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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業銀行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幾種行為方式

1資產運用和配置結構。一是超儲率水平。超儲率是影響貨幣乘數的因素之一。當商業銀行持有較多的超額準備金時，其貨幣派生能力（信用創造能力）就相應減小；反之，就較大。二是信貸資產規模及配置結構。在一定資產規模下，信貸資產占比越高，信用創造能力越大。商業銀行通過調整信貸資金規模、結構，改變非金融部門融資便利和融資機會，進而影響其投資、消費決策。

2貸款利率定價。中央銀行基礎利率的變動能否影響市場利率相應的變化，還取決于商業銀行的行為調整。非金融部門根據商業銀行利率調整對自己成本收益率的影響重新調整其融資策略以及經營、消費行為，從而實現貨幣政策的傳導。

3信貸管理方式。如信貸權限劃分、內部資金價格管理方式、考核方式等，都會影響商業銀行對貨幣政策調整的靈敏性。

4商業銀行預期。當商業銀行預期中央銀行將采取某種貨幣政策時，會先行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一些調整（當然可能與貨幣政策調整目標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從而對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產生影響。

綜上，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在實際中，商業銀行行為調整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取向并不總是一致，“西方學者研究表明，商業銀行往往在貨幣政策發生改變的情況下采取其他手段規避政策變化對其資產負債狀況造成的影響”王春月：《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商業銀行行為評述》，《商業時代》2006-1.這一方面造成貨幣政策執行不到位或出現偏差，另一方面增加貨幣政策外部時滯，一定程度影響貨幣政策最終效果。這種“沖突”和“博弈”，主要是由于兩者目標差異產生的行為差異所致。眾所周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有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制定貨幣政策或出臺調控措施具有“逆周期”性特征。而商業銀行作為微觀經濟主體，更注重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是在既定的可獲得資源和市場機會的綜合制約下，實現利潤最大化，因此其行為具有“順周期”性特征，表現為在經濟增長較快，企業景氣的環境下，放貸意愿較強，而在不景氣情況下，會出現“惜貸”、“懼貸”。總體而言，貨幣政策取向與商業銀行行為之間這種宏觀利益和微觀利益的“沖突”和“博弈”，有其必然性，我們所要關注的是這種“博弈”是否在合理、可控的范圍。

二、商業銀行行為變化及其對貨幣政策傳導效果的影響：以2006年為例

1與2004、2005年相比，2006年商業銀行的基本面發生了明顯變化，而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商業銀行對其經營行為作出調整。

總體看，2006年商業銀行基本面有以下四方面突出變化：（1）資本充足率普遍提高。2006年初全國資本充足率達標銀行53個，比2005年初增加45家。其中建行、中行經過注資和改制后，資本充足率在10%以上。2004年2月頒布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要求到2007年底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資本充足率要求成為制約銀行規模擴張的重要因素，達標之后這種制約明顯減弱。（2）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繼建行之后，中行也成功上市。上市的完成將在一定程度削弱資本充足率的制約，同時也面臨更大的利潤壓力。（3）信貸管理模式選擇上，經濟資本取代傳統的規模管理和比例管理成為主導。2004年建行率先實行經濟資本管理，到2006年已有多家商業銀行采取此種模式。一方面通過核定經濟資本指標，約束資產增長規模，另一方面，通過差異化的經濟資本分配系數引導信貸資產在區域、產品結構、客戶結構調整。（4）銀行體系內流動性充裕。2005年下半年以來，商業銀行資金面持續寬裕，貨幣市場利率在不斷走低；商業銀行超額存款準備率上升，至2005年末達到4.17%，比2005年6月末提高0.45百分點，即銀行半年內增加可隨時動用的資金1292億元數據引自夏斌：《貨幣政策的下一步》，《中國企業家》2006-8.2006年以來，在存款大幅多增情況下，銀行業流動性過剩問題進一步突出，由此帶來的資金配置壓力不斷加大。

在上述背景下，商業銀行經營目標和理念明顯轉變。而與此同時，商業銀行資產運用渠道仍相對狹窄，主要依賴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并未改變。根據四大國有商業銀行2005年年報顯示，總凈利息收入占其營業收入的比例為80.8%數據引自國研專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2005年年報評析及展望》。由此使得商業銀行的行為調整表現出以下特征：（1）放貸意愿和放貸能力明顯增強。這可以從年初商業銀行適度擴大基層行信貸審批權限、簡化審批程序、調整內部資金價格、下調部分貸款品種利率等得到反映；（2）業務發展更注重信貸投向優化和存量結構的調整，以約束風險資產的增長，實現經濟利潤最大化；（3）支持資產負債結構的調整，適當加大對戰略性和關鍵性業務，特別是中間業務的考評。

2商業銀行基本面的變化及其行為調整，使貨幣政策作用的環境發生改變，而這種改變對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影響是雙重的。

一方面，商業銀行各方面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得到加強，進而對貨幣政策反應的靈敏度提高；同時這種日趨完善的良好機制也有利于促進商業銀行行為的規范和理性，從而有利于貨幣政策有效傳導。

以商業銀行信貸管理和考核體系變化為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到2001年，當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是擴張性的或者說是寬松的。但在商業銀行責任追究較嚴而正向激勵缺乏情況下，商業銀行更關心的是貸款的風險，具有明顯的“惜貸”傾向，因而對央行旨在擴大內需的貨幣政策反應是不靈敏的，信貸傳導渠道也是不暢的。2003年，商業銀行對考核辦法進行了修改，既關注不良率，也關注盈利情況，員工的分配與績效掛鉤。為實現盈利和降低不良資產比率雙重目標，普遍采取以資產帶動負債、以負債做大資產的經營模式，并且在信貸投向上表現為“喜大（大項目）好長（中長期）”傾向。這導致2003年信貸規模急速擴張，期限錯配問題突出，金融潛在風險加大。這顯然與央行當時采取有保有壓原則，抑制某些行業和領域投資需求過熱、控制貸款過快增長以及加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的貨幣政策目標相左。

而目前商業銀行信貸管理和考核體系有了根本性轉變，普遍引入經濟資本管理模式。其核心內容是：通過經濟資本增量分配約束基層行資產規模的增長；通過對每類業務（資產）確定不同的“經濟資本系數”引導資源合理配置和資產結構調整；通過建立以經濟利潤為核心，賬面利潤為輔助的利潤考核體系，引導各行實現真正的價值創造和真實的利潤積累。總體上，商業銀行這種以經濟增加值為核心的績效評價機制，體現了科學的發展觀和集約化經營思路。在這個過程中，經濟資本的配置受資本金總額和資本充足率要求的約束，經濟資本系數確定參考巴塞爾資本協議和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中規定的風險權重，并結合國家產業政策以及本行的政策導向、發展目標、資產風險狀況等實際（見表格1-2），從而使基層行業務（資產）規模擴張受到約束，國民經濟不同部門的資金可得性也因之發生變化，進而達到貨幣當局要求約束信貸總量（保持貨幣信貸平穩合理增長）和調整信貸結構的效果。同時，其審慎經營思路也符合央行一直來強調的正確處理防范風險與支持經濟發展關系。

表1某行某二級分行2004年經濟資本系數情況表

貼現、小額質押、外匯擔保個人住房貸款、貿易融資、銀行卡貸款短期貸款中長期貸款其他貸款

經濟資本系數2%4%8%10%12

資料來源：農行湖北分行營業部課題組《經濟資本管理對基層農行業務經營的影響分析和策略選擇》，《湖北農村金融研究》2006-2

表2某行2006年經濟資本系數分配變化表

產品結構調整客戶結構調整區域結構調整

經濟資本系數分配調低了個人助業貸款、個人商業用房貸款的經濟資本分配系數，分別比2005年調低5個和45個百分點住房類房地產開發貸款、流動資金貸款按客戶風險評級及保證方式差別設置差異化分配系數；AAA級客戶貸款可以比A級（含）以下貸款經濟資本分配系數低2—4個百分點對部分重點中心城市單獨配置經濟資本；

資料來源：根據調查整理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逐步向具有獨立利益和決策權的真正的經濟主體轉變，將根據經濟運行情況、市場變化情況以及自身管理要求、發展需要，自主決定其資產配置，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由此可能加大貨幣政策取向與商業銀行行為之間宏觀利益和微觀利益的“沖突”和“博弈”，導致貨幣政策數量型調控工具有效性減弱，增加貨幣政策傳導的外部時滯，加大調控成本。

以2006年來央行緊縮性貨幣調控政策傳導為例。

本論調控有以下特征：一是政策出臺密集，二是交錯動用數量型、價格型調控工具；三是經濟、行政手段齊下，表明央行在多種外部條件制約下，調控難度和成本較大。2006年4月以來，央行連續出臺了多項調控措施：一是兩次上調貸款利率以抑制貸款需求過快增長；二是不斷收緊基礎貨幣以影響銀行可貸資金量，包括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發行1000億元定向票據、加大中央銀行票據發行（1—8月發行26312.2億元，同比增長61.6%）和公開市場操作力度（1—8月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收回基礎貨幣11956億元）；三是加強窗口指導，包括要求金融機構注意把握信貸投放；與其他部委聯合出臺房地產調控措施等等。

從貨幣調控措施在銀行體系內傳導和實際效果看，也表現出三方面特點：一是商業銀行內部政策調整、向下傳遞速度存在較大差異，如對貼現政策調整較快變化較大，其他業務或規模控制調整相對較慢或不明顯；部分銀行總行政策調整一直到2006年8月份才傳達到縣一級支行。二是實際貸款增長回落慢，且存在反復和區域差異；貸款結構變化看，壓下來的主要是操作靈活、彈性較大的票據融資，中長期貸款和短期貸款仍較快增長。三是商業銀行貸款利率變動情況看，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提高幅度低于央行貸款利率上調幅度。

分析原因，從商業銀行行為角度看，（1）部分商業銀行較強的放貸沖動不利于中央銀行收縮性貨幣政策的傳導，是最主要因素。首先在商業銀行貸款沖動較強下，商業銀行會通過壓縮其他非信貸資產，抵消央行收縮流動性對其可貸資金的影響，換言之，并不會影響實體經濟可獲得的資金狀況，僅僅對公眾產生“緊縮”心理預期。從銀行資產配置看，信貸資產占資產總額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以某地區為例，2006年9月末，商業銀行信貸資產占全部資產比重比6月末上升2.1個百分點，比上年末則提高4.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存放央行準備金存款、二級準備比年初凈下降69.7億元，而2005年同期為增加107.0億元，占全部資產的比重為7.1%，同比下降2.4個百分點。其次在商業銀行貸款沖動較強的前提下，加息很大程度上被銀行優惠“讓利”的營銷措施所抵消，在部分貸款沖動較強的區域，貸款利率甚至逆勢下行，使得央行通過信貸渠道引導市場利率，提高社會各部門機會成本的效果不明顯。最后由于商業銀行貸款沖動較強，導致部分銀行在緊縮預期下采取非理性行為，如在央行緊縮政策出臺前加快放貸；基層行利用上級行政策傳遞的時間差，加快放貸。這種“博弈”顯然超出了合理的范圍。

另外需強調的是，單純的流動性較多并不直接構成商業銀行加大放貸的壓力（以前“寬貨幣、緊信貸”便是佐證之一），但在資本充足率達標、資本回報壓力增加、盈利渠道單一等多種因素作用下，才構成較大放貸壓力并轉化成現實的放貸能力（變成今年“寬貨幣、寬信貸”特征），從而影響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效果。這與當前諸多研究將流動性過甚（甚至認為泛濫）歸為影響央行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最主要因素的觀點不同。

（2）商業銀行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后，更注重將有限的資本向低風險、高回報的區域、行業、業務、產品、客戶傾斜，導致資金的‘洼地效應’更為明顯，加劇貨幣政策傳導的區域差異。如一些總行信貸投放傾斜地區，在調控背景下貸款增速繼續加快，與全國反差明顯（當然有些地區可能回落過快，出現矯枉過正情況）。

三、結論和啟示

商業銀行的行為調整對貨幣政策傳導將產生雙重影響。通過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當前貨幣政策傳導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三個“非同步性”：即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變革與銀行業改革的非同步性，導致貨幣政策控制力和引導效應弱化；銀行業機制改革與經營模式（盈利模式）轉變的非同步性，降低了商業銀行對貨幣調控反應靈敏性和傳導政策意圖的有效性；外部環境變化對提高貨幣政策工具運用靈活性的現實要求與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所依賴的環境建設非同步性，影響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

我國貨幣調控中歷來注重運用數量型手段，價格型手段因金融約束而受到嚴重抑制，而數量型調控的有效性更多依靠強大的行政權威。商業銀行改革后決策的自主性增強，必然削弱數量型調控工具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經營理念、管理體制明顯轉變，導致貨幣政策通過信貸途徑傳導的環境發生變化，同時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效果的因素也更加復雜，迫切需要提高貨幣政策系統性、靈活性，但與此同時，完善而貨幣政策工具、拓寬傳導渠道又受外部多種因素制約。

為此要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必須多方面入手，改變以上三種“非同步性”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另外，針對貨幣政策取向與商業銀行行為之間宏觀利益和微觀利益不一致的客觀存在，雙方應從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利于長期發展的角度考慮，創導“合作博弈”，即博弈主體的行為選擇雖然從自己利益出發，但其產生的實際結果對其他主體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