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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工程雜志》2016年第11期

摘要：

自然化認識論有不同的術語表述方式,但它們實質相同,都是對認識論基礎主義的摒棄。它有兩種基本取向,一種是對人類個體知識的自然化,即心理學或認知科學取向的認識論自然化;另一種是對作為人類集體知識的科學知識的自然化理解,即科學史取向的自然化科學哲學。

關鍵詞：

自然化認識論;自然主義認識論;蒯因;戈德曼;庫恩

一、當代自然化認識論興起的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近代以來以笛卡爾等人為代表的哲學家開啟了哲學的“認識論轉向”,認識論成為“第一哲學”。致力于認識論的哲學家們試圖尋找永恒正確、超越經驗的普遍原則,從而為人類知識奠定無可置疑的確定基礎,這種思想被后世稱為認識論的“基礎主義”。幾百年內諸多哲學家們在這條道路上前赴后繼,試圖取得突破。但遺憾的是,這種探索雖然不無價值,但卻沒有取得公認的成功,認識論的不同流派反而常常陷入互相爭辯乃至批判的局面。不僅哲學家們在認識論上的努力未能取得長足進展,歷來作為知識典范的歐氏幾何學與牛頓力學在19世紀與20世紀初分別受到非歐幾何學與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沖擊,人們無法忽視這樣的科學史事實,尋找確定而不可糾正的知識的美好愿望被蒙上了厚厚一層陰影。當然,哲學家們并沒有就此一蹶不振,新的努力仍時有發生。20世紀20年代末,維也納學圈的代表人物卡爾納普在其早期名著《世界的邏輯構造》中便展現了這樣一種努力:企圖在直接所予的基礎上對認識論概念進行合理性重構,建立系譜式的科學概念系統,從而能夠回答傳統認識論問題或判定它們為假問題。在這樣的認識論系統中,通過一些不能再被還原的認識論的基本概念(或對象),其他概念(包括科學概念)或對象可以獲得認識論證成,高層次概念可以由低層次推導出來[1]。因此,這種認識論是先于自然科學的,用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蒯因的話說,“舊認識論渴望著包含自然科學,它要以某種方式從感覺材料中構造出自然科學。”[2](P410)而且,這種第一哲學還可以對自然科學起著規范性作用。遺憾的是,卡爾納普在《世界的邏輯構造》中的工作固然是現象主義的頂峰之作,又兼采用了現代邏輯的分析方法,但也未能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卡爾納普本人在不久之后也放棄了現象主義的綱領。更大的打擊還在后面。1963年,蓋梯爾發表了一篇不足3頁的著名短文“得到了證成的真信念是知識嗎?”,從理論上論證了人們對知識的傳統三元定義是存在漏洞的[3]。此后,諸多認識論者紛紛提出自己的方案試圖補充限制條件以修補漏洞,但卻沒有人取得的重大進展,哲學家們漸漸放棄了對知識給予嚴格定義的企圖。例如,美國哲學家波伊曼在他的《認識論導論》一書中就表示,“我自己的看法是,不可能存在一種巧妙的涵蓋所有‘知識’事例的必要而充分的條件集合。”[4]由此,哲學家們大都不再對作為“第一哲學”的傳統認識論抱有指望,自然化認識論的興起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1968年9月,蒯因在第14屆國際哲學大會上作了名為“自然化認識論”的演講。蒯因對卡爾納普的合理性重構的思想進行了徹底批判,否定了優先于科學的認識論的可能性,放棄了認識論為科學奠基并為之提供規范的目標。用他本人的話說,“不再夢想一種比科學更穩固、可將科學建立于其上的第一哲學”[5]。然而,從笛卡爾到卡爾納普約三百年間的認識論傳統難道也要一道放棄嗎?答案是否定的。在蒯因等人看來,“認識論依然將繼續存在下去,盡管它是在一種新的背景下并以一種被澄清了的身份出現的。”[2](P409)不過,認識論雖然還存在,但第一哲學已經喪失了其權威地位,不再具有超越科學的“裁判”資格。

二、自然化認識論的概念表述

很顯然,自然化認識論的對立面是作為“第一哲學”的傳統認識論,其核心立場簡單來說就是:“不存在第一哲學”,“哲學與自然科學是連續的”[6]。自然化認識論從根本上否定存在某種能為科學奠基的“第一哲學”,而是強調哲學研究與科學研究方式具有某種連續性。從漫長的哲學史來說,“自然化認識論”概念的提出迄今不足半個世紀,哲學家們還來不及在這一問題上進行充分的研究與討論。雖然很多哲學家在這個領域進行了探索,但他們思維取向不一樣,觀點不盡相同,甚至“自然化認識論”一詞的術語表述也不盡相同,至今尚未形成穩定統一的表述。蒯因作為自然化認識論概念的提出者,其本人當年使用的表述是“epistemologynatural-ized”[7],這種用法中“naturalized”(自然化)一詞作中心詞“epistemology”(認識論)的后置定語,這在英語中雖屬合格用法,但畢竟定語前置才是更習常的用法,因此,除了直接援引蒯因,以及含三個英文詞的詞組如“moralepistemol-ogynaturalized”(自然化的道德認識論)由于有兩個定語而有時會將一個定語后置以外[8],今天的哲學文獻已經甚少使用這樣的表述了。當今的常規用法是“naturalizedepistemology”。例如,斯坦福在線哲學百科全書自然化認識論詞條2012年版本就采取了這樣的用法[9],著名韓裔美籍哲學家金在權(J.Kim)的《何謂自然化認識論?》一文[10],以及馬菲(J.Maffie)的一篇綜述自然化認識論進展的文獻也采用了這種英文表述[11]。此外,科恩布里斯主編的《自然化認識論》一書的題名則使用了“naturalizingepistemology”的表述[12],自然化一詞用了表示進行體態的“naturalizing”而不是表示被動態或完成體態的“naturalized”,較確切的翻譯似應為“自然化中的認識論”;與其相對的,“epistemologynaturalized”或“naturalizedepistemology”或許翻譯為“被自然化的認識論”才較為準確,雖然英文字面上也可以翻譯為“完成自然化了的認識論”:顯然,自然化認識論興起的時間尚不長,不大可能已經真正全面完成了自然化的工作,更不可能完成了認識論的大業。也有一些學者不太喜歡使用“naturalized”或“naturalizing”等動詞的分詞形式,傾向于用“naturalisticepistemology”(自然主義的認識論)[13]或“epistemologicalnaturalism”(認識論的自然主義)[14]來表達類似的涵義。“自然主義的認識論”或“認識論的自然主義”這一對術語使用起來意義上沒有太大的差別,例如蒯因之后自然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戈德曼(A.Goldman)有時就交替使用這兩個詞,看不出有意義上的差別[15]。只不過,一般來說,“認識論的自然主義”一詞在使用上往往與“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倫理學的自然主義”等形成對照。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哲學家那里,“自然主義的認識論”與“自然化認識論”的涵義與覆蓋范圍會存在一定的差別。戈德曼本人就偏愛使用“自然主義的認識論”一詞,他曾為《劍橋哲學辭典》撰寫了這一條目,并在“可靠論”詞條中明確指出他本人提出的過程可靠論(processreliabilism)是一種自然主義的認識論的形式[16]。戈德曼認為蒯因當年以“自然化認識論”的表述形式提出的思想頗為極端———他稱之為科學主義的自然主義,認為這是兩種極端形式的自然主義認識論之一[15]。所以戈德曼傾向于用“自然主義的認識論”來涵蓋認識論層面的各種自然主義立場。卡普爾在《勞特里奇認識論指南》中指出,“自然主義的認識論”一詞命名了“一簇觀點”,根據這些觀點,認識論“應該與經驗科學相調和,甚至應該利用經驗科學”[13]。有趣的是,與《劍橋哲學辭典》和《勞特里奇認識論指南》不一樣,前述版本的斯坦福在線哲學百科全書選用的詞條是“naturalizedepistemology”(自然化認識論),與前兩者形成對照的是,其撰寫者費爾德曼認為自然化認識論涵蓋了不止一種觀點,自然化認識論被視為:“一簇觀點,根據這些觀點認識論與自然科學緊密連接”。他列出了三種不同的自然化認識論思想:替代的自然主義、合作的自然主義以及實質的自然主義[9]。因此,各種自然化認識論或自然主義的認識論共享的最基本的立場應該是:認識論與科學并非完全不同的事業,二者關注的領域至少有一部分互相重合,在重合的部分應適當的尊重科學[17]。作為一種最低立場,這里的“科學”一詞是故意模糊化的,并不指明是否僅僅指經驗科學,也并不指明是否僅指成熟的自然科學而不包括社會科學。如前所述,在最低限度的立場的基礎上,戈德曼與費爾德曼將自然主義認識論的立場均劃分為了三種,其實還可以做出更細致地劃分,如哈克對自然主義認識論的概念有著更詳細的區分:她列出了兩種擴張主義的自然主義,一種改良的后驗主義的自然主義,一種改良的科學主義的自然主義,一種革命的科學主義的自然主義。對于后三者,各自又可以更精細的區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18]。因此,“自然化認識論”或“自然主義的認識論”兩者的涵義大致來說沒有太明顯的區別,實際使用中都可以用來表示強弱不一的多種立場。具體學術討論中,如果討論的觀點與蒯因較強硬的原始立場關系較近,則可能較多地使用“自然化認識論”的表述;如果討論的觀點比較溫和,則可能更傾向于使用“自然主義的認識論。”當然,也有不少人對其的使用習慣并非如此,例如,反自然主義者霍里奇)在一篇論文中就簡單地將認識論的自然主義的觀點界定為“惟有科學方法能夠產生真正的知識”[19],這種觀點較為接近前文戈德曼所說的認識論中的科學主義的自然主義。這毫不奇怪,因為霍里奇的論文之目的乃是批判自然主義,而將其簡單化極端化才能更有效地樹立起批判的靶子。

三、自然化認識論的兩種取向

如前所述,蓋梯爾問題告訴我們,傳統知識的三元模式對知識的界定是不完善的。這一困難轉而使我們思考,知識問題不僅僅是構成知識要素之間的純邏輯關系問題,也要考慮到認識主體本身的屬性。正如基切爾所言,知識或知道與認識主體本身的屬性有關,與主體所身處的世界有關系[20](P56)。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在生物學分類學上屬于靈長目動物,是自然界長期演化的結果,作為一個生物認知系統,我們不得不考慮認識主體在認識中出錯的可能性。因此,從考慮認識主體自身的經驗性質(生物學性質、心理學性質、生理學性質、神經學性質等等)開始尋求對知識的理解就是一條新的認識論取向。這條道路的首倡者正是蒯因本人,蒯因的“自然化認識論”不再尋求對知識的定義以及證成的條件,而把重心放在了實際中人們如何從自身的經驗(蒯因稱之為“刺激”)出發而獲得知識的。雖然蓋梯爾問題之后很多認識論家對知識證成之條件的修補難言成功,但像蒯因這樣不太考慮認識論的規范性問題的哲學家還是不多的。以戈德曼為代表的學者試圖研究人的感知、記憶、推理、內省等信念產生的具體認知過程,從而在此基礎上給出信念形成的正當方式。通過汲取心理學、認知科學的成果進入認識論來證知識的有效性,同時又不放棄規范性,這就是過程可靠論者對蓋梯爾問題的回應。心理學或認知科學取向的自然化認識論不是認識論自然化的惟一可能取向。戈德曼本人承認,除了蒯因與他自己的這一條自然主義認識論之路外:如果自然化的認識論被理解為將認識論與各種經驗學科,而不僅僅是與心理學或認知科學聯系起來的嘗試,那么科學哲學中的許多運動也就可以歸到這一類當中……許多科學哲學家以不同的方式,強調科學史重要的認識論角色,而且他們將此視為自然主義認識論的一種形式[21]。而這條科學史取向的道路是庫恩開創的,勞丹等人則發展了這條自然化認識論的道路[20](P69)。與蒯因一樣,作為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的庫恩的哲學對卡爾納普的合理性重構思想同樣不滿,認為那不符合科學發展的歷史事實。事實上,雙方的差異還不僅如此。關于合理性重構思想的理論出發點,卡爾納普曾指出,“對任何科學論題給予一個合理性的基礎,這應當是可能的,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論題總是會被合理地發現的,也就是說,僅僅通過使用知性而被發現。”[1](P18)卡爾納普這句話要表明的乃是,科學論題應該具有合理性的基礎,它原則上應該在直接經驗的基礎上以邏輯加集合論的方式構造出來。如果采取了現象主義的構造,則科學上的一切概念與命題均可被還原到直接經驗。這樣得到的科學是一種靜態的、正確的理論體系。雖然科學的具體發現模式可能各不相同,它受到發現者自身的學識、素養、欲望、靈感等等因素的影響,但這些因素不構成對科學命題的證明,重要是的合理性重構。蒯因以對合理性重構的拒斥而不再考慮對科學的證成,致力于研究我們這樣的人類主體是如何實際上建立科學知識的。庫恩所走的路子與蒯因不一樣。卡爾納普這一思想存在一個致命的漏洞,就是科學知識并不是高高在上、絕對無誤的理論體系。如果真是一個這樣的體系,即使合理性重構的還原方案不可能,起碼人們也可以致力于發展對它的證成。但波普爾早就論證了,任何科學理論都是可錯的,科學理論只能得到暫時的驗證,而不可能得到確證,而對理論的驗證只是一時一地的,完全可能被日后的新證據給否決掉。事實上,很多科學理論已經在科學發展史上被拋棄,現有的流行科學理論遲早總有被其他理論取代之日,因此,合理性重構既不可能也是沒有意義的,為一個遲早會被拋棄的理論體系做出的證成沒有太大的價值。庫恩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會認為某一學科的主流科學理論的成功并取得統治地位并不是由合理性重構造就的。庫恩通過對科學史的研究而做出了與蒯因異曲同工的工作。雖然庫恩不像蒯因那樣坦承自己是自然主義者,但他的思想同樣為自然主義認識論的發展掃平了障礙。

參考文獻：

[2][美]蒯因.蒯因著作集(第2卷)[M].涂紀亮,陳波,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4][美]路易斯•P•波伊曼.知識論導論[M].洪漢鼎,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99.

[5][美]蒯因.蒯因著作集(第4卷)[M].涂紀亮,陳波,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515.

[18][英]哈克.證據與探究———走向認識論的重構[M].陳波,張力鋒,劉葉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15-116.

[21][美]戈德曼.認識論[A]//歐陽康,主編.英美哲學地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7.

作者:文貴全 單位:長沙理工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