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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美國、英國、歐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制定組織都推出了相應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當時出臺的各項舉措重在加強金融安全和穩定，并以此支撐全球經濟增長。十年間各國以及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在反思和探索中取得了更進一步發展。這些監管變革呈現出三個明顯的特征：在歷史的各個階段，監管變革都是市場主體利益訴求的博弈和權衡；市場本身就是推動監管發展和變革的連續自變量，金融創新永遠產生對監管創新的內在需求；在國際層面，主導國際監管標準的制定已成為維護金融競爭力的強勁手段。

關鍵詞：監管變革；多德弗蘭克法；監管沙箱；銀行業聯盟

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結束了美國的獨立投行時代。〔1〕由于美國金融市場的全球性，美國金融危機很快發展為全球的金融危機。全球貿易和經濟活動經受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的衰退。美國在金融監管改革上首先作出迅速反應。經過一年的激烈爭論，時任總統奧巴馬簽署了被稱為戰后最嚴厲的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以下簡稱《多德弗蘭克法》），啟動了對金融系統全方面的監管改革。鑒于自身監管體系面對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問題，英國、歐盟也相繼展開了令人矚目的金融監管改革。在國際層面，在美國的持續努力下，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即巴塞爾委員會，以下簡稱BCBS）、金融穩定理事會（以下簡稱FSB）等國際金融標準制定組織和G20（二十國集團）共同制定了新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十年過去，在這期間這些監管變革有了怎樣的發展，這些金融監管變革又呈現出哪些特征呢？

一、美國頒布《多德弗蘭克法》強化監管

在應對危機時美國政府采用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用的應急措施。但怎樣長期保持美國的金融領先優勢、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結構性改革已同時列上日程。經過對證券化產品中的監管套利、產品嵌套、衍生品市場缺乏監管、機構大而不倒以及其他監管漏洞的深刻反思，《多德弗蘭克法》于2010年7月21日簽署。該法案基本著眼點在于監管缺位、監管套利，而爭論的焦點仍在于政府監管權力和市場紀律的邊界，并預示著之后的持續博弈和反復。面對危機暴露出的各種問題，法案首要考慮的就是新的監管結構如何彌補這些漏洞，重點從監管主體、權限以及監管內容這兩大方面提出了力度較大的改革方案。核心內容主要包括：

1.預警體制：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FSOC）。委員會的宗旨有三個方面：對威脅美國金融系統穩定的風險提供預警；加強市場紀律；作出快速反應。〔2〕為實現上述宗旨，法案作出了細致的制度設計：該委員會包括了聯邦層面主要金融監管，共有9名擁有投票權的委員；委員會擁有收集信息的廣泛來源；經三分之二多數票決，委員會得以確定某個美國的或外國的非銀行金融公司是否存在“實質性的財務危機”。如被認定存在，則委員會可向美聯儲建議適用更高級別的審慎監管標準。鑒于大多數事務都通過美聯儲實施，法案也明確規定了美聯儲對銀行控股公司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該領域的管轄權，并通過如“加利福尼亞飯店”條款等規定來保證管轄權的確定性。

2.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CFPB）根據《多德弗蘭克法》第1011款要求，美聯儲在其系統內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在保護消費者利益方面，CFPB具備培訓教育、研究、收集并受理消費者投訴等功能，可要求金融機構增加產品信息披露，監管金融機構向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時的具體行為，以消除金融市場的欺詐、濫用等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行為。CFPB在2012年推出催化劑計劃，旨在促進對消費者友好的金融創新。根據該計劃，如果創新產品可能面臨合規的不確定性，CFPB可以出具不行動函以降低對消費者利益的潛在重大影響。〔3〕2017年9月14日，CFPB對美國P2P網貸平臺Upstart出具“不行動函”，這是其第一次頒發此函件；〔4〕2014年8月，CFPB就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風險發出警告，包括成本不明、匯率波動，以及易受黑客和垃圾郵件攻擊等，并表示已收到消費者對虛擬貨幣造成的問題的投訴；經過五年調查研究，CFPB于2017年10月5日出臺新規，限制發薪日貸款（paydayloans，中國與之接近的概念是現金貸）和車貸（autotitleloans）債務“陷阱”，該規定要求出借人放貸前評估借款人是否有能力還款，并制定了小額借貸上限標準；同月，為給銀行和金融科技企業設立個人信息使用原則以保護網絡安全，CFPB公布了美國首份個人消費者數據分享與聚合指導文件。〔5〕

3.加強銀行監管法案將美國儲蓄管理局廢除，進一步明晰了各主要銀行監管機構包括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美國貨幣監理署以及CFPB的監管權限。提高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要求。對美聯儲指定的美國銀行持股公司、合并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外資銀行持股公司和FSOC指定的系統重要性非銀金融機構，由美聯儲施加嚴格的監管要求。在資本金、流動性、集中度、負債率上設定具體要求；重要金融機構定期向其遞交“生前遺囑”。〔6〕制定沃爾克規則。危機使美國認識到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下簡稱《法案》）對隔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重要作用，希望能以某種形式重新制定。然而金融市場的混合經營已深度發展多年，利益之深必將深刻影響著任何會引起重大結構調整的改革。經過艱難博弈，最終在法案的第619章通過了沃爾克規則，其核心是禁止接受聯邦保險的存款機構、具有美聯儲貼現窗口渠道的機構及其附屬機構從事自營交易業務。〔7〕沃爾克規則被認為是法案中對美國銀行業影響最大的、爭議也是最大的部分，盡管比原有提案的內容已經弱化了很多。

4.加強衍生品、互換和證券化監管法案第一次增加了衍生品和互換交易的規定。根據法案，原則上所有衍生品和互換都應該報告并及時向公眾披露，其市場參與者也必須進行注冊。在法案第7章，明確定義了SEC和CFTC各自的監管范圍。SEC對“基于證券的互換”（Security-basedSwaps，SBS）具有監管權，CFTC對其他的互換如能源互換負有主要監管權。第七章要求符合條件的互換都需納入到中央清算。〔8〕中央對手方制度是此次改革的重點之一，也直接影響了我國的中央對手清算制度的建立。2014年10月，法案第941章公布該細則，這就是著名的證券化風險留存的最后規則，該章同時也被補充入《1934證券交易法案》。風險留存規則的核心內容是資產證券化發起機構必須對其發起的資產支持證券留存不低于5%的信用風險，且對于這個5%的留存不得進行對沖。在規定留存的同時也定義了具有相當空間的豁免條款。〔9〕資產證券化發起機構必須進行充分信息披露和盡職調查。此外，法案還包括了在清算、支付以及清償活動、投資者保護、評級機構改革、限制管理層薪酬和強化公司治理等許多方面的內容。總體而言，這部長達848頁法案的目標很明確，即為了防止下一場金融危機的出現。因此法案著力點就放到了提高市場透明度、防止銀行過度承擔風險、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和防止金融欺詐。〔10〕這部繁冗而嚴厲的法案是多方博弈后的結果，這個博弈結果反映了美國危機治理和金融監管思路的重大轉變，是當時各方在危機之后對存在問題、市場發展以及自身利益綜合考量之后達成的妥協。這些轉變不僅深度影響著其國內金融體系和金融監管的發展，由于美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核心地位，也迅速影響著其他國家和國際金融市場監管體系的變革。

二、英國、歐盟和國際金融市場監管變革

（一）英國、歐盟危機之后的金融改革

英國金融業深受次貸危機重創。曾經評價頗佳的英國金融監管體制也面臨了多方批評，成為兩黨角力的重點，結果則是廢除原有三方監管體制，廢除FSA，徹底進行系統化改革。具體而言，第一，2013年4月英國新《金融服務法案》正式生效。根據新法案，英國在金融監管改革中放棄了其傳統的“統合監管”模式，改為采納“雙峰監管”。〔11〕英格蘭銀行被賦予全面監管職責，內設金融政策委員會（FPC）負責宏觀審慎監管，附屬機構審慎監管局（PRA）和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則共同組成“雙峰監管”模式，分別負責微觀審慎監管和金融機構行為。法案賦予了這些部門新的監管方法和手段。第二，新法案吸取原三方監管框架協調機制缺位的教訓，重在加強不同監管職能部門之間的有效溝通。因此法案對如何協調作了大量細致規定。第三，加強銀行業監管。和美國制定沃爾克規則類似，英國通過“圍欄規則”實施“結構性分離監管”，將傳統商業銀行零售業務成立獨立子公司，與自營、做市等投行業務隔離，防止風險跨部門、跨業務傳遞。響應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設立風險緩沖資本。同時也采取了如完善問題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對系統重要性銀行進行干預、完善存款保險制度等措施，進一步加強銀行業監管。〔12〕第四，對對沖基金實施監管。英國成立了對沖基金標準管理委員會，推出《對沖基金管理委員會標準》，明確了對對沖基金在信息披露、基金資產估值管理、風險管理以及基金經理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歐盟的經濟和金融體系相繼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和2009年歐債危機的沖擊，促使歐盟加快了進一步金融監管改革的進程。

2001年《拉姆法魯西報告》在推動歐盟監管一體化建設上具有重要意義。危機后歐盟金融監管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監管架構改革。根據《德拉魯西埃報告》提出的“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方案”，設立歐洲系統風險委員會，負責宏觀審慎監管；建立歐洲金融監管體系，由歐洲金融監管局負責微觀審慎監管，具體機構包括歐洲銀行業監管局、歐洲證券市場監管局和歐洲保險和養老金監管局。〔14〕第二，加強衍生品交易監管：（1）歐盟于2014年6月公布《金融市場工具指令Ⅱ》（MiFIDⅡ），對MiFIDⅠ作出大幅修訂，與同年5月頒布的《金融市場工具規定》（MiFIR）共同形成對衍生品的交易平臺和交易活動進行規范的法律框架；（2）為落實2012年全球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新準則———《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15〕歐盟《歐洲市場基礎設施條例》于2012年8月實施，規定了標準化場外衍生工具的集中清算要求、不經集中清算的風險緩釋措施、向TR報告交易信息的要求、風控制度等內容；〔16〕（3）提高金融業資本要求。歐盟框架下執行《巴塞爾協議》銀行監管要求的指令是《歐盟金融業資本要求指令》。從2009年起，歐盟連續做出三次修訂，對銀行從事高風險交易活動提出更高資本水平要求。2012年的CADⅣ要求對在合格CCP和不在合格CCP清算的交易分別規定不同的資本需求。（4）將對沖基金納入監管。2010年11月歐洲議會通過《另類投資基金經理指令》，規定了準入的注冊制，按照更嚴格標準來審查銀行和對沖基金的關系，推廣“管理賬戶”模式，同時增強了數據報送和投資管理的透明性要求。第三，建立以單一監管機制、單一處置機制和存款保險計劃為三大支柱的銀行業聯盟。〔17〕歐盟市場80%的資金來源于銀行市場，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暴露出應對各成員國不同監管規則時歐盟層面協調的不利，對統一監管的需求大大加強。歐洲央行被賦予直接監管銀行的職能。第四，對信用評級機構加強監管。《歐盟信用評級機構條例》確立了統一注冊的原則，督促信評機構強化內控。ESMA負責對信評機構的注冊、監管、調查和處罰。

（二）危機后國際金融市場監管改革內容

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層面的監管改革在FSB和BCBS的主導下迅速推進，推出了一系列的監管標準和建議。這些成果重點涵蓋三個方面：微觀審慎監管、宏觀審慎監管、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微觀審慎監管的改革由BCBS主導，后兩個方面都由FSB會同三個重要的國際金融標準制定組織即BCBS、IOSCO以及IAIS（國際保險監管者組織）共同推進。BCBS從成立以來了眾多針對單個銀行機構安全的監管標準、核心原則，涉及商業銀行各類風險管理、流動性、合規、公司治理、跨境監管、存款保險、透明度、金融集團以及會計審計原則等各方面內容。〔18〕巴塞爾協議Ⅰ正式將資本充足率作為商業銀行監管的國際標準，并在巴塞爾協議Ⅱ和巴塞爾協議Ⅲ中不斷將對不同風險的資本衡量予以改進，目前已經覆蓋了銀行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對手方信用風險和資產證券化風險的資本計量。在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框架下，美國、歐盟、英國都紛紛開展了各自的壓力測試，以檢測經濟極端下行情況下銀行的資本充足狀況。針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巴塞爾協議Ⅲ進一步完善監管指標，除了對資本充足率指標在質和量上都顯著加強，〔19〕還重點強調了流動性、杠桿率、大額風險集中度、風險管理以及公司治理等指標。〔20〕宏觀審慎監管主要包括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IFIs）監管、逆周期監管以及影子銀行監管這三個方面，主要是防范風險的順周期累積和跨部門、跨市場傳染，以及風險因監管真空導致的傳導。（1）在對SIFIs的監管問題上，從2009年11月《金融機構系統重要性評估指引》到2017年7月的《處置中機構進入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持續性之指引》，FSB共了20份標準性文件，包括SIFIs的識別指引、監管有效性的強化建議、減少SIFIs引發的道德風險建議、SIFIs有效處置策略、有效處置核心要素、東道國與母國信息共享指引、處置方案跨境有效性原則、整體損失吸收能力原則、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有序處置短時融資指導原則、中央對手方處置方案指引等，內容覆蓋了從SIFIs的識別到為其制定恢復和處置計劃的整個過程。〔21〕巴塞爾協議Ⅲ則專門提高了SIFIs的資本要求。（2）鑒于對危機的反思，國際層面將逆周期監管作為轉變監管思路的重要內容。2009年FSB-BCBS聯合工作組《減少金融體系順周期性的監管建議》，建議監管機構在銀行資本框架、貸款損失備付金、杠桿和估值這幾個領域減少順周期性的風險累積效應。〔22〕巴塞爾協議Ⅲ中增加了逆周期資本緩沖的要求。（3）影子銀行游離在監管體系之外，如果出現過高杠桿率、過度的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錯配，同樣會給金融市場帶來系統性風險。FSB在2011年頒布加強影子銀行監管的建議，之后通過對證券貸款和回購、非中央清算證券融資折價、全球證券融資數據收集、資產管理業務結構脆弱性矯正、非現金擔保再使用等具體領域標準和建議，不斷進行細化和完善。〔23〕

三、利益博弈、市場力量與后危機金融監管發展

十年間各國以及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都取得更進一步發展。這些監管變革和發展呈現出三個明顯的特征：在歷史的各個階段，監管變革都是市場主體利益訴求的博弈和權衡；市場本身就是推動監管發展和變革的連續自變量，金融創新永遠產生對監管創新的內在需求；在國際層面，主導國際監管標準的制定已成為維護金融競爭力的強勁手段。

（一）特朗普政府與《多德弗蘭克法》修改

美國《多德弗蘭克法》被認為是在金融市場穩定、公平與自由之間作出的權衡與妥協，一些條款已遠離其初衷。例如沃爾克條款中給出的例外規定給禁止銀行從事自營性質投資業務留下了空間；最初法案設計由銀行繳納190億美元稅費以支付金融監管改革的成本，但最終被刪除；關于信用評級機構民事責任的焦點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等等。然而總體而言，由于金融危機的背景，《多德弗蘭克法》加強監管、維護金融安全的立場仍是鮮明的。從實施效果來看，資本市場的整體表現、金融市場的穩健程度以及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程度這三大方面都可以對法案作出有利支持：美國標普500指數和道瓊斯指數在危機之后保持長期持續增長，至今已超過次貸危機之前水平；銀行業的盈利性指標凈資產收益率（反映自由資本使用效率）已從危機中恢復，穩健性指標核心資產比率（反映銀行吸收損失的能力）已穩定地高于危機前水平，問題金融機構數量穩步下降；從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而言，根據全美獨立企業聯盟2016年報告，從危機發生至今，小企業信貸可獲得性環比穩步上升。〔24〕不過與此同時，也在一些方面暴露出多德弗蘭克法的局限性。例如帶來了銀行業結構的馬太效應、有些規則難以實施等。

特朗普就任之后，簽署了一列涉及面較廣的行政命令，其中金融監管方面的行政命令被認為是特朗普對《多德弗蘭克法》修改甚至廢除的開始。2017年2月3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提出七大核心原則，〔25〕授權美國財政部對現有金融監管法規進行審核。同一天，美國議會通過一項《多德弗蘭克法修正案》，將原來法案中要求上市公司在海外交稅和各種費用必須明確披露的規定廢除。財政部在審查美國金融監管制度是否符合這些核心原則的基礎上，于6月12日、10月6日和10月26日先后了評估報告《創造經濟機遇的金融體系：銀行和信用社》、《創造經濟機遇的金融體系：資本市場》和《創造經濟機遇的金融體系：資產管理和保險》。第一份報告針對銀行和信用社，提出建議包括：削減監管重疊；減少中小銀行監管負擔；放松社區銀行監管要求；對重大決策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根據外資金融機構在美國資產適用監管標準；簡化并明確沃爾克規則的具體適用；限制CFPB資金來源和監管權限。〔26〕第二份報告針對資本市場，建議包括：減少監管重疊，協調確定CFTC和SEC對衍生品的監管邊界，降低互換衍生品的保證金要求；增強投資、融資便利性，改善股票、公司債和回購的二級市場流動性；放松對證券化限制；給予CFTC和SEC自由的豁免權授權，改善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27〕第三份報告針對資管和保險市場，建議包括：SEC應將ETFs批準程序標準化和簡化；基金信息披露電子化和現代化；梳理基金信披要求以消除監管重復；建議在各州層面統一和標準化保險產品的批準；建議重估州保險公司資本要求等。〔28〕2017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金融選擇法案》，新法案提出：廢除沃爾克規則等阻礙資本市場便利化的規定、重組CFPB以減少其對業務的干預、取消FSOC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權、限制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金融機構處置權、為符合高資本標準的銀行提供放松監管選擇權、監管部門需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并公開等。〔29〕新法案的主張與美國財政部的評估建議方向一致，被視為從立法層面邁向修訂《多德弗蘭克法》的第一步。

《多德弗蘭克法》需要各金融監管部門制定最終規則才能落地。據GAO的統計，截至2016年年末，由GAO監督的所有最終規則中，行政部門尚有約25%的規則沒有完成或尚未開始制定。2017年年初至7月底制定的規則僅有14個，不及2016年全年的三分之一，法案最終規則的制定進程明顯減緩。特朗普政府還通過調整金融監管主管部門的人事任命，來實現法案執行層面的調整。〔30〕2017年10月2日，FSOC會議宣布取消對AIG的系統重要性機構認定，意味著金融監管當局在執行上已經開始逐步調整《多德弗蘭克法》。〔31〕從歷史經驗來看，金融危機總是為加強監管提供一個良好的契機，市場和政府的角力暫時有利于后者。然而金融市場的各方參與者，無論是危機還是繁榮時期，他們為著自身利益而進行的博弈一直都在，只不過是隨著時機的不同，表現出或進或退的特征。應對危機的金融監管改革給市場究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面臨著不同的評價。一方面加強對銀行業、衍生品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監管，從長遠和本質來看被認為夯實了金融業安全穩健運行的基礎，有利于各國和國際金融市場和經濟的健康發展，但另一方面，也被認為會加重監管成本、影響市場流動性、影響中小金融機構的生存進而威脅實體經濟發展。這些評價在不同階段被不同主體用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從而影響著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后續發展。特朗普政府的監管改革折射出隨著經濟的復蘇金融利益集團放松監管的訴求。但是，特朗普政府通過金融監管改革完全廢除《多德弗蘭克法》的可能性并不大。該法案簽署通過已有7年，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多家監管機構已根據法案要求建立了相應的風險控制制度，制定了較為繁復的監管細則。如果將其廢除再立新的監管框架，意味著這些監管機構將付出巨大成本。而且無論對《多德弗蘭克法》的修改還是對這些監管細則的修訂都需要經過冗長的程序、復雜的研究，過程極為緩慢。較大的可能是適度放松對社區銀行等小機構的監管、適度減少監管和削減監管成本以及對部分條款作出有限調整。〔32〕

（二）市場是監管創新和完善的連續自變量

歐盟的金融監管完善過程反映著歐盟根據市場情況不斷作出的動態調整。危機之后歐盟根據《德拉魯西埃報告》重構了包括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監管的監管架構。歐債危機蔓延將長期存在的問題暴露的更為徹底：單一市場、單一貨幣和單一貨幣政策促進了歐盟金融一體化，金融一體化則顯著提高了風險跨境傳染的可能。然而歐盟層面卻缺失對金融服務單一市場的統一監管，包括統一監管者、單一清算制度和存款保險制度。〔33〕因此就出現了大量銀行已經跨境經營，但監管機構、措施仍停留于成員國層面的碎片化現象。當危機發生時，便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從2013年起歐洲銀行業監管和問題機構處置的制度框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推出銀行業聯盟單一監管機制（SSM）。首先，SSM賦予歐央行銀行監管職能，對歐元區成員國銀行和自愿參加的非歐元區成員國銀行進行監管。從2014年11月開始歐央行直接監管資產約占歐元區銀行總資產82%的120家重要性銀行。其次，SSM建立了單一處置機制（SRM），通過“銀行恢復和處置指令”（BRRD）將各國銀行處置機制進行統一。為達到統一效果，SRM設立了單一處置基金（SRF），當成員國問題銀行通過股東和債權人自救仍然償付不足時，可以動用該基金。第三，修訂1994年的《存款保險計劃指令》，要求各國建立擁有存款保險基金的存款保險計劃，統一各國建立存款保險計劃的標準。〔34〕從這些措施不難看出，歐盟從最初的宏微觀審慎監管架構的改革已經轉入了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考慮。《德拉魯西埃報告》所建立的歐盟銀行業監管機構為歐盟銀行業監管局（EBA），是歐洲金融監管體系的一部分。其職責是在歐洲銀行業建立單一的監管規則，保持歐盟金融穩定。然而歐盟實行的單一貨幣政策卻對市場提出了要求。如果缺乏統一的金融市場和統一的監管，銀行體系一旦發生問題，快速的跨境傳導會帶來大面積的銀行危機，由此歐央行調控宏觀經濟的統一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會阻塞，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和效果都會被極大削弱。因此統一監管的確定符合歐盟統一金融市場的需求。歐央行直接行使銀行監管權，源于其專業性、法律地位的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職能與監管職能的相互獨立。

市場力量對金融監管創新需求的另一個重要體現是英國的監管沙箱試驗。如何應對FinTech帶來的監管挑戰，各國及國際組織都在進行觀察、研究和推出自己的監管實踐。英國率先對其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相應變革，提出監管沙箱理論，首次推行沙箱監管，并獲得了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以及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的效仿。根據英國FCA2015年11月的文件，創設監管沙箱是為了提供一個“安全空間”，在此空間里，金融機構可以測試創新性產品、服務、業務模型以及交割機制等，但不會立即引發正常監管狀態下的后果。FCA認為監管沙箱可以減少市場創新的時間和成本，促使更多產品通過測試進入市場，并且通過與創新者合作確保新產品或服務已采取適當消費者保護措施，因此能夠在有利于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促進有效競爭。〔35〕英國政府科學辦公室在2015年3月的報告中，提出了10條關于促進FinTech發展的建議，其中第8條指出，“新系統的開發應受到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如同醫藥行業很多新想法可以被先行試驗一樣，新技術和消費主張應可以在不影響金融體系穩定或危及消費者保護的虛擬和真實情況下進行測試”。不僅如此，第10條建議提出：“監管機構應將FinTech機構納入監管和合規的自動化，創立在國內先進的監管報告和分析基礎設施，即RegTech”。〔36〕從這兩份報告中不難發現，英國極為重視科技和金融部門的融合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對FinTech的發展從監管、技術、工作、人員、政策、商業模式、全球化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和預判。在此基礎上，率先推出監管沙箱，作為對金融市場快速發展的及時回應。而且根據金融市場的發展，已經前瞻性地開始為未來監管創新的供給做準備。

（三）國際層面監管改革中的規則主導權

制定符合自身發展需求的國際金融監管規則已成為金融市場發達國家顯示競爭實力的重要方式。美國在這個領域長期擁有規則主導權，對全球和各國金融市場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巴塞爾協議Ⅰ是美國第一次向全球輸出國內監管規則。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必須加強國內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否則銀行會迅速產生流動性危機并尋求政府救助。但是如果國際層面并無統一規則，此舉無疑極大壓制本國銀行的國際競爭力。然而美國仍然控制著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主導權，繼續通過國際金融標準制定組織FSB、BCBS等輸出新的監管規則，LEI就是又一個從國內改革訴求上升為國際監管新規則的案例。所謂全球法律實體標識體系（LegalEntityIdentifier,LEI）是指各國監管者為在日常經營中有效識別所有金融實體的名稱、收集一切與之有關的信息，建立數據庫，以便在金融機構危機處置時能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和風險狀況進行實時掌握的制度體系。全球LEI相當于是金融機構的身份證，是一個全球唯一的識別碼。〔37〕全球LEI體系的對象是所有金融法上的法律實體，即具有法律上人格的法人組織，不包括金融機構的高管等自然人。〔38〕LEI體系的意義在于作為全球性標準化的金融數據收集和共享系統，能夠為監管機構提供一種風險實時監測和管理工具，為各國宏觀審慎管理部門監控和分析系統性風險提供可靠的數據保障，也能有效促進國際和地區層面的監管合作和信息互通，為跨境監管與處置合作打下基礎。在不削弱美國金融優勢、維護市場金融創新的前提下，收集與整合微觀金融信息，提高整體金融體系和金融交易的透明度，這樣的體系完全符合美國推進金融改革的需要。但是這對金融市場相對落后、金融創新相對不足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會產生何種影響尚待評估，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并開展研究。

結語

在應對金融危機時出臺的各項舉措重在加強金融安全和穩定。這些國家和全球范圍的協同試圖通過提升銀行的抗虧損能力，防止過度的期限轉換和流動性錯配，加強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監管，通過這些措施來促進全球金融穩定，并以此支撐全球經濟增長。在這十年中各國國內以及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都取得更進一步發展。然而隨著市場的恢復，以美國對《多德弗蘭克法》修改為代表的“去監管”呼聲日起，又似乎在重現“金融危機—加強監管—市場恢復—放松監管”的循環。在歷史的各個階段，監管變革都是市場主體利益訴求的博弈和權衡。市場本身也是推動監管發展和變革的連續自變量，金融創新永遠創造對監管創新的內在需求。在國際層面，主導國際監管標準的制定已成為維護金融競爭力的強勁手段。危機發生之后這十年中的監管變革發展及其呈現出來的特征，對我國當下的金融監管改革和未來的金融市場發展都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作者：宋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