導的資本積累體制一方面保證了資本可以穩定獲取高額利潤，當然，資本獲取利潤的主要途徑來自實體經濟的生產;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促使這種資本積累模式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引進和推廣。

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產業資本積累體制的內在缺陷由于外部一系列條件的變化不斷顯性化:生產與消費的良性循環不復存在，資本獲取高額利潤日益困難，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政策和福利國家制度由于不斷增加的社會開支難以為繼，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國際環境開始趨向不穩定。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產業資本積累體制出現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開始調整，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某種根本性的變革，即從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向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與此相適應，新的資本積累體制即金融資本主導下的資本積累體制開始醞釀。

為了應對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利潤危機，資本采取了二種選擇:一是打破原有資本積累體制下的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聯系機制，實行彈性工資體系，即通過減少工資以恢復資本利潤;另一是進行生產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和企業組織創新，改變勞動過程，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利潤。以上兩種方法是資本仍然試圖通過生產來提高利潤的努力，效果如何?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不斷趨向下降就是答案。為了積累，資本只能重新尋找新的利潤途徑。這個途徑就是金融業資本的迅猛發展和經濟金融化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一整套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于是，金融資本重新恢復和確立起了自己的霸權統治。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生產方式自身的內在矛盾運動是資本主義經濟復雜系統變遷和金融資本霸權確立的主要動因，但是，這并不能意味著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完全是由生產方式自主決定的。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重新恢復和確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其中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導下，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重新恢復和確立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經濟停滯趨勢對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確立的推動①

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在1966年合著的《壟斷資本》中著力考察了20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為極少數壟斷者或寡頭生產巨額剩余的龐大生產體系，在這種體系下，剩余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如果不能夠為這些剩余尋找投資出路，資本主義經濟就會停滯，危機就會出現。所以，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中寫到:“壟斷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制度。它總是形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吸收日益增長的剩余所需的，因而是這個制度和諧運轉所需要的消費和投資出路。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會被生產出來，所以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狀態就是停滯。在一定的資本總額和一定的成本與價格結構之下，這個制度的開工率不會高過生產出來的剩余數量能夠找到的必要出路的那一點。而這就意味著現有人力和物力的經常使用不足。……如果聽其自然———即是說，當不存在構成這個制度的所謂‘基本邏輯’的一部分的抵消力量時———壟斷資本主義會越來越深地陷入長期蕭條的泥沼中。”

但20世紀50、6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并未表現出停滯的態勢，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原因何在?我們認為，當時主要是通過國家干預(擴大政府支出和軍費開支)、企業的商品促銷(銷售努力)、第二輪自動化浪潮等途徑來吸收這些大量增加的剩余，推動經濟走出停滯的。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無論是從發達經濟體內部還是從發達經濟體與欠發達經濟體之間的關系來看，巴蘭和斯威齊所說的這種“剩余”不但沒有減少，相反進一步增加了。如“中心”國家通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渠道從外圍國家榨取了更多的剩余，從而給位于世界體系“中心”的投資者和貸款者這些金融資本者帶來了收益，也積累了更多的剩余。這種背景下，資本主義如何消化日益增多的經濟剩余以推動經濟繼續增長?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二種方式以應對這一問題:信息產業的發展和金融業資本的擴張。由于信息產業未能有效帶動產業資本的大規模發展，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的破滅，信息產業發展方式未能解決問題。金融業資本的擴張成為主要資本主義消化經濟剩余的最重要方式，使“剩余資本找到了最后發財致富的場所”。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金融業資本的擴張對資本積累有積極作用:其一，金融部門的膨脹，帶動了辦公建筑、通訊設備等相關行業投資的增長;其二，金融資本的擴張帶來的利息收入的增加，刺激了服務行業和奢侈品的消費。因而，不論從投資方面還是從消費方面，都起到了抵消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停滯趨勢的積極作用。可見，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停滯產生了金融業資本擴張的可能，進而成為當代金融資本霸權形成的最重要基礎。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利潤率下降對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確立的推動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分析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是發現了利潤率下降規律。利潤率是資本家能否實現其積累目標的關鍵，但越積累，他們就越難以獲得充足的利潤去支持積累:“總資本的增殖率，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因為資本的增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就這一點來說，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的形成，從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

按照馬克思的邏輯，資本積累必然帶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從而導致利潤率趨向下降。利潤率下降必然帶來盈利性投資機會的缺乏。資本主義經濟要繼續增長，就必須為其日益增加的生產剩余尋求到新的投資渠道。然而，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后，我們一再看到的景象卻是資本主義巨大生產能力所帶來的盈余資本無法找到新的有利可圖的投資出路。這種情況與壟斷資本主義緊密關聯，主要有以下原因:(1)成熟經濟體的基本工業結構不再需要從頭開始建設，而只需要進行再生產投資(因而可以由計提的正常的折舊費來提供資金)。(2)任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技術的產生，對經濟的刺激和經濟轉型的作用都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比如汽車的引進(甚至普遍使用的電腦和互聯網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也比不上早先的一些變革技術)。(3)日益加劇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限制了經濟中最底層民眾的消費需求，隨著過剩生產能力的逐漸積聚，人們傾向于減少投資支出，富裕的人們用他們的資金進行投機而不是投資于生產商品與提供服務的“實體”經濟部門。(4)壟斷的過程(寡頭壟斷)弱化了價格競爭的調節作用，而價格通常被認為是經濟體系中最具靈活性和活力的主要力量。

那么，在剩余不斷增加與利潤率趨向下降和盈利性投資機會日益缺乏的情況下，如何為過剩的資本尋找出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發達經濟體采取的應對措施是通過金融部門的增長來吸收剩余資本并獲取和擴大貨幣資本。這種被斯威齊稱為“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撐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而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正是當代金融資本霸權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的最重要體現。通過上述分析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形態的演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含的資本主義經濟停滯趨勢和利潤率下降趨勢，都推動著金融資本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中開始崛起，進而形成了當代金融資本的霸權。

新自由主義體制與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從美國開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秩序以相當快的速度強加于世界，這個新秩序被人們稱作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體制的興起以及在世界范圍的推廣與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密切關聯。

(一)新自由主義體制的主要特征

新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是如何興起的這個問題，不屬于本文研究的范圍。本文只對其做一個簡單的描述。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它既是一種經濟體制，又是一種理論思潮，還是一種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興起和發展，二戰后成為一種社會政治思潮。這種思潮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一度被邊緣化，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在英國和美國成為主導的政策主張，隨后在整個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興盛并成為主流的社會經濟思潮和意識形態。

那么，作為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和一種資本主義新的經濟體制的新自由主義，它到底有什么特征?“與以有效需求為核心特征的調節資本主義或者說凱恩斯主義體制不同，新自由主義體制主要是圍繞增加有效供給展開，其主要特征有:國家干預的削弱、稅收和福利的大幅縮減、國有企業及其職責的私有化、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工會組織的瓦解等。”其中，尤以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最為顯著。歸納起來，新自由主義體制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個:

(1)主張極端私有化，推行市場原教旨主義

主張極端私有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本質和核心特征之一。盡管主張私有制并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原創，但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這一主張卻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堅持將極端私有化作為自己的體制核心，其主要理由就是認為私有化一定能夠帶來自由民主和高效經濟。關于私有化定能帶來自由和民主，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觀點最為典型。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強調:“私有財產制度是給人以有限的自由與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私人資本主義連同其自由市場的發展成了我們一切民主自由的發展的先決條件。”

弗里德曼也一再強調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正是在這樣的理論假設前提之下，新自由主義堅決推行市場原教旨主義，反對國家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削弱甚至取消國家福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目前全世界國有資產總量最大的國家卻是向其他國家推銷新自由主義最賣力的美國，單是其聯邦政府所擁有的國有資產就達到2．85萬億美元，超過20萬億人民幣。

(2)主張以金融資本自由化為核心的自由市場的全球化

主張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完全的自由流動，尤其是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也是新自由主義體制的核心特征之一。新自由主義體制之所以堅持推進以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為核心的全球化，其理論邏輯是:全球資本主義存在的空間是一個統一的市場，所有阻礙商品、技術、金融資本自由流動的因素都應被排除。伴隨著這種全面的自由的全球化，不太發達的國家的機制將愈益類似于發達國家的機制，進而，欠發達世界的經濟將加速發展，與發達國家財富的差距也將縮小。正是打著這一發展世界經濟、縮小國家間差距的旗號，新自由主義通過各種手段逼迫世界各國接受其全球化主張。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建構這一理論邏輯的目標仍是為了從外圍國家榨取更多的剩余，國際壟斷資本通過金融自由化這一渠道，以給位于世界體系“中心”的投資者和貸款者以收益。這一點，無論是從實行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發展中國家的后果還是從當前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財富的差距都可以說明。

(3)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改變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一方面是自由市場作用的恢復和國家作用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資本力量的大大加強和勞動力量被大大削弱，這二者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在調節資本主義時期，由于國家力量的介入，資本與勞動達成某種程度的一致妥協，即凱恩斯主義妥協。在這種體制下，資本的力量被限制，勞動的地位明顯提高。凱恩斯所稱的“食利者的安樂死”狀況和同一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福利待遇的提高以及強大的工會組織等就是資本與勞動力量對比的典型寫照。與調節資本主義不同，新自由主義體制下，資本根本不考慮工薪勞動者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的利益，只是依據自身利益行事。事實上，作為一種新體制的新自由主義，其目的就是為了恢復資本即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收入和財富。這種體制的必然結果就是資本收益的大幅度增加和勞動者收入的減少以及失業的膨脹，隨之而來的則是兩極分化的愈益擴大和社會的不穩定。

(二)新自由主義體制對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確立的推動

新自由主義體制的上述核心特征主要通過二個維度推動了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第一，新自由主義體制推行強資本弱勞動政策主張，即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打擊工會、降低勞動報酬等)與放棄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收入和財富分化日益加劇)，大大提高了資本的利潤率，增強了資本的力量。但是，這也造成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本來就已經很嚴重的資本過剩情況的進一步加劇，如何為這些大量增加的剩余資本尋找出路自然就成為資本主義的首要問題。第二，新自由主義體制推崇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主張放松或者解除金融監管并大力推進金融創新，于是，金融資本尋找到了新的獲利渠道。一般說來，推動私有化的動力主要有三種:軍事占領、政治內部交易和金融力量，這三種動力通常是同時存在的。

自19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體制的推動下，美歐、第三世界和后蘇聯國家掀起了一輪私有化的浪潮，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是金融手段和內部交易兩者的結合。與私有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新自由主義體制對金融自由化的快速推動。在上世紀30年代，鑒于1929到1933年大危機的教訓，羅斯福政府曾要求國會通過“證券交易法”，阻斷了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的聯系，美國金融資本的力量受到抑制。上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一直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寬對金融業的限制，推進金融自由化。正是在新自由主義體制條件下，金融資本的力量大大增強，重新開始了自己的霸權恢復之旅。

金融資本全球化與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

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與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關聯，這毫不奇怪。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總是承載著金融資本的印記。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如19世紀末期或者資本主義經濟“滯漲”危機之后，金融資本都獲得了不同尋常的機會來塑造金融資本積累體制和霸權統治秩序。

(一)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含義

全球化是一個經常被使用卻頗多爭議的概念，大家更多地使用經濟全球化這個詞語。經濟全球化指一國在商品、服務和資本等方面向國外開放，將本國經濟納入全球市場。學界通常使用的“金融全球化”、“金融資本全球化”，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形式，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和支柱，指一國金融體系對于國際資本和國外金融機構的開放。這個意義上的金融全球化或金融資本全球化實際是指金融業資本或者金融業領域的全球化，與本文的金融資本全球化概念雖有一定的聯系，但卻有本質的不同。

金融資本全球化是筆者在研究金融資本新霸權問題時提出的一個概念。筆者認為，當代金融資本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逐漸控制和支配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生活，從而確立起了自己的新霸權，也就是本文所指稱的當代金融資本霸權。據此，筆者將金融資本全球化界定為:金融資本全球化是發達經濟體的金融資本主導的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壟斷資本全球化。這一概念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

第一，金融資本全球化以經濟全球化為基礎，但并不等于經濟全球化，是一種包含經濟全球化基本內容的發展了的經濟全球化的高級形式。從一定意義說，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就是資本向全球擴張運動的歷史。從誕生的第一天，資本就開始了追求自身價值增殖的永無止境的運動，而且從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不斷擴張以實現自身價值增殖的最大化。經濟全球化正是資本廣度擴張的表現和必然結果。一般來說，經濟全球化主要包括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三個要素，其中，貿易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和向導，生產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前提和條件，金融全球化則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和支柱。無論是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還是金融全球化，都是資本的不同表現形態。在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和經濟全球化的不同階段，占主導地位的資本形態是不一樣的。毫無疑問，當代資本的這些表現形態中，金融資本是其中居主導地位的資本。因此，金融資本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也是經濟全球化當展的高級形式。

第二，金融資本全球化以金融資本為主導，而不是以非金融資本為主導。金融資本全球化主要由金融資本或金融資本統治集團尤其是具有強大實力和明顯優勢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資本或者金融資本統治集團發起并主導的全球化，是高級壟斷資本即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金融資本具有規模大、強勢、獨占和霸權的特點，因此，金融資本全球化是一種規模巨大資本的全球化、強勢資本的全球化、獨占資本的全球化和霸權資本的全球化，不是也不同于中小資本、弱勢資本、非壟斷資本和非金融資本的全球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當中金融資本占據了主導地位，現實經濟生活中運行的資本主要就是金融資本，因此，金融資本與全球化的結合可以使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利潤追逐，并能形成超越民族國家主權和國際組織的力量，最終實現對全球經濟的霸權統治。

第三，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最重要載體或者組織形式是壟斷性的跨國公司，主要是發達國家的壟斷性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是“壟斷資本集團為了進行對外經濟擴張，攫取最大限度利潤，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形成生產、銷售網，控制所在國家的經濟的一種國際化資本組織形式”。

它是當今世界最具有擴張性的金融資本組織形式，也是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最重要載體。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必須要借助跨國公司這個載體才能進行，沒有這個載體，金融資本的全球化無論如何都是沒有辦法實現的。資本可以區分為金融資本和非金融資本，跨國公司也可以分為金融資本性質的跨國公司和非金融資本性質的跨國公司。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載體和組織形式大都是金融資本性質的跨國公司，它不同于一般的跨國公司:從國別上看分布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發展中國家;從規模上看是巨大的占有明顯資本、技術優勢的大型和特大型跨國公司。

(二)金融資本全球化對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確立的推動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資本逐利本性的不斷強化和資本間競爭大大增強、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出現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政府的推動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金融資本全球化得到了迅猛發展。金融資本全球化快速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當代金融資本霸權逐漸確立的過程。金融資本全球化是由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資本集團主導和控制的，自然，他們也是主要的受益者。在金融資本統治的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資本不需要槍，也不需要炮，不搶房子，也不搶地，只要允許它們自由流動，金融資本就可以憑借霸權優勢對其他資本、其他國家進行瘋狂的金融突擊和金融掠奪。對于金融資本而言，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瘋狂，只要有利可圖，哪管“機會”之后洪水滔天。而全球化正是金融資本的“機會”。

跨國公司是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最重要載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貿易領域、全球金融領域、全球生產領域和全球技術領域都居于絕對的壟斷和控制地位。我們首先以跨國金融機構為例，看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業壟斷資本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什么樣的好處。據報道，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中，23個曾向國際清算銀行匯報的國家的銀行的國際資產頭寸總計99500億美元，其中包括86000億的境外資產。到2010年12月，向國際清算銀行匯報的40個國家的銀行國際資產頭寸已經增長到293800億美元，包括境外資產261000億美元。并且，不僅僅只是上述國家發生這種國際資產頭寸瘋狂擴張的現象。相關資料顯示，從1997年至2010年，英國銀行的國際資產從15000億增長到了52000億美元，美國銀行的國際資產從7400億增長到23000億美元。事情還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養老基金機構、保險機構和共同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紛紛出現，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05年機構投資者的金融資產總額已經達到460000億美元。金融業壟斷資本向全球、尤其是所謂的“新興市場”擴張的結果就是國際資產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機構中不斷積累，這一趨勢在近年來越發強勁。

跨國公司是金融資本全球化最重要的載體，但不是唯一的載體。金融資本也經常利用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和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滲透，從中獲取超額利潤。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的1988—1995年私有化計劃，使發展中國家出售了近11000億美元的國有資產，其中50%以上被跨國公司以各種手段并購，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從中賺取了豐厚利潤。同樣，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國金融資本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相對封閉的亞洲經濟體(諸如韓國)的大幅貶值的實際資產向貪婪的資本家開放，這些資產后來被重組、轉賣時，美國金融資本獲取了巨額利潤(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的今天，韓國仍在為美國貪婪的資本公司———孤星公司收購韓國外匯銀行而惱火。孤星公司轉賣該銀行獲利30億美金，該公司在比利時進行交易，避開了韓國的全部征稅)。

綜上，金融資本在全球化過程中從全球空間獲得了巨額壟斷利潤，從而大大增強了自己的壟斷勢力，為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重新恢復和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這種結果一旦獲得就立即轉化為條件，一方面，增強了當代金融資本在全球空間的霸權，加大了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控制;另一方面，通過將全球利潤轉移至國內，當代金融資本也加強了對國內經濟的控制。可見，當代金融資本通過全球化，獲得了國際國內雙重霸權利益。當然，這二種霸權本身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互為因果，很難在現實中區分開來。

資本主義國家力量與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

金融資本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逐漸恢復和確立起霸權，這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利用強大的經濟、金融、軍事和科技等國家主義力量為其鋪路搭橋密切關聯。在前文已經分析的新自由主義體制與金融資本全球化對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確立的推動過程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的身影。事實上，新自由主義體制的興起和推廣以及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快速發展，都離不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政府的“貢獻”。為了避免重復，這一部分則從另一個視角分析資本主義國家力量對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確立的推動，即從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視角出發進行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過程，實際就是當代金融資本通過經濟金融化掠奪和獲取巨額利潤的過程，從而也即是當代金融資本確立霸權的過程。我們以發達資本主義美國為典型，分析美國的國家力量是如何推動經濟金融化進程進而推動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的。

美國經濟金融化進程的啟動離不開美國政府的長期高度介入，甚至可以說，經濟的金融化正是美國政府長期有意的戰略安排的結果。自“大蕭條”以來，一個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就是，“有形的手”在經濟運行和發展過程中發揮著日益增大的作用，即便是在極端推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下也是如此。在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美國之所以能夠強力推行以貨幣和金融為核心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美元霸權以及美國強大的政治、軍事和科技力量。美國國家主義力量在經濟金融化進程中的作用主要通過二種途徑體現:從美國國內的經濟發展看，主要通過減少和削弱對金融部門的監管以及制定相關有利于金融資本提高利潤的措施體現;從國際社會來看，主要通過強大的軍事、科技力量和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強行推行以貨幣和金融為中樞神經的全球化體現。那么，美國的國家主義力量是如何通過推行以貨幣和金融為核心的全球化來加快其經濟金融化進程的?“貨幣和金融的這種新體系是稱之為全球化的整個動態系統的互聯機制的中央發動機之一，而且這種新體系絕非是經濟和技術有機活動過程的自然產物，它完全是某個國家———美國的歷屆政府所作的政治決策的政治結果。”

由此可見，以貨幣和金融為核心的全球化并非如許多美英國家媒體所竭力鼓吹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更可能是一種依賴于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策的現象。從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看，為了應對美國經濟的長期低迷，尼克松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啟動了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的變革，盡管這種經濟低迷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尼克松政府的這種變革方案被此后的美國歷屆政府不斷強化，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對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國際體系。這一國際體系也在事實上成為美國政府貫徹美國經濟意圖的強力工具。在這一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下，世界經濟在實質上美元化，從而使得世界其他經濟體尤其是那些嚴重依賴于美國的經濟體在事實上成為美國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融資的對象，包括間接為美國的對外戰爭和美國公司收購外國經濟的制高點融資。

通過美國主導的以貨幣和金融為核心的全球化，美國獲得了巨額的好處。然而，這種通過國際全球化途徑剝削來的果實并沒有投資于新的資本形成，而是被揮霍于軍事和民用消費，被投資于金融和房地產泡沫。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種剝削成果主要被投向了我們今天所謂的FIRE部門，從而大大加快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進程。

總結

1．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運動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也是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確立的最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形態的演變、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停滯、利潤率下降三個因素都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運動對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有明顯的促進。但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不完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運動自主決定的結果。在當代金融資本確立霸權的復雜過程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等其他條件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體制，這一取代之所以能實現，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有利于金融資本獲取霸權利潤。一當新自由主義體制被確立為發達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體制形式，它便迅速成為當代金融資本確立霸權的重要條件。新自由主義體制的核心特征表明其有利于增強金融資本的力量，從而有利于金融資本確立霸權。

全球化同樣是當代金融資本確立霸權的重要條件。全球化發展最為迅猛的時期與金融資本霸權的確立過程同步，金融資本從全球空間獲取利潤的訴求推動了全球化的真正全球意義上的進程，也開啟了屬于金融資本的全球化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資本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在全球化過程中從發展中國家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全球化利潤的獲得，對于金融資本具有國際國內雙重意義，既可以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控制，獲取進一步的巨大利潤，也可以通過利潤回流增強控制國內經濟的權力，這是金融資本極愿意看到的結果。發達資本主義強大的國家力量亦是當代金融資本確立霸權的重要條件。金融資本統治著資本主義的經濟命脈，也統治著資本主義的政治生活。資本主義國家操控在一小撮金融資本家之手。被金融資本統治著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金融資本獲取壟斷利潤的工具。

2．應當正確認識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經濟影響

當代金融資本已經控制和支配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生活，即金融資本的霸權，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發生的最重要變化。金融資本的霸權一經確立，便立即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產生了重大影響，主要表現為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趨向。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一方面，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使得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重新取得了巨大的權力和財富;另一方面，進一步擴大和激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停滯，并不可避免地導致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到來。當前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正是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統治的結果。同時，當代金融資本的霸權也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當代金融資本霸權下，金融資本通過全球化途徑，以跨國公司為載體，對中國的生產、貿易、金融業的發展已經產生了影響:改革開放前期，以正面效應為主，隨著金融資本在中國的戰略布局完成，其對中國產業發展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并被不斷強化。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與這些負面效應相關，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增強的金融化趨勢與難以持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其中最為關鍵和緊迫的二個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當代金融資本霸權這一資本主義經濟的新變化，厘清當代金融資本霸權的本質，制定相應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