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民幣與外幣國際化影響因素比較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章基于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歷程和現狀，對貨幣國際化的普遍影響因素的界定，當前人民幣國際化與20世紀80年代日元國際化的內外環境的對比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二者均處于允許國際儲備呈現多元化的牙買加體系下，均為SDR入選貨幣，在總體經濟規模、匯率變動趨勢方面都具備有利條件，同時，共同受制于主導國際貨幣美元的粘滯作用和經濟開放度不高的制約。相比于20世紀80年代日元國際化，我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經濟增長速度、潛力、抗風性能力和幣值穩定性方面更具優勢，但在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經濟成熟度方面上應繼續深化。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日元國際化；影響因素；比較研究

引言

貨幣國際化是一國貨幣在國際流通領域內發揮貨幣職能從而成為金融交易、貿易計價結算和國際儲備貨幣的過程，是綜合國力的有力象征，有利于增加貨幣發行國的全球話語權、規避匯率風險、助推貿易和投資發展，并帶來“真金白銀”的“鑄幣稅”收益。縱觀世界金融發展史，英鎊、美元曾先后成功實現國際化。在葡萄牙依靠海上貿易、西班牙通過海外擴張、荷蘭充當全球貿易經紀商輪番坐鎮世界經濟龍頭后，英國相繼打敗西班牙、荷蘭并實現君主立憲，在工業革命后順利成為世界工廠，憑借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和完善的金融體系，以及在世界對外貿易、直接投資、借貸中所占的較大比重，將倫敦成功打造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各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傾向于以英鎊計價、結算，英鎊成為了最主要的國際貨幣。兩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實力被大大削弱，美國成功領導了世界第二次工業革命，在19世紀末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反超英國，成為了世界軍事、經濟和金融霸主，并實施了諸如建立美元貨幣區和美元集團、適時推出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馬歇爾計劃等一系列金融戰略，美元逐步將英鎊排擠出國際貨幣體系，占領并鞏固了主導貨幣地位，美元國際化成功實現。1976年，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牙買加體系逐漸形成，相比于儲備貨幣單一、美元地位突出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牙買加體系倡導黃金非貨幣化、浮動匯率合法化，提高了特別提款權的國際儲備地位，使得除美元之外的貨幣有了成為國際貨幣的可能性，國際儲備呈現出多元化局面。盡管英鎊、美元國際化過程中有很多值得中國借鑒之處，但人民幣國際化與英鎊、美元國際化的道路注定不同，因為雖然中國的GDP在飛速發展，但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還很難達到世界第一的水平，相對實力也無法與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相持平，短期內人民幣國際化不可能按英鎊或美元的方式實現。日本政府推動日元國際化始于20世紀80年代，主要得益于日本在當時具有世界第二的經濟實力和日趨成熟的牙買加體系，這些也正是人民幣國際化目前面臨的最主要的內外部環境，日本20世紀80年代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整體的經濟發展狀況也與我國現階段狀況相似。因此，研究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人民幣和日元國際化的背景、歷程和現狀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歷程和現狀我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式啟動于2009年。2007年，以美國次貸危機為導火索，金融危機在全球各國蔓延，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然而，我國經濟總量卻繼續保持穩定增長勢頭，人民幣的匯率也較為穩定，世界各國市場主體對人民幣逐漸產生了興趣和信心，使用人民幣來執行結算工具的現實需求逐漸增多。為滿足市場需求，同時有力促進我國對外投資和貿易便利化，國務院于2009年4月在上海等5個城市正式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人民幣國際化就此拉開了帷幕。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模式有六種：一是貨幣互換，與韓、澳、英、俄等36國央行簽定互換協議，用于支撐雙邊貿易和投資往來；二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先在部分城市試點與港澳、東盟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經兩次擴圍到基本實現境內區域和企業全覆蓋、境外國家（地區）全覆蓋，通過推動人民幣境外使用，更好地應對匯率風險，同時改善雙邊經貿關系；三是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以個案推行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和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四是人民幣金融市場業務，包括清算行安排、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建設、允許境外三類機構投資者運用人民幣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等；五是跨境項目貸款，允許境內銀行對境外直接投資、對外承包工程以及出口買方信貸等“走出去”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六是跨境融資，由貿易融資開始，上海自貿區試點實現全國范圍全面放開跨境融資業務。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外匯交易貨幣和第六大支付貨幣，2015年12月IMF正式批準人民幣加入SDR。然而，總體上看，人民幣國際化仍處于跨境流通的初級階段，主要行使的是流通、支付等貨幣基本職能，且存在流通方式和渠道單一、區域不夠普遍、分布不夠集中等問題。

（二）日元國際化的背景、歷程和現狀日本政府推進日元國際化始于20世紀80年代。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分別參與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在冷戰格局中對日政策由抑制調整為扶持和發展，大量戰爭物資從日本采購，有力地刺激了日本經濟發展的外部需求，日本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恢復并超過了戰前水平，從1955年到1973年，日本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跡，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9.8%，20世紀60年代末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日本國民經濟實力持續增強、對外貿易不斷擴大的同時，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出口貿易總量中以日元計價的部分占比不斷提高，1980年達到30%左右。在此背景下，1980年12月，日本政府修訂《外匯及外國貿易管理法》，對涉外勞務交易、外資和技術引進、進出口、對外支付方面管制進行松綁，日元在資本項目項下實現了基本可自由兌換，以此為標志正式啟動日元的國際化進程。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國內股市暴跌、房價泡沫破滅導致經濟崩潰，日元國際化進程陷入停滯。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區域合作機制逐漸形成，日本政府再次啟動日元國際化戰略，試圖憑借雄厚的財政實力、金融實力和先進技術，主導推動“10+3”區域金融合作機制，從政策層面推動日元國際化重啟，但效果不佳。日元國際化主要包括日本銀行貸款、海外協力基金、“黑字還流”貸款等模式。目前，日元在國際社會的利用率始終在低位徘徊。從日元和人民幣的國際化歷程來看，相對于英鎊和美元，日元與人民幣國際化有較強可比性。英鎊和美元都是以英國和美國具有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壓倒性的對外經濟規模而成為了不同時期主要的國際貨幣，日元則以日本具有世界第二的經濟實力和借助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而走上國際化道路。雖然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尚不具備世界第二的經濟實力，但是國內生產總值和進出口貿易總值已經是世界第二了，現行的國際貨幣制度和經濟情況也與20世紀8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處，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貿易大國，美元的主導地位還將在很長的時間里按照慣性延續下去，國際金融體系仍然是牙買加體系。另外，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情況與中國目前類似。因此，如果牙買加體系沒有發生變化，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將與日元相似。

人民幣和日元國際化影響因素對比分析

通過衍生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可將境外市場主體對他國貨幣的需求具體分為三類：一是交易需求，指境外市場主體相信某種貨幣能長期保持購買力穩定，從而愿意持有該貨幣，作為商品、服務交易的媒介；二是投資需求，指境外市場主體看好他國投資機會，從而希望持有該貨幣，以便于在該國市場內進行證券投資或直接投資；三是投機需求，指境外市場主體對某貨幣有幣值上升預期，從而愿意持有該貨幣，以備套利交易之需。經濟總量大且穩定增長的國家（地區），往往伴隨著更穩定的幣值、更多的投資機會和更高的升值預期，為持幣者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更廣泛和充分，該國匯率對其他經濟體貨幣、外匯政策的制定影響也更大，更多國家（地區）傾向于將該國貨幣作為錨貨幣，增加外匯儲備中該國貨幣的比重，三種貨幣需求均較大；金融體系成熟度主要體現在金融市場的深度（完善程度和運作效率）、廣度（金融工具的種類和交易規模）和開放度（匯率和資本管制情況）三個方面，成熟的金融體系往往意味著貨幣兌換高度自由，貨幣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能滿足國際投資者對高流動性、低風險金融工具的偏好，有利于該國貨幣交易需求的擴張；通貨膨脹程度是決定貨幣購買力的重要因素，穩定的幣值是國際貨幣的共同特征，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長期穩定的幣值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資產價值波動風險、減少信息傳遞成本、避免不必要損失，是一國貨幣得到全球市場主體的廣泛認可的前提，英鎊和美元之所以曾被視為“紙黃金”，正是因為其穩定的幣值，盛極而衰也正是伴隨其內在價值的降低；匯率水平主要影響貨幣投機需求，當一國貨幣在市場上不斷升值或者從中長期看呈升值趨勢，市場主體傾向于增加該國貨幣持有，以期未來獲得匯率浮動收益，反之，當該貨幣形成了貶值預期，市場主體傾向于拋售該貨幣，投機需求將萎縮，匯率波動性決定了投機需求的潛力空間。人民幣、日元國際化影響因素比較可總結如表1。

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當前人民幣國際化與20世紀80年代的日元國際化有著類似的外部環境因素，均處于允許國際儲備呈現多元化的牙買加體系下，都受制于在位主導國際貨幣美元的粘滯作用，有著類似優越條件，經濟規模均處于當時世界第二的位置，匯率升值推動了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需求擴張，同樣都是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入選貨幣，在全球經濟和金融方面有一定制度性話語權，相比于日元，人民幣國際化有諸多天時地利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我國經濟增長保持更高速度，城鎮化進程上存在較大空間，經濟發展潛力更大，相比于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經濟結構抗風險性能力更強，幣值穩定性更強。相對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經濟發展水平滯后明顯，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影響更大，開放度和自由度相對不足。由此，對我國現階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啟示如下：一是在國際貨幣制度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是不樂觀的，但是，隨著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政府應該積極主張和參與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明確提出建立超主權國際貨幣的改革方案，并力爭在未來的超主權國際貨幣的構建中體現人民幣因素；二是立足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國情，應循序漸進、趁勢而為，不應片面追求人民幣國際化速度而忽略經濟總體穩定性和深化改革的大局，也切忌像20世紀90年代后的日本，一味加強政府的干預，忽略市場本身規律，導致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遠遠滯后于國際化步伐，從而使日元國際化只停留在行使貯藏手段的初級階段；三是保持制度穩定性，對策要顧及多個方面，不應出現短期頻繁搖擺，或躍進式改革，避免顧此失彼，尤其對于金融開放和匯率自由化，應緊緊圍繞中國國情，把握好節奏、方式，避免重蹈日本1983到1990年“金融開放”的覆轍。人民幣和日元國際化影響因素對比分析

參考文獻：

[1]余永定.再論人民幣國際化[J].國際經濟評論,2011（5）:7-13.

[2]何帆.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選擇[J].國際經濟評論,2009（10）:33-36.

[3]姜波克,張青龍.國際貨幣的兩難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考[J].學習與探索,2005（4）.

[4]李君宇.人民幣和日元國際化的比較分析[D].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6.

[5]徐奇淵.日元國際化的經驗及其對人民幣的啟示[J].金融評論,2010,2（2）:114-121.

[6]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課題組.從日元國際化所遇瓶頸看人民幣國際化[J].上海金融,2013（5）.

[7]肖鷂飛,曾鵬.日元國際化影響因素研究及其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J].金融教育研究,2018（3）:3-11.

[8]李曉.“日元國際化”的困境及其戰略調整[J].世界經濟,2005（6）:3-18.

作者：趙蘭兵 單位：中國人民銀行西安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