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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分析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脈沖響應等方法對模型進行計量經濟意義的檢驗。結論表明：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關系是從初期的相互促進作用逐漸減弱最終趨于平穩。對此，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利率與匯率的相關性，有序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共同穩步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關鍵詞：

利率市場化程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向量自回歸模型

一、問題的提出

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與不少鄰國就已開始使用人民幣進行邊境貿易結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受到沖擊，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我國加速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六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了總額65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2009年7月我國相關政府部門頒布《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正式啟動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其業務范圍也在進一步擴大，這些舉措都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邁開了實質性步伐。截至201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已與23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總規模達3．1萬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貨幣互換規模的擴大，為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提供了物質基礎。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必須要有一個發達的有深度和廣度的金融市場作為支撐，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進程的加快，使得人民幣的流入流出規模隨著結算規模的擴大而擴大，從而對我國貨幣政策產生影響，也因此對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要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擴大匯率雙向浮動區間，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利率市場化作為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的基本前提，是完善金融市場資源配置功能、提高金融機構服務水平和促進金融服務創新的關鍵。目前人民幣國際化還處在一個初級化、周邊化的階段，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的規模也在逐年擴大，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通過利率平價理論將人民幣利率的變化迅速傳遞給匯率，增加了匯率彈性，有助于增加國內金融市場對資本賬戶可兌換的承受能力，穩步加快了人民幣跨境交易的進程。但根據以往各國利率市場化的經驗，利率市場化會出現利率升高的現象，從而引發套利套匯影響本幣幣值，不利于人民幣跨境交易。利率市場化的程度也會影響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的資金流向，從而影響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所以，現階段研究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國內外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國外關于利率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大量集中在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等金融理論方面的研究，而利率市場化程度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很少。麥金農和肖（1973）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問題，因此提倡“金融自由化”，主張發展中國家放松對利率的人為管制，使實際利率真正反映市場均衡水平［1］。赫爾曼（1994）、穆爾多克（1996）、斯蒂格利茨（2000）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采取“金融約束”政策，將實際利率壓低在市場均衡利率的正水平上，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Bandiera（2000）運用實證的方法，分別用國內金融自由化、證券市場自由化、國際金融自由化這三個指標來反映金融自由化指數，而將利率自由化作為國內金融自由化的一個重要指標進行衡量。首先依據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措施進行0和1的賦值，進而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權重，最后得到利率市場化指數［2］。MaxwellFry（1989）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利率市場化會帶來實際利率的提升，并能拉動國內儲蓄與投資的增加，促進經濟發展［3］。Grass－man（1973）通過觀察分析瑞典等國家的貿易形態，得出著名的Grassman法則：即在國際貿易貨幣選擇中，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活動大部分選擇出口國貨幣進行結算，少部分使用進口國貨幣結算，幾乎不使用第三國貨幣［4］。Giovannini（1988）通過引入廠商利潤最大化模型，提出結算貨幣的選擇與廠商利潤相對于匯率函數的凹凸性有關，如果出口商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不大，那么，壟斷勢力的出口商會傾向于用本國貨幣計價［5］。Hartmann（1998），Fuku－da和Ono（2006）從規模效應的角度分析認為，國家經濟實體規模也影響著結算貨幣的選擇，經濟實體規模越大的國家，出口商的國際影響力也越大，進而影響進口商對其貨幣的接受程度［6］。

（二）國內研究現狀國內學者關于利率市場化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率市場化程度的指標選擇方面，莊曉玖（2007）對指標“利率市場化程度”進行漸進賦值：0表示完全抑制，1表示完全自由，最小賦值間隔為0．05，賦值依據為利率方面相關的市場化政策［7］。陶雄華、陳明玨（2013）提出中國利率市場化指數的構建方法，選擇實際利率水平、利率決定方式、利率浮動的范圍和幅度三個指標來進行利率市場化指標的合成，得出1979～2012年中國利率市場化總指數，并指出中國要完成后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需要統籌安排匯率市場化與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等一系列配套的金融改革措施［8］。張禮卿、李建軍（2005）提出利率自由化程度會影響一國金融的穩定，利率上升會產生金融抑制，利率頻繁波動將增加流動性風險，加大金融機構的競爭壓力等［9］。關于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關系的研究，國內大多學者并沒有直接探討，而是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匯率、利率的影響角度出發，從理論層面提出利率市場化與人民幣跨境交易是需要配合的。徐奇淵、何帆（2012）通過對跨境流動渠道的梳理，考察了人民幣國際化對利率、資產價格、外匯儲備變化的影響，得出人民幣的進口結算會增加人民幣的交易性需求，將會提高均衡利率［10］。余永定（2012）從套匯套利角度分析認為，由于CNH（香港離岸人民幣）和CNY（在岸人民幣）兩個市場擁有不同匯率，資金逐利性地自由流動會導致套利套匯的增加；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人民幣的跨境流動必然會通過CNH市場匯率影響CNY市場匯率，從而影響在岸金融市場的發展［11］。胡國暉、劉志立（2006）提出在一個均衡穩定的宏觀金融環境中，當一國的利率和匯率完全由市場決定時，短期內利率通過短期資本流動影響匯率，長期內利率通過經常項目影響匯率［12］。馬榮華（2009）認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會造成人民幣匯率長期升值和國內貨幣市場利率上升的雙重壓力，一旦境內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不能跟上，帶來大規模的跨境套利套匯對境內人民幣利率和匯率造成沖擊［13］。劉洋（2013）認為利率市場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先決條件，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套利會使不同資本市場的利率趨于一致，從而減少套利空間，降低投機性跨境資金流動，促進交易性跨境流動需求的增長，有利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14］。張青龍（2011）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會使經濟主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性降低，通過利率、匯率、消費、收入和經常項目收支效應等方面影響貨幣政策效果；提出可以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增強利率與匯率的相關性，使利率匯率能真正體現本外幣資金價格，促進跨境資本的穩定流動［15］。劉方、邱豐（2013）認為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前提是對外開放與打破壟斷，促成內外互動、有序競爭的市場結構，為此要加強對外貿易、資本流動與匯率、利率之間的協調性，放松資本流動管制，擴大利率和匯率的浮動彈性，為利率市場化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16］。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關于利率市場化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大都是從單方面研究，即使討論兩者關系也是從理論政策層面提出建議，缺乏必要的實證檢驗，為此，本文試圖通過建立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分析，針對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現狀，探究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關系，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以利我國利率市場化與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

三、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關系的理論機理

對于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關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利率市場化是否會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而是應該考慮兩者的相互作用。一國貨幣國際化需要國內發達完善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化的核心問題是利率市場化。首先，利率市場化程度會影響貨幣在國際投資和貿易結算的規模和方向。在金融開放程度較高的國家，國內利率水平提高，國際資本內流會增加，反之，將會促使國內資金流出增加。就我國而言，隨著人民幣貸款利率市場化的完成，存款上限的浮動區間加大，如短期內可能造成的利率升高會吸引外資的流入，增加外幣的供給，促進人民幣升值，從而增加進口。但根據經驗事實，一國利率市場化后利率的升高并不是常態，只是在一段時間里的趨勢，長期來看利率又會逐漸降低最終趨于穩定。在這個利率降低的過程中，會導致我國短期資本外流，減少外幣的供給，導致人民幣貶值，進而促進我國出口。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對外貿易規模日漸擴大，進出口的增加意味著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的可能性增加，人民幣在對外貿易中的認可接受度也在不斷增加。因此，進出口貿易量必然會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的使用產生直接影響，促進了跨境貿易的人民幣支付與收取。傳導機制可以簡單描述為：利率升高（降低）→國際短期資本內（外）流→外幣供給增加（減少）→人民幣升值（貶值）→進（出）口增加→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增加。其次，利率市場化能減少套利套匯，形成靈活定價，增強人民幣結算產品國際競爭力。市場化的利率能更真實地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關系，能促使金融市場之間的資金價格趨同，減少套利套匯機會和空間，增強資金的流動性和貨幣信用，并將投機性跨境流動需求轉為交易性、避險性跨境流動需求，有利于人民幣的跨境交易和國際化進程。同樣，商業銀行也能按照成本、收益與風險匹配的原則對資金進行科學、靈活的定價，精確合理的定價機制有助于跨境結算產品的研發設計，進一步提升人民幣結算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有利于促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可持續發展。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則主要通過影響國際收支中的貿易賬戶來影響人民幣匯率，進而通過匯率—利率傳導機制影響利率水平。匯率變動通過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影響利率，本幣匯率下降后，一方面，進口商品的本幣標價會上升，如果該進口商品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較大，而它的需求彈性較小，那么，會引起成本推動型商品價格上漲，導致物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競爭力會提高，因而出口量明顯增加，如果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較小，國內商品供不應求則會引起需求拉動型物價水平的提高。對此，可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與國內利率水平的傳導機制描述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貿易賬戶差額→經常賬戶差額→國際收支差額→人民幣匯率水平→利率水平。當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范圍越來越大，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提高后，形成的市場化匯率必然會提高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

圖1是人民幣的跨境流動通過國際收支渠道影響我國匯率—利率水平的流程圖。此外，人民幣跨境交易能夠使人民幣離岸與國內存款之間的利差水平達到一個均衡水平，離岸市場的利率水平將靈活準確反映離岸金融市場的供求關系，進而促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具體而言，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尚不可完全自由兌換的環境下，人民幣跨境使用形成了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統計，經香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占總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的比例從2010年的72．9％上升到2010年的92％，再到2013年的83％左右，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經過四年的發展已日趨成熟，當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的利率匯率出現差距，就會產生套利套匯現象，進而迫使內地利率匯率彈性增加，促使利率匯率市場化進程。從利率與匯率的理論角度分析，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關系主要是通過利率匯率聯動效應體現的，并且相互的影響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利率市場化后會減少套利套匯對匯率的影響，推動人民幣跨境交易。因為利率市場化一般會引起利率水平的升高，必然吸引國際游資流入我國進行套利，而利率升高帶來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同樣吸引國際游資流入進行套匯。這都將引起人民幣幣值的波動，對匯率穩定產生影響。但由于我國現階段利率和匯率的聯動效應差，熱錢的流入對匯率的影響并不大，并且由于外匯市場與短期資金市場之間的價格關聯不大，利率的隨行就市導致投機者不能根據現有利率水平來確定均衡匯率，大大降低匯率投機的概率。另一方面，利率和匯率聯動效應差會降低貨幣政策實施效果，不利于人民幣跨境交易。我國主要是通過影響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和影響匯率制度的匯率政策來調控匯率。而目前的現狀是我國利率匯率聯動效應差，資本賬戶處于管制狀態，利率并不能通過經常賬戶或資本賬戶途徑靈敏地影響匯率，所以，必然會影響貨幣政策調控匯率的效果。而從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實例來看，利率上升不僅不會抑制通脹，還會導致企業的融資成本和產品價格提高，引起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加大，利率市場化所引發的通貨膨脹可能會影響匯率和幣值的穩定，因而不利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的推進。

四、實證分析

（一）模型與數據的選取本文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①，選取以下變量：（1）利率市場化程度指數（LIBRAL），反映利率市場化水平。借用陶雄華、陳明玨（2013）對中國利率市場化指數的構建方法，從實際利率水平，利率決定方式和利率浮動范圍和幅度三個指標的時間序列數據分別進行0～3賦值，并加以文字描述，以確定各指標數據的上下限［8］。其中，各指標進程分為4個等級即完全抑制0、部分抑制1、部分市場化2、完全市場化3。最后對三個指標做一個簡單平均得到利率市場化指數，該指數的取值范圍為［0，3］，反映我國利率市場化的程度。（2）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CBTT）。（3）人民幣升值率（E），用人民幣對美元的當期加權平均匯率與基期匯率之差除以基期匯率來表示，為了季節調整的一致性，對該值取絕對值。由于人民幣的升值趨勢，該值自2010年1月后相對于基期（2009年1月）為負值，因此，取絕對值并不影響其變化趨勢。從理論分析來看，人民幣匯率走勢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4）通貨膨脹率（CPI），通貨膨脹會使得貨幣購買力下降，會對貨幣持有人造成損失，另外高通脹意味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從而不利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這里采用月度CPI環比增長率來反映國內通貨膨脹率。由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還處于初級階段，本文僅采用2010年1月～2014年12月的月度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統計年鑒、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為避免數據的劇烈波動將部分數據對數化后分別命名為lnCBTT，LIBRAL，lnE，lnCPI。1．實際利率水平。用名義利率（3個月儲蓄存款利率代表月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消費者物價指數）表示實際利率。根據本文得到的實際利率的極值劃分四個區間：（0～1％］、（1％～2％］、（2％～3％］、（3％～4％］，分別代表完全抑制、部分抑制、部分市場化、完全市場化，并賦值0、1、2、3。2．利率決定方式。利率主要有三類決定方式：完全由政府控制，此時利率市場化程度最低；中間狀態的利率決定方式，包括部分利率市場化；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此時利率市場化程度最高。當基本放開0類、1～2類、3～4類、5類利率管制時分別認為利率完全抑制、部分抑制、部分市場化、完全市場化，賦值0、1、2、3。指標的賦值是由貨幣當局管制的利率類別數量決定，2010年以前貨幣市場利率、債券發行利率、外幣利率基本全部放開，2013年7月20日起人民幣貸款利率放開。3．利率浮動的范圍和幅度。采用的測度方法是在劃分出來的5類14種利率中［8］②，結合官方允許的利率浮動情況，逐一考察官方控制的利率種類變化。其中浮動范圍分為完全禁止、小范圍（至少6種利率）、大范圍（至少9種利率），全部放開四種情形。浮動幅度劃分為四個等級，分別是小于30％，［30％，50％），［50％，100％），大于100％。指標賦值的依據：2010年后只有人民幣的存貸款利率受管制。2012年6月，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同年7月，再次將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2013年7月，取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機構自主確定。2014年11月22日起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

（二）VAR模型的估計1．單位根檢驗。為了避免偽回歸的發生，使分析的結果更符合實際，首先對所有變量進行ADF單位根的平穩性檢驗（見表2），結果表明lnCBTT，LIBRAL，lnE，lnCPI在5％的置信水平下，ADF值的絕對值均大于各臨界值，即P值遠遠小于0．05，因此，認為該時間序列是平穩序列。2．滯后階數P值的選擇。VAR模型估計的過程中P值的選擇很重要，滯后階數P值越大，則模型的動態特征越明顯，P值越小則需要估計的參數也就越少，模型自由度相應提高。因此，需要通過滯后期標準如AIC、SC等準則進行滯后階數的確定。表2是不同滯后期下六種準則的選擇結果，有四個準則選擇了一階滯后（打星號），因此，本文選定的滯后階數為2。3．模型穩定性檢驗。為了保證VAR模型有意義以及保證通過模型進行的脈沖響應函數的有效性，必須要檢驗VAR模型的整體穩定性。本文建立的VAR模型有4個內生變量，滯后期為2，所以有4×2個特征根。由圖2可知，被估計的VAR模型所有根的倒數模均小于1，位于單位圓內，所以，VAR過程均是平穩的，即模型是穩定的。說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利率市場化程度、人民幣升值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有長期穩定的關系。

（三）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滯后2期）結果表明（見表3），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lnCBTT）與利率市場化程度（LIBRAL）之間存在十分顯著的單向因果關系，即能以非常大的概率保證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lnCBTT）會影響利率市場化（LIBRAL）進程的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lnCBTT）與人民幣升值率（lnE）之間存在十分顯著的單向因果關系，即能以非常大的概率保證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增加會促進人民幣的升值。人民幣升值率（lnE）與利率市場化程度（LIBRAL）之間存在十分顯著的單向因果關系，即能以非常大的概率保證人民幣升值會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

（四）脈沖響應分析1．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關系。（1）利率市場化程度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影響。通過圖3發現，給利率市場化程度一個沖擊后，期初迅速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帶來遞增的正效應，并且第二期影響達到最大值0．034；然后，正效應開始慢慢削弱并且在第九期影響降為負最小值－0．006，接下來的時間里負效應漸漸趨于正效應，第24期最終趨于0。這種從正效應轉變為較小的負效應的趨勢又逐漸趨于平穩的過程符合我國的實情，表明利率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會有利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但是利率市場化推進過程中的困難與阻力在一段時間內也不可避免地給人民幣的跨境交易帶來了負影響，最終隨著利率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其促進作用會趨于穩定。（2）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對利率市場化程度的影響。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一個沖擊后，在期初對利率市場化程度有一個正的影響并且達到最大值0．073；漸漸地，正的作用越來越小，并在第二期降為負的最大值－0．037；接著負效應開始減小，在第七期趨于0，隨后轉變為正效應并在第24期最終在橫軸趨于穩定。說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也是在初期對利率市場化有較大的促進作用，隨著人民幣跨境交易的推進會影響利率市場化進程，但最終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兩者的關系趨于穩定。2．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與人民幣升值率的關系。（1）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對人民幣升值率的影響。圖4表明，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一個沖擊后，對人民幣升值趨勢的影響從第一期負效應一直上升到正效應，直到第七期達到峰值0．066；接著正的影響逐漸減小，作用時間持續超過24個月。因此，人民幣跨境交易會促進人民幣的升值，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升值趨勢逐漸減小趨于穩定。（2）人民幣升值率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脈沖影響開始為正向逐漸增大，第二期達到峰值0．043，接著開始影響減小，但從始至終都是正效應。這表明人民幣的升值趨勢也會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但這種升值趨勢并非越長越好，一定的升值趨勢將有利于人民幣跨境交易，如果人民幣在相當長一段吋間內持續升值，則說明人民幣是一種不穩定的貨幣，反而不利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3．利率市場化程度與人民幣升值率的關系。圖5顯示，給利率市場化程度一個沖擊后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從開始達到第二期正的影響最大值0．025，逐漸降到第七期達到負的影響最大值－0．014，接著響應開始遞增并且于第24期左右趨于0值。圖中發現利率市場化程度對人民幣匯率的正向沖擊還是比較大的，短期內促進了人民幣的升值，但是長期來看這種影響勢必減弱，從而人民幣幣值應保持穩定，也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而給人民幣升值一個沖擊，對利率市場化程度的影響開始為負，第2期達到負的最大值，接著逐漸變成正的影響，第七期達到最大值0．013，然后影響逐漸變小但響應一直是正的。表明人民幣升值總體上是會促進我國的利率市場化，但是長期的升值又會使正向影響減弱，從而減緩利率市場化進程。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以上實證研究表明，在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啟動后，人民幣國際化與利率市場化處于交錯推進階段。利率市場化后會出現難以控制的利率風險，利率與匯率的傳導途徑受限導致聯動效果差，大大降低了人民幣國際化后貨幣政策調控匯率的能力。因而初期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帶來的迅速促進作用會漸漸衰弱，但是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利率匯率聯動效應的增強，又會降低套利套匯機會及預期，有利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的穩健推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對利率市場化程度的影響也是由初期的促進作用慢慢弱化，但是長期來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有利于利率市場化進程的。說明兩者的相互影響有利有弊，既有制約作用，又有推動作用。另外，結合格蘭杰因果檢驗和脈沖響應圖可以發現，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的相互影響雖然并不是很明顯，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與人民幣升值率之間的相互關系很明顯，有著較好的正向作用。從而證明了利率市場化程度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通過利率與匯率的聯動效應來實現，其相互影響一方面體現在對人民幣幣值穩定上，一方面體現在國家對人民幣匯率的宏觀調控能力上。現階段我國的利率和匯率聯動較差，相互傳導途徑的綜合作用不強，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和資本賬戶的開放，利率和匯率的相關性增強，從而我國利率市場化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相互推動作用也會越來越明顯。

（二）政策建議1．提高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相關性。利率市場化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前提條件，人民幣的跨境交易也會在無形中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兩者的關系更大程度是間接地通過利率與匯率來實現。因而只有提高了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相關性，充分發揮利率與匯率的傳導機制作用，才能加快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跨境交易的步伐。雖然自2005年匯改后我國匯率浮動幅度逐漸變大，利率和匯率之間的相互影響明顯增強，但是兩者的協調性仍然不足。對此，一是可以形成有效的貨幣政策傳導體系，充分利用利率杠桿，發揮其對金融資源的調控配置作用，提高人民幣金融交易的國際吸引力；二是人民幣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的綜合使用，以及匯率市場化改革、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化改革、離岸市場的建立等相關政策的同步推進。同時在制定金融政策進行國家宏觀調控時，將外匯等因素考慮其中，達到提高人民幣利率匯率相關度的目標，從而加快我國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2．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放寬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區間。央行應適度逐步放寬匯率波動幅度的限制，增強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目標區間，增加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讓匯率水平能真正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場決定。從而發揮匯率的價格調整機制，降低匯率風險，促進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也為人民幣的跨境交易和國際化打下堅實而良好的基礎。逐步減少人民幣匯率中美元在貨幣籃子中的比重，相對提高非美元國際性貨幣的比重。根據三元悖論的觀點，一國不能同時維持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最多只能實現兩項目標。由于目前中國資本賬戶尚未開放，維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高效發揮人民幣匯率政策工具的作用，保持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健全和完善我國外匯市場。一個健全的外匯市場能夠真實合理的反映匯率的變化，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可從擴大外匯交易主體，增加外匯交易品種，加強外匯市場監管這三方面入手，推出更多的避險工具，從而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3．有序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化，實現資本流動的均衡管理。資本項目自由化，利率市場化與人民幣跨境交易是互為前提，相互推動與促進的關系。因此，在人民幣日趨國際化的背景下，有序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化，并且實現資本流入流出的均衡管理是很有必要的。具體措施可以有以下四點：第一，采取“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開放戰略，一方面鼓勵外資的流入并對其進行引導和監控，從而改善國際資本的流入結構；另一方面鼓勵對外投資，增強境外人民幣的投資功能，大力推廣QDII制度，鼓勵優秀的企業和個人到國外尋找投資出路，帶動國內出口。第二，建立有效的防范機制降低風險。高度靈敏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體系能有效的監測人民幣跨境貿易量和境外存量的變動，減小大規模國際游資流動的沖擊和資本項目開放帶來的風險。第三，保持資本流入與流出額的大體基本平衡，減小資本流動對匯率波動的影響，同時提高管理監測水平，從而實現均衡管理，促進其合理有序流動。4．增強跨境人民幣業務的活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自2009年7月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正式啟動以來，人民幣在全球各項交易中的支付比重不斷提升，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的貿易融資貨幣，第六大交易貨幣，成功躋身全球十大貨幣行列。2014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實現6．55萬億元，2013年全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4．63萬億元，比2012年全年的2．94萬億元同比增加57％，充分表明在短短的四年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迅速加快。盡管目前人民幣跨境流動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但隨著人民幣跨境業務的大力推廣，在境內外投資、貿易中使用比重的增加，一定可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再上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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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士貴 顧晶晶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