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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整個東南亞乃至整個世界經濟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就是商業銀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貸款。危機過后各國紛紛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及類似機構處理這些不良貸款，以期化解金融風險。我國在此次危機中也受到嚴重沖擊，同時危機的產生也使決策層意識到我國金融系統潛在的風險和危機，處理商業銀行中的不良資產，及早化解和控制金融風險刻不容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99年國務院相繼組建了信達、華融、東方、長城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專門處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

資產管理公司成立至今已有四年多的時間，四年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貸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截止2003年12月30日，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共處置不良資產近4000億元，回收現金900億元），但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效果究竟如何，資產管理公司的成立是否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中的風險問題，筆者對此不敢茍同。[2]本文擬從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特性、資產管理公司應有的職能定位兩方面對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現狀進行反思，并提出相應建議。

一、我國商業銀行風險成因分析

商業銀行風險一般來說指的是商業銀行在經營中由于各種不確定性因素而招致經濟損失的可能性。通常商業銀行風險按照風險形成的原因可以劃分為以下幾種：信用風險、市場風險、購買力風險及政治風險。由于市場風險、購買力風險、政治風險等通常影響到經濟運行中的各個主體，而這些主體往往與商業銀行有著信貸或存儲，通過存貸鏈條各主體的各類風險又轉移至商業銀行，并最終集中體現在銀行信用風險上。在金融危機未爆發之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具體體現形式是其持有的不良貸款（不良資產），因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可以看作是累積的、沉淀的和存量的商業銀行風險。

我國商業銀行風險同樣集中體現為銀行持有的大量的不良貸款。但就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而言，我們與東南亞等國相比又有很大的區別。如果說東南亞國家不良貸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泡沫經濟、信貸資產結構單一及不適宜的外匯匯率聯系制度，我國的銀行不良資產形成的原因則遠為復雜，且帶有明顯的轉軌經濟的痕跡。

（一）信貸資金財政化。我國的商業銀行（以前是專業銀行）從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承擔著部分財政職能。84年后實行的“撥改貸”初衷是為了加強企業資金約束，提高資金使用率[3]，但由于其他配套改革的不到位“撥改貸”最終演變成國有銀行代行了國家財政的職能，使得許多貸款根本無法收回。在94年成立政策性銀行之前，國有銀行發放的大量的政策性貸款事實上也是在承擔國家財政職能。以中國銀行為例，在94年以前中行一直是外貿、外匯專業銀行，支持外貿企業出口創匯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擴大出口、增加外匯儲備的背景下，中國銀行對于外貿企業的外匯貸款是有求必應，很少分析貸款回收風險，而且在當時情況下也不容分析，因為支持出口創匯可以算是一件政治任務。隨著近幾年經濟形勢的變化，外貿企業目前大多陷入困境，而當年的貸款也變成中國銀行最大的一塊不良資產，從中國銀行剝離至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的2674億不良資產中有三分之一是外貿資產。事實上，時至今日國有商業銀行仍然在承擔部分財政職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從1994年開始實施的計劃內兼并破產。

（二）政企不分，權責不明。地方政府往往缺乏市場意識和現代經營理念卻又過多地干預企業的經營決策。在制定“九五”規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時，全國有22個地區將汽車工業列為本地區的支柱產業，有24個地區將電子工業列為支柱產業，有16個地區將機械、化工工業列為支柱產業。由于條塊分割，我國汽車工業、電子電器工業和石油化工投資雖然總量規模偏大，單個企業和單個裝置的規模卻過小，多數未能達到最小經濟規模的要求。[4]這種情況下，投資項目被淘汰是必然的。由于項目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各商業銀行，最終的風險又轉移到商業銀行。

（三）國家政策上前后不銜接、相關法律出臺滯后，使得經濟運行中出現很多漏洞。例如，《商業銀行法》出臺之前，并未明確分業經營，加上其他配套監管措施并不完善，商業銀行紛紛辦起信托公司。在九十年代初房地產、股市火爆之際，信托公司曾大舉投資介入，泡沫破滅以后這些投資相繼變成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至今尚有大量難以處理。

（四）社會信用觀念淡薄。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很多國有企業的國有觀念和根深蒂固，加上地方政府或行業主管部門的袒護，現行法律體系在維護債權方面的不得力以及國家出臺的非市場行為的各種優惠政策，導致一些企業缺乏最基本的信用觀念，它們往往自貸款開始就從未想過還貸的問題。這也成為不良資產形成的一個直接原因。

（五）商業銀行自身原因。國有商業銀行長期以來一直承擔政府的部分職能，作為補償國家財政也對國有銀行的正常運轉起著最終的擔保作用，因此國有銀行事實上也就不必為自身的經營結果承擔風險，這種體制在客觀上造成了商業銀行風險意識的淡薄。風險意識的淡薄導致無法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控制制度。而制度上的缺陷使得大量原本可以有效控制的貸款也變成不良。

二、我國資產管理公司職能定位

由于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形成原因的特殊性，我國資產管理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也應不同于東南亞及其他國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之初訂立的三大目標是：保全國有資產，化解金融風險，支持國企改革。對于這三大目標，筆者認為應從以下角度進行理解。

（一）化解金融風險因從其成因著手。金融風險的化解并不是簡單地處置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更重要的是從根本上消除或減少不良貸款產生的深層原因，否則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舊的不良資產還未處理完畢，新的不良資產又將大量產生。根據前面對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成因進行的分析，我們認為資產管理公司的工作重點應更多地圍繞改進國有商業銀行風險防范、控制機制，促進社會經濟生活中各項法律、法規、政策的配套完善，推動地方政府觀念和職能的轉變等方面開展。此外，誠信和信用是市場經濟賴以維持的基礎，更是金融體系運轉的最為重要的外部環境。信用觀念淡薄是不良資產形成的直接原因，因此，化解金融風險還應將推進社會信用觀念建立作為一項工作重點。

（二）支持國企改革重在推動國企改革。支持國企改革不應停留在減免債務、實施債轉股上，更多的應該是通過債務減免和債轉股等手段幫助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樹立依法經營、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觀念，成為有競爭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國有企業經營效益的普遍提高不但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事實上也為化解金融風險創造了良好的微觀基礎。

（三）保全國有資產只是化解金融風險的一種事后手段。從商業銀行剝離的1.4萬億不良資產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的遺留問題，大部分的損失早已形成，只是未在賬面上完全體現。不論資產管理公司如何努力，能盤活的不良資產只能是小部分，大部分損失還要由國家來承擔。盡可能的減少損失固然是應該的，但工作的重點還應放在風險成因的化解上。

三、我國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現狀

按照我們前兩部分的分析，資產管理公司運作的重點應該是標本兼治，治本為主，但資產管理公司的實際現狀卻并非如此。

（一）主要目標局限于現金回收。現金回收額目前是資產管理公司考核業績的最主要指標，直接與員工的收入掛鉤，這使得所有工作幾乎都是圍繞現金回收開展的。資產管理公司缺乏改進國有商業銀行風險防范、控制機制，促進社會經濟生活中各項法律、法規、政策配套完善的動力。

（二）“行司合作”還只停留在紙面上。各資產管理公司與對口商業銀行原本在業務、人員等方方面面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資產剝離以后，行司之間的關系并沒有預期的那樣團結緊密，商業銀行對于剝離后的資產缺乏提供處置便利的積極性，有的地方甚至由于收貸上的競爭而導致關系極度緊張，更談不上密切配合、優勢互補。這種局面的出現不但不利于提高商業銀行風險控制能力，而且也給債務人帶來可乘之機，進一步降低了不良資產的回收率。

（三）資產管理公司目前處于一個多頭監管的格局（監管機構包括財政部、人民銀行、證監會、原金融工委派駐監事會），多頭直接結果是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并存。在上述組織框架下，資產管理公司在資產處置過程中即使有動力去發現和總結法律、法規、政策等方面的漏洞也無法通過一個有效的渠道進行反饋。（四）推動社會信用觀念重構方面收效甚微。在資產處置過程中兩類事件非常常見。一是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競爭，二是地方政府干預。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競爭一方面使得整體資產回收率降低（各家為了保證自身的現金回收，紛紛主動降低回收比率，債務人也利用AMC之間的競爭關系進一步壓價，這在經濟學上成為“理性的無知（RationalIgnorance）”），另一方面在客觀上給了企業可乘之機，助長了企業逃廢債的僥幸心理。政府干預的危害在于，這種“慈父行為”實則在縱容企業不按市場規則辦事，不依法辦事，是有違市場經濟潮流的，它不利于企業真正轉變經營觀念，不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地方政府干預真正的危害并不在于降低了資產管理公司資產回收的效率，給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造成更大的損失。畢竟企業是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也是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清收的多寡無非是現有財富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進行分配的問題，國有資產并未因此而流失。）這兩類事件都對債務人企業樹立信用觀念起了很大的負面作用。而且還對其他企業產生一種示范效應，有損于信用觀念在全社會范圍內的重構。

（五）債轉股只是賬面游戲。債轉股如果操作得當原本是一個明晰產權，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的有利契機。但實際情況是，資產管理公司根本無法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企業的經營管理還是原班人馬，資產管理公司只是在召開股東會、董事會時象征性地派員參加。轉股的作用只是減輕了企業的財務負擔，企業的經營機制，競爭力都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企業所謂的轉股以后經營狀況好轉無非就是將原本應支付的利息體現為利潤。

四、現狀成因分析

從前述資產管理公司運作的現狀來看，資產管理公司目前所起的化解金融風險的作用僅僅停留在淺層次——回收現金、實施債轉股。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

（一）職能定位不準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第三條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最大限度保全資產、減少損失為主要經營目標，依法獨立承擔民事責任。”這一定位的著眼點是通過回收資產、減少損失來降低已經形成的商業銀行風險，但卻恰恰忽略了金融風險的化解應從源頭抓起，這也是形成目前局面的最根本原因。

（二）激勵機制導向的“加速效應”。由于最初的定位就是資產回收最大化，監管部門出臺的激勵機制自然也以此為目標。單從激勵機制配合目標實現來講，現金回收作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做法確實能有效促進資產的回收（對被考核個體而言），但同時也加劇了被考核對象對其他工作的偏廢，使得資產回收以外的目標更加難以實現。

（三）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在多頭監管的局面使得，沒有一個明確的機構能在需要時主動出面承擔協調職能，加上現金回收考核激勵機制，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過度競爭局面必然形成。事實上，如果協調得當不僅可以更好地實現回收現金的目標，而且更有利于債務人信用觀念、市場觀念的樹立，并進一步促進收現環境的改善。

（四）由國家經貿委牽頭實施的債轉股，其目標定位主要是服務國企三年脫困。轉股企業及所在地政府并不愿意放棄對企業的控制權，有關部門也不希望資產管理公司過多介入，而資產管理公司自身也面臨著人手少、專業人才更少的局面，在客觀上也無法過多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因此，債轉股停留在賬面游戲這一層次也在情理之中。

（五）地方政府干預問題，主要可以歸因于現行的財政分配體制和人事任免體制。地方經濟建設的成績是目前官員升遷的主要考核指標，國有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代表中央財政，免去一筆貸款相當于從中央財政要來一筆撥款，毫無疑問是有利于當地經濟建設的。因此，地方政府（官員）就有干預資產處置的原動力。

六、相關的政策建議

資產管理公司自身的確不可能解決商業銀行風險的所有問題，但既然國家下如此大的決心成立專門機構來解決商業銀行風險問題，那么就應該創造條件使資產管理公司在化解商業銀行風險中發揮盡可能大的作用。為使資產管理公司能夠解決商業銀行風險形成的一些本質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從以下方面加以改進。

（一）有關決策部門應及時轉變觀念，清醒地認識到商業銀行風險化解重在消除其成因，并對資產管理公司的職能重新定位，確立其在回收資產以外應發揮的重要作用。

（二）監管部門的考核體系應該加入現金回收以外的其他內容，如為商業銀行提供合理建議、推進債務人企業的制度建設等。雖然這類工作存在難以量化的問題，但應嘗試著將其逐步納入考核體系，否則很難引導各行為主體去主動實現這類意義深遠的目標。

（三）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包括商業銀行與對口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雙向協調反饋機制。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協調機制及所有利益主體之間的協調機制。這些協調機制應有權威監管部門參與主持。只有這樣才能在確保整體回收最大化的同時提高整體風險控制能力。

（四）資產管理公司應充分利用日益發達的中介市場，積極主動參與債轉股企業的經營決策，推進債轉股企業建立健全有效的微觀運行機制。

（五）修改財政轉移支付辦法，將地方企業享受的資產管理公司減免債、債轉股等優惠按適當比例抵扣當年對該地的財政轉移支付總額。這樣將大大降低地方官員干預資產處置的積極性。此外還應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地方官員的大局意識，增強市場觀念和法制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