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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經濟下行導致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呈上升趨勢，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風起云涌，民間借貸領域消費者的消費意識也發生了顯著的改變，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網絡借貸平臺，這就促進了現金貸、校園貸、培訓貸等網絡借貸平臺的層出不窮，但是與之同步的不僅有金融服務的普惠高效，還有“于歡案”等一系列暴力催債侵犯金融消費者個人合法權益的事件，造成了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并且損害了消費者對互聯網金融的信心。隨著國家對現金貸的政策收緊，又涌現出這個行業大量催收員失業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分析金融不良貸款催收市場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后，借鑒國外催債行為的監管經驗，確定催債行為的合理邊界并對其進行法律規制。

關鍵詞:不良貸款;暴力催收;大數據;法律規制

一、引言

不論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還是網貸平臺，其向借款人提供借款都屬于民法上的債權債務關系。民事法律關系中的雙方當事人地位平等，債權人有權請求債務人的給付行為，但無權直接支配債務人的人身、行為、財產。債的關系本質上應是一種平等、自愿關系，并且要符合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公序良俗以及禁止權力濫用的基本原則。債權是一種請求權，在債務人逾期不履行還款義務時，債權人可以通過催收的方式請求債務人履行，現階段主要的催收方式有發送催收函、電話催收、當面催收、公告催收、訴訟催收、委托催收等，但是這些催債行為既是一項權利，它也應有其邊界限制，權利人只能在法律劃定的邊界之內行使權利。然而，現實中卻由于催收行為缺乏規范的法律，非法催債行為頻頻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甚至造成了債務人自殺等嚴重后果，因此對這些野蠻暴力行為的法律規制探討也應廣泛開展。目前的研究，總體上趨向于以法律作為一個外部框架來探討如何應對催收行為引發的各種法律問題，大致上有確立依法催收原則，明確催收行為的法律規范，建立催收行業準入標準，研究出臺個人破產制度，等等，近年來現金貸等網貸平臺野蠻生長引發的暴力催收規制問題就是一個著重點。本文在介紹不良貸款催收市場的各種亂象之后，總結美國公平債務催收法中適合我國現狀的幾點經驗啟示，歸納對催債行為進行法律規制的建議，提出將金融科技運用于對催收行業規制的設想，以解決現在催收行業中存在的若干問題，提高催收效益，并保護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二、金融不良貸款催收市場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網絡借貸平臺助長催收亂象近年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持續攀升，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末，不良貸款余額為15795億元。由于國內經濟一直呈現下行趨勢，信用違約風險越來越嚴重，而以網絡借貸、保險、證券為主的互聯網金融行業成交額更是呈現暴漲態勢，其中，僅互聯網金融借貸歷史累計成交額就已經突破3萬億元大關［1］。但互聯網借貸平臺的風險控制水平普遍不高，不良貸款隨著這萬億級的網絡借貸市場急遽增多。面對這廣闊的不良資產處置藍海，不良資產處置模式也在不斷翻新，尤其是近年來互聯網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地方金融資產管理機構，以及一些民間資本管理公司都紛紛進軍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面對體量巨大的不良資產，眾多的資產管理機構都注重綜合運用傳統的和新型的不良資產處置手段，來達到提高資產處置效率和效益的目標。這其中不論是傳統的還是新型互聯網+的不良資產處置手段，都廣泛運用了債務催收。債務催收(debtcollection)是指債務人出現逾期不能還款或構成違約的情形，債權人以其自身名義或委托第三方債務催收者以債權人名義對未清償款項進行收取的活動［2］。但是許多催債主體往往缺乏法律意識，一直游走在法律邊緣甚至公然違法犯罪。校園貸、培訓貸、現金貸中都存在諸多不當的債務催收行為，“于歡案”等一系列不法催債事件時有發生，債權人利益得以實現的同時，債務人的權益卻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害，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有序運行［3］73。現金貸行業自2016年開始蓬勃發展，壞賬問題也隨著低收入和低信用的用戶集聚而爆發。眾多的現金貸平臺為了解決壞賬問題，在自身催收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將大量逾期不良貸款外包給專業的催收公司。現金貸平臺公然用暴力催收方式來應對壞賬問題，外包的催收公司的催收手段更是層出不窮，暴力、威脅、恐嚇、辱罵，無所不用其極，現在竟然催生出了“軟暴力”“裸條”事件等，嚴重損害債務人的人身財產權益。

(二)大數據催收侵犯個人隱私不良資產處置手段種類繁多，伴隨著互聯網科技浪潮的襲來，近年來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也越來越熱，互聯網有著無限的可能性與創造力，但是我們在創新運用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模式的同時，也要注意規范操作，遵紀守法。對于已經通知催收而不還款的欠款人，可以通過專業網站進行收錄，并允許互聯網搜索引擎收錄，通過互聯網公開的方式，讓欠款人上搜索頭條，給欠款人造成一定的社會壓力［4］。大數據催收就是利用大數據的挖掘技術搜集借款人的信息，包括電話、住址等，然后根據這些信息來對債務人進行逾期貸款的催收。對于自身催收能力不足、常規催收手段無效的情況，大數據催收確實可以提高催收的精準性和效率。但是大數據催收同樣也存在弊端，那就是侵犯個人隱私。某些互聯網借貸平臺、電商平臺推出的借款或信用卡服務協議中通常都可能會有關于用戶信息的概括授權條款，這些條款通常會授權服務商可以收集用戶申請服務時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用戶關聯方的數據和信息，但是獲取用戶和關聯方的信息是需要明確授權的，然而這些授權條款邊際模糊，并且沒有對關聯方明確定義，這就涉及互聯網平臺使用大數據資源進行催收是否侵犯了個人隱私的問題。毫無疑問答案是肯定的，《網絡安全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網絡產品、服務具有手機用戶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戶個人信息的，還應當遵守本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我們看到法條里明確規定要明示用戶，這些條款屬于民法中規定的格式條款，格式條款制定人要向用戶指明，從而使用戶能明確了解合同條款的內容。然而現實中侵犯用戶個人權益的隱私條款都包含在數十條晦澀難懂的條款之中，并且條款字體較小不易被發現，急于用錢的借款人一般不會注意到這些條款，也不會仔細閱讀就簽了服務協議，借款人基本看不到隱私條款提示，筆者認為這并不符合民法中明示的規定。正因為有了前期的大數據侵犯個人隱私的行為，才會衍生出當債務人逾期不還款時的暴力催收方式。本來催收應該是針對債務人和擔保人的，現在卻連債務人手機通訊里的好友以及家人都要忍受無休止的電話、短信騷擾，這樣的違法行為追其根源就在于這些網絡借貸平臺在提供服務的時候越過了界限，侵犯了用戶及其關聯方的個人隱私，并利用這些隱私信息來達到自己的不法目的。

(三)法院執行難讓黑惡勢力有機可乘法院執行難已經是現在普遍存在的問題。“老賴”的策略就是拖，他們為了逃避執行而偷偷轉移財產，這樣不僅僅使債權人蒙受財產上的損失還有精神上的折磨，也使得我國司法部門的公信力受到嚴重的損害。債權人公力救濟的路子行不通時，往往就會采取私力救濟的方式，自己要不到債，就轉向“討債公司”尋求幫助，而這些“討債公司”并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那么簡單，往往牽涉著黑惡勢力，他們采取的都不是正常手段，跟蹤盯梢、威脅恐嚇、非法拘禁等等無所不用其極，使得老賴也聞風喪膽，也很容易引發嚴重的社會風險和安全隱患。

(四)現金貸產業萎縮致不良催收員失業2016年國家開始了互聯網金融風險整治行動，加大對互聯網金融的規制力度。現金貸行業中“無準入門檻、無行業標準、無監管機構”的三無平臺因為無法達到合規的要求而退出了互聯網金融的大舞臺。從2017年底開始，現金貸業務更加收緊，紅利大潮逐漸退去，倒閉潮席卷而來，催收員面臨失業。催收行業中的催收機構本就魚龍混雜，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催收機構已經演變成涉黑涉惡機構。部分催收公司并不重視員工專業素質的篩選與培養，使得大量無業游民涌入催收行業，靠催債過活，這些人當中甚至有勞改釋放犯和有過前科的人員，由此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當然，這樣的催收員失業有利于催收行業過度膨脹亂象的緩解。

三、美國催債行為監管經驗

債務催收帶來的社會問題和法律問題不可小覷，我們迫切需要引導這個行業走上正軌，對債務催收行為進行有效的規制以實現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縱觀世界各國，美國是職業催收行為規制最為有效和完善的國家之一，美國最先在1977年制定了《公平債務催收法》，旨在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規制催收行業的不法亂象，促進債務催收行業的公平競爭。2010年又通過《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進一步加強了對債務催收行業債務人的保護。美國的催收監管制度對我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其規范包括但不限以下。

(一)關于位置信息獲取的規定根據FDCPA第804條的規定，在獲取消費者位置信息的過程中，首先，債務催收人應表明身份，明確獲取消費者位置信息的目的。其次，與消費者以外的其他人進行溝通應注意方式，不能泄露任何有關消費者拖欠債務的信息，否則將構成對消費者隱私權的侵犯［5］。在消費者有委托律師時，對于獲取位置信息也有詳細的規定，那就是除非消費者的律師不知情或者未在合理的時間內回復，第三方債務催收人在其他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向律師以外的第三人獲取消費者的位置信息。

(二)關于債務催收聯系的規定根據FDCPA第805條(a)款規定，除非獲得消費者同意或管轄法院的批準，第三方債務催收人與消費者的債務催收聯系受到限制，比如:“不得在不尋常或者明知消費者不便的時間或地點進行;消費者有律師的則不得直接與消費者進行溝通，除非不知情、該律師同意或不予回復;禁止在消費者的工作地進行。”而且法律明確指出消費者所在地8時至21時為適宜時間，原則上債務催收人不得向消費者以外的第三人聯系溝通，除非消費者在事前明確表示同意或者管轄法院予以授權。

(三)規范債務催收中的不當行為FDCPA第806條規定騷擾或虐待為不當債務催收行為，由此可見美國的催債行為監管法規是明令禁止對債務人催收的過程中造成不當侵擾的，更遑論有些討債公司職業人員違法使用暴力手段或者“軟暴力”手段進行催債。一些債務催收人員利用非法軟件對債務人的手機號碼進行狂轟濫炸，冒充國家工作人員對債務人進行恐嚇和暴力催收，這些極其過分甚至違法的催收行為都應該被及時制止，并且應該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其再次發生，保障每個公民的人格尊嚴、名譽權、隱私權以及住宅安寧不受侵犯，這也是構建一個和諧文明社會的基本保障之一。(四)關于救濟機制的規定如果債務催收人對債務人實施了侵權行為，美國的債務催收監管行為規范也對侵權人的責任承擔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它包括行政執法和侵權人承擔民事侵權責任兩種救濟途徑。債務人雖然失信于債權人，但是他的正當權益也是應該被依法保障的，如果受到了侵害，自然應該予以救濟。如果債務催收人違反催收監管法規的有關行為規范，造成了損害結果，并且損害結果與不當債務催收行為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那么債務催收人就要對受害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是一種嚴格歸責原則，此規定不但可以為被侵害者提供救濟的途徑，而且可以對其他債務催收人起到震懾作用，讓他們不敢再恣意妄為。

四、催債行為的合理邊界與法律規制探析

國外的不良貸款催收是有著詳盡法律規制的，不僅是美國，其他一些國家的催收制度也很完備。通過借鑒國外的催收行業規制經驗，取長補短，我國也應該確立催收行業催債行為的合理邊界，并探尋規范其自身健康發展的有效措施和制度。

(一)金融科技有望解決法院執行難最高法和銀監會下發《關于進一步推進網絡執行查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21家銀行在2018年3月31日之前上線銀行存款網絡凍結功能和網絡扣劃功能，同時在規定時間內上線金融理財產品的網絡凍結功能。這個文件明顯是針對欠款不還的“老賴”行為，并且涉及司法執行和監管執法的問題。過去法院執行難，債務人有各種手段和方法逃避執行，讓法院和金融機構都束手無策。而現在借助于科技手段，能夠構建起網絡賬戶查控、凍結和扣劃機制，借助網絡技術加強執行工作，將會大大提高司法執行的效率。銀行和法院應密切配合，切實執行《通知》的有關舉措，加強對資金的監測和檢查，利用網絡強制執行提高司法公信力和社會信用水平。

(二)承認債務催收公司的合法地位，確立依法催收原則鑒于催收侵權暴力現象頻發，我們不能再繼續容忍催收公司游走于法律的邊緣之外。只有將其納入法制監管軌道，條件成熟可以完善債務催收立法的法律法規，明確催收公司的市場準入條件和從業人員資格，禁止不當行為，闡明債務人的誠信義務，列明催收公司的侵權責任和債務人的維權途徑［6］，對債務催收行業進行更全面的規制。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推出的《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以下簡稱“公約”)，就是在立法條件尚不成熟的條件下，行業組織先行制定了“軟法”，“軟法”成功運行，也有助于遏制行業亂象進一步加劇，結合《公約》有關規定，我們可以看到它對于維護債務人的合法權益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筆者認為《公約》的規定尚不夠具體詳細，應當進一步予以細化。例如2017年5月4日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起草的《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催收行為規范(征求意見稿)》就對催收人員與借款人溝通的正常時間段以及每天催收的次數上限等做了詳細的規定，因此既可以借鑒國外的實踐經驗，也應結合國內的一些行業規范，根據具體情況做進一步的詳細規定，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對債務人的保護。

(三)明確債務催收的行為規范，防止個人隱私侵權金融消費者立法旨在保護購買金融產品或接受金融服務的弱勢群體(經濟實力和信息都弱于金融經營機構)。也就是說，這種保護需要制度性的傾斜［7］。首先應效仿美國行為規范立法模式，分預備與實行兩個階段，對各種類型進行規制。一方面包括預備階段出于對債務人隱私權益的保護，進行債務人位置信息的取得和與債務人進行溝通的行為［3］79，另一方面對于互聯網借貸平臺也要進行規制，不能以隱蔽晦澀的格式條款侵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獲取個人隱私數據信息，以達到利用大數據催收的目的。大數據催收也要在合規化的道路上進行。銀行對自己的不良貸款進行催收也應注意保護信用卡逾期客戶及其親屬的個人隱私信息，萬一成功討債后，這些信息仍被不良外包機構繼續利用，進一步損害欠款人或其他相關人的合法權益，銀行更得承擔相應的外包風險管理責任［8］。

(四)掃除黑惡勢力，要從根本抓起最近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通知。現在的黑惡勢力重點領域隨著時代的變革已經逐漸發生了變化，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網絡借貸平臺層出不窮，有些平臺已經變成了黑惡勢力生長的土壤，使得黑惡勢力以公司化的形式存在。這樣的黑惡勢力最擅長對沒有還債能力的債務人以“軟暴力”的方式來催債，采取跟蹤債務人的方式，電話、短信不停騷擾債務人，使得債務人不堪其擾。黑惡勢力在不斷地變換自己的表現形式，企圖給自己披上一層自力救濟的合法化外衣，掃黑除惡要想徹底，就得切斷黑惡勢力的根源。基層的黑惡勢力都是通過把握和控制基層政權來謀取自己的非法利益最大化的，往上追溯到黑惡勢力通過賄選和恐嚇這樣的手段來掌控基層政權，從源頭抓起來，杜絕黑惡勢力的滋生和壯大勢在必行，這也與此項掃黑除惡的重點之一，即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相一致。

(五)建立長效多元化的投訴處理機制類似于行政行為可投訴一樣，債務催收如果侵害了債務人的話，也可以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投訴處理機制。投訴的渠道方式也應該是多元化的，包括電話、郵件、傳真以及網上投訴平臺。投訴受理機構自然應該是行業監管部門，這樣才能確保在投訴建議被受理后，轉給內設部門或催收公司處理，給消費者一個滿意的處理結果，不滿意還可以再由監管部門進一步調查和處理。

(六)加強行業各方的金融教育金融消費者相對銀行、互聯網借貸公司等都是不專業的，因此要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教育和保護，以免消費者在沒有專業知識之前就盲目借貸或者購買高風險的理財產品，承擔了跟自己能力不相匹配的風險和損失。但是受教育者不能只包括金融消費者，例如借款人，還應該包括債權人和催收公司。催收機構應當加強員工的法律知識培訓，并制定防止工作人員違法催收的規章制度。這樣才能避免暴力催討現象的不斷發生，使得催收公司走上合法化的軌道。

(七)智能催收讓技術發揮其規制作用法律并不禁止權利人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救濟，實現自己的權利。權利的正當行使并不都需要國家機關介入采取法律措施才能實現［9］。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為債權人通過自我救濟實現債權提供了更為便捷的途徑。智能催收系統及方法與人為的監控和貸款催收相比有許多優勢，它實現了貸款催收的智能化和自動化，節約了人力成本，減少了人為誤差，保證了貸款業務的穩定性和高效性［10］。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智能催收系統進行逾期貸款的催收，這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現實中通過人力進行暴力催收等侵害債權人合法權益的亂象，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經讓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從未想象過的事情變為了現實，當今互聯網時代也必將不會再只是局限于傳統的權利保護方式，就是權利的行使都由與權利相關的法律直接規定，數字技術環境下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也必然有其獨特之處，計算機程序編寫和運算者通過數字技術制定的自助規則或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暴力討債的發生。技術開始充當著“第二立法者”的角色，就像美國學者LawrenceLessig所提及的那樣，“代碼即法律”［11］。綜上所述，在我國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遞增的情勢下，應該善于綜合運用多種處置手段，不良貸款的催收雖是一種見效快的手段，但也必須合法合理運用，不能造成債務人合法權益的損害。而且處理不良貸款終歸是耗費人力、物力以及資金積壓的成本，而且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損失。所以應該從源頭治理，金融機構應該把重點放在貸前和貸后管理上，做好預防工作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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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娜娜 單位：中央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