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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研究雜志》2015年第八期

在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任何國家的發展都難以獨善其身，僅僅將目光局限于國內資源研究已經不能滿足創新驅動發展的需求。技術升級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不可逾越的階段，如何利用全球資源提升國家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位置已經成為后發國家關注的重要議題。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國際技術貿易不僅是國際資本和商品流動的重要渠道，同時也是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進行知識轉移和溢出的重要載體。Coe和Helpman［4］較早提出運用國際貿易作為知識流動的載體。Eaton和Kortum［5］研究發現OECD國家增長中50%的創新驅動來自美國、德國和日本，但是Zhu和Jeon［6］的研究表明雙邊FDI的正向效應相對較小。陳菲瓊和丁寧［7］認為企業通過OFDI嵌入全球化網絡，可以有效地接近產業專門性資源以及共享制度和公共資源。王華，賴明勇和柒江藝研究發現國際貿易和國際技術許可對中國企業自生能力的培養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跨國公司是FDI、國際貿易和研發國際化等活動的組織載體。Patel和Vega、Gerybadze和Reger［10］等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日趨復雜化的跨國公司研發組織全球分布模式，徐康寧等進一步考察了跨國公司研發組織全球分布的動因和影響因素。與此同時，國內學者開始關注中國企業研發國際化模式問題，陳勁等認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模式正在轉變，不同發展階段應該采取不同的模式;馮德連［15］則認為中國應采取自主創新為主，模仿與合作創新為輔的組合模式。作為后發國家，科技全球化對中國科技體制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薛瀾和沈群紅［16］指出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環境的需要重構國家創新體系，江小涓［17］則提出利用全球化機遇提升我國產業競爭能力和創新能力。

現有研究對于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技術升級具有重要啟示。一方面，國際技術轉移被認為是后發國家(地區)產業技術升級的重要驅動力量，韓國、臺灣等新興經濟體的成功經驗就是最好的佐證;另一方面，很多新興國家通過國際技術引進不但沒有使產業技術能力升級，反而受制于國外技術并被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魏守華，姜寧和吳貴生［18］，Fu和Gong［19］對中國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引進的效應進行了經驗研究，并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實際上，在全球分工的知識經濟時代，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流動兩者都不可或缺，關鍵是如何使兩者組合效應最大化。為此，本文擬在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模式研究的基礎上，揭示G7國家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流動組合模式演化路徑，分析兩者組合模式的效應，為中國組合模式選擇和相關政府部門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1研究方法和數據

1．1分析框架根據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分析框架［20］，一國創新能力的成長不僅依賴于本國的研發強度，而且還得益于國際技術流動。傳統的知識生產函數模型僅僅考慮了本國研發強度，沒有將國家知識生產活動納入全球化背景中，考慮國際技術流動的效應。實際上，國際技術(知識)流動也是影響產業技術升級和國家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驅動要素，人才、經費和設備等創新要素跨國流動的本質是它們隱含的顯性或者隱性知識的跨國擴散。從投入產出的視角而言，國家創新體系是一個通過研發投入獲得創新產出的系統。研發投入強度是國際技術流動的重要驅動因素，只有達到一定的研發強度才有可能消化和吸收國外流入的技術，進而將新技術輸出到其他國家;國際技術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創新體系充分利用國際技術資源、改善創新效率和提升創新能力;國際技術流出是技術流入和本土研發協同作用的結果，是新技術擴散和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逆向學習的過程。為此，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流動是發展中國家產業技術升級的重要驅動因素，如何實現兩者之間的平衡是國家創新戰略實施的基點。

1．2樣本選擇本研究選擇七國集團(G7)作為研究樣本，成員國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①。樣本選擇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考慮:第一，盡管近年來金磚國家(BRICS)(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總量的世界排序不斷攀升，但是G7國家仍然在世界經濟中占主導地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4年出版的世界經濟瞭望數據庫(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②，2013年世界經濟排序前6位的經濟體中除了中國(第2位)之外，其他5位均為G7國家成員，排序第7－11位的分別是巴西、俄羅斯、意大利、印度和加拿大。顯然，G7+BRIC組成了世界經濟Top11的國家，G7國家是經濟總量規模最接近中國的樣本;第二，長期以來，G7國家作為主要工業化國家是全球研發經費支出的主要貢獻者，1991年G7國家研發支出占全世界研發支出的96%，盡管中國和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研發經費支出規模增長迅速，但是2012年G7國家研發支出仍然占世界研發支出的64．66%③;第三，在全世界技術貿易總額中，發達工業化國家在技術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約為80%，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法國五大工業強國占發達工業化國家技術貿易總額的90%④。雖然近年來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已經廣泛參與國際技術貿易，但是G7國家之間的技術貿易仍然主導全球技術流動。第四，G7國家包括了全球主要的創新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相對比較完善，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嘗試在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流動之間建立了比較穩定的組合關系，可以為歷史演化研究提供豐富的經驗資料，為中國的戰略和政策選擇提供經驗借鑒。

1．3指標選取借鑒現有研究［20］，本文采用研發強度(RD)－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GERD/GDP)作為本土研發努力衡量指標。采用技術國際收支(technologybalanceofpayments)⑤作為國際技術流動的衡量指標［21］。技術國際收支具體包括技術國際支出(payments)和技術國際收入(receipts)兩個指標。考慮到國際技術流動具有方向性，為了充分考慮技術流入和流出之間的平衡，本研究采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簡稱RCA指數)測算國際技術比較優勢指數(IA)。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Balas-sa)［22］于1965年提出了RCA，是衡量一國產品或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指標。本文采用與RCA指數類似的原理，構建國際技術比較優勢指數。所謂國際技術比較優勢指數是指一國技術國際收入額占其技術國際支出額的份額與全世界技術收入額占全世界技術支出額份額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1．4數據來源R＆D經費數據來自OECD主要科學技術指標(MainScienceandTechnologyIndicators)。G7國家國際技術比較優勢指數根據國際技術平衡數據進行計算(結果見表1)，原始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orldBank)統計數據庫。從表1中不難看出，1985和1986年英國和美國具有比較優勢，但是從1987年到1991年只有美國具有比較優勢，而其他G7國家主要是比較劣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新興國家廣泛參與全球技術貿易，英國、日本、法國和德國相繼呈現出國際技術比較優勢，而美國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漸下降。

2本土研發努力與國際技術流動組合模式演化

2．1本土研發努力－國際技術流動組合模式矩陣在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國際化模式分析二維矩陣［20］基礎上，通過兩個方面的改進提出本土技術研發強度－國際技術比較優勢組合模式矩陣。第一，將國際技術流入和流出整合成國際技術比較優勢指數，可以直接考察技術研發強度與技術比較優勢之間的組合關系;第二，將指標強度高/低劃分標準從不同時期平均值調整為固定值，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展矩陣的適用性和提升研究結果的政策內涵。普遍認為，研發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達到2%是進入創新驅動型國家的基本條件［23］，為此，將本土技術研發強度高/低的標準設定為2%;國際技術比較優勢的高/低的標準設定為1，當技術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表示國家已經實現了從外部技術供給驅動向外部技術需求拉動轉變。根據本土技術研發強度－國際技術比較優勢組合模式矩陣(圖2)，技術研發強度－技術比較優勢關系可以劃分為I象限低－低(LL)、II象限低－高(LH)、III象限高－高(HH)、IV象限高－低(HL)四種不同的模式。低－低(LL)模式表示一國還沒有進入內部創新驅動階段，主要依靠外部技術驅動國家創新能力成長;低－高(LH)模式表示一國已經實現了從國際技術流入向國際技術流出轉變，即從外部技術驅動向外部需求拉動模式轉變;高－高(HH)模式表示一國在研發強度上已經進入本土研發驅動階段，在國際技術流動上也已經進入外部需求拉動階段，即內驅外拉協同模式階段;高－低(HL)模式表示一國雖然已經進入本土研發驅動階段，同時還依賴于國際技術流入的外部技術驅動，即內外雙驅協同模式。通過樣本國家在圖2矩陣中的位置，可以識別各國技術發展組合模式以及模式的演化路徑。

2．2本土研發努力－國際技術流動組合模式分析結合組合模式矩陣和G7國家相關數據，本土研發強度－國際比較優勢組合模式分析結果見圖3(由于篇幅原因，這里僅給出幾個時間窗口圖)。從圖3可以看出，1985年美國和英國位于III象限內驅外拉協同模式，意大利和加拿大位于I象限外部技術驅動模式，法國、日本和德國位于IV象限內外雙驅模式，II象限外部需求拉動模式是空白。美國的國際技術比較優勢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成為全球主要的技術輸出國;日本雖然研發強度最高，但仍然依賴外部技術驅動創新能力成長;英國研發強度不及德國和日本，但是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國際技術比較優勢。2000年的情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英國從III象限轉移到了II象限外部需求拉動模式，研發強度小幅度下降，但是仍然保持了國際技術比較優勢，外部技術需求成為拉動創新能力成長的力量;法國實現了從國際技術流入向國際技術流出轉變，從IV象限轉移到了III象限內驅外拉協同模式;加拿大和德國雖然沒有出現象限轉移，但是研發強度出現了不同方向的變化，加拿大的研發強度逐步增加，而德國則呈現小幅下降。進入2010年，德國和日本雙雙從IV象限轉移到了III象限內驅外拉協同模式。整體而言，早期的全球技術流動主要是傳統型國際化模式，國際技術流動集中在發達國家之間，同時只有美國和英國等少數國家能夠實現技術貿易凈收益，即具有國際技術比較優勢;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研發國際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中國家開始逐步參與到創新全球化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輸出的現代型國際化模式逐步開展，發達國家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優勢開始凸顯，越來越多的G7國家具有了國際技術比較優勢，依靠外部技術需求拉動創新和經濟發展。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技術創新的領導者，但是與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差距在逐步縮小。可見，在發達工業化國家集團內部同樣存在著小群體分化和國家之間的追趕問題。

2．3本土研發努力－國際技術流動組合模式演化路徑通過刻畫在時間維度上(1985－2010年)G7國家在矩陣象限中位置的變化，揭示組合模式的演化路徑，具體結果見表2。從組合模式的演化路徑來看，美國和意大利的象限位置沒有發生變化，意大利一直處于外部技術驅動(LL)模式而美國一直處于內驅外拉協同(HH)模式;法國、德國和日本的起點、終點和路徑完全一致，均實現了從內外雙驅協同(HL)模式向內驅外拉協同(HH)模式轉變;加拿大試圖從外部技術驅動(LL)模式向內外雙驅協同(HL)模式轉變，但是只在2001－2005年很短的時間內維持了研發強度在2%，很快又回到了第I象限;英國的情況最特殊，從內驅外拉協同(HH)模式轉變成了內外雙驅協同(HL)模式，最后又進入第II象限成為外部技術拉動(LH)模式。考慮到本研究的時間區間為1985到2010年，在此期間G7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如果將這些國家的組合模式演化路徑進行發展階段的排列，可以歸納出后發國家不同階段的組合模式。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已經成為全球科技和經濟的絕對領袖，所以在本研究時間期內，美國不僅研發強度已經進入穩定期，而且也是主要的技術輸出國;此時，英國已經超越了創新驅動發展階段進入財富驅動發展階段，其研發強度已經難以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但是其厚實的科研基礎還可以維持其國際技術比較優勢，但是從長期來看，這樣的局面很難維持。第二，意大利和加拿大長期處于外部技術驅動模式，雖然也試圖進入內外雙驅協同模式，但是研發強度一直難以維持在較高的水準。第三，在本研究時間段內，法國、德國和日本均實現了從內外雙驅協同模式向內驅外拉協同模式轉變，在此之前法國、德國和日本已經經歷了從外部技術驅動向內外雙驅協同模式的轉變。綜上，將G7國家的組合模式進行排列，可以發現LL－HL－HH－LH－LL可能是一條追趕、起飛、領先和衰退的技術發展生命周期路徑。在技術追趕階段，首先通過外部技術驅動實現技術升級、獲得經濟增長;然后，將經濟收益投入研發，提高研發強度，從外部技術驅動向內外雙驅模式轉變;再次，隨著技術的積累和創新能力的提升，技術比較優勢逐步顯現，從國際技術流入向國際技術流出轉變，從內外雙驅模式向內驅外拉模式轉變;最后，如果國家的研發投入強度不能持續，雖然短期內還能夠維持其技術比較優勢，通過外部技術拉動提升創新能力成長，但是長期來看，進入外部技術驅動模式的風險非常高。

3本土研發努力與國際技術流動的組合效應

3．1本土研發努力與國際技術流動的組合效應模型以Romer［24］等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和源泉，新思想和新技術來源于R＆D活動的投入及其對知識存量的有效利用。2002年Furman，Porter和Stern［25］在內生增長理論、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和國家創新體系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創新能力的概念，強調世界新穎(“new－to－the－world”)創新的重要性，認為公共創新基礎設施、集群環境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系是影響國家創新能力的關鍵因素。關于國家創新能力以及決定因素的研究僅僅考慮了本土內生創新努力，沒有考慮到國際技術流動對國家創新能力的影響。相關學者在國家創新能力和國際技術溢出研究基礎上對本土研發與技術引進進行了整合并以中國作為案例進行了實證。魏守華，姜寧和吳貴生［18］構建了中國本土高技術企業創新績效的內生創新努力、本土技術溢出和國際技術溢出的綜合作用模型。Fu和Gong［19］構建了FDI和本土研發對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作用模型。在Chen和Kee的知識生產函數模型和Coe和Helpman國際研發溢出模型基礎上，孫玉濤和劉鳳朝［26］建立了本土研發和國際溢出的整合模型。這些研究的被解釋變量以新產品銷售收入作為企業的創新產出指標、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國家技術進步的衡量指標、專利作為國家創新能力的衡量指標，運用回歸方法考察本土研發與國際溢出對國家創新的影響。實際上，本土研發努力、國際技術流動對國家創新和經濟產出并不是簡單的線性和直接傳導作用。第一，發明專利作為國家創新能力的衡量指標是TFP和經濟增長的基礎，但是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因為從發明專利到國家經濟增長還要經歷相當漫長的過程。第二，“歐洲悖論”已經充分說明了科學研究優勢不一定能夠完全轉化成經濟優勢，創新能力和經濟增長是需要平行追求的發展目標。第三，研發經費投入、國際技術流動以及其他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直接傳導關系，可能需要經歷一些其他的中間層變量，但是這個中間層變量仍然是“黑箱”，尚沒有被納入考察范圍。為此，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層感知器神經網絡(MLPneuralnetworks)計算是一個非線性的數據建模工具集合，是基于神經元連接而成的拓撲網絡系統。運用多層感知器神經網絡模型可以很好地解決目前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局限，揭示本土研發努力與國際技術流動的組合效應。本研究建立3層次MLP神經網絡模型即輸入層－隱含層－輸出層，輸入層包括本土技術研發強度、國際技術比較優勢、研發人力資源投入強度、產業結構水平和信息基礎設施5個變量，輸出層包括國家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2個變量，隱含層單位數、隱含層和輸出層函數由研究人員根據軟件測算結果多次調試之后確定。

3．2變量指標和數據國家創新能力(TP)采用百萬人擁有三方發明專利數指標。三方專利是指同時獲得美國(USP-TO)、歐洲(EPO)和日本(JPO)專利局授權的專利。目前學術界通常以美國專利與商標局(USPTO)發明專利作為國家創新能力的衡量指標，例如Fur-man、Porter和Stern［25］，Hu和Mathews［27］，范紅忠［28］等人關于國家創新能力的研究。USPTO專利的創新性毋庸置疑，但是考慮到本研究的樣本還包括了日本和諸多歐洲國家，如果僅僅采用USPTO專利可能會對日本和歐洲國家的分析產生誤差。三方專利數據來自OECD主要科學技術指標(MainSci-enceandTechnologyIndicators)，人口數據來自PennWorldTable的統計，指標時間序列為1985－2010年。經濟發展水平(GDP)采用人均GDP指標。無論是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⑥，還是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力四階段理論⑦都將科學技術創新貢獻作為發展階段描述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說經濟發展階段是創新發展的基本參照系和重要產出目標，為此采用人均GDP衡量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本土技術研發和國際技術流動的產出變量。相關指標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orldBank)統計數據庫。根據Pearson相關系數的測算，人均GDP和三方專利的相關系數只有0．4，為此兩者可以同時作為產出變量。另外，產業結構水平采用服務業增加值與工業增加值的比例指標(IS)，信息基礎設施采用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IT)，研發人力資源投入強度采用每千名就業人員中的研究人員數(RS)。相關指標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orldBank)統計數據庫。

3．3組合效應模型的實證結果收集G7國家相關變量指標1985－2010的數據建立MLP神經網絡模型，訓練集(117個)和檢驗集(51個)，總樣本182個，排除14個無效樣本。經SPSS17．0軟件多次計算，最佳隱含層激活函數模型是雙曲正切函數，隱含層單位數為3和輸出層的激活函數為恒等函數。模型訓練和檢驗的結果顯示，訓練集中平均整體相對錯誤率為13．3%，其中國家創新能力變量(TP)的相對錯誤率為11．7%、經濟發展水平(GDP)的相對錯誤率為15%;測試集中平均整體的相對錯誤率為14．8%，其中國家創新能力變量(TP)的相對錯誤率為10．8%、經濟發展水平(GDP)的相對錯誤率為19．3%。整體而言，模型達到了80%以上的正確率，基本達到預期的要求(具體結果見圖4和表3)。從圖4可以看出，除了本研究提出的5個輸入協變量之外，還存在其他因素的偏差變量，并且偏差通過隱含變量產生的都為負向作用;隱含層確定了三個隱含變量H(1:1)、H(1:2)和H(1:3)，同時也存在偏差變量，但是該偏差變量主要起正向作用。鍵結值清晰地表明給定層中的單位與以下層中的單位之間關系的系數估計值。從表3可以看出，信息基礎設施(IT)與三個隱含層中間變量之間的鍵結值均為正，本土研發強度(RD)與三個隱含層中間變量之間的鍵結值中兩個為正、一個為負，其他協變量與隱含層變量只有一個為正。隱含變量H(1:1)和H(1:2)與產出層變量國家創新能力(TP)與經濟發展水平(GDP)之間作用關系方向相反。H(1:1)正向作用于TP、負向作用于GDP;H(1:2)負向作用于TP、正向作用于GDP。H(1:3)對于輸出層變量的關系均為正向。從自變量的重要性排序可以看出，本土研發努力－研究經費支出強度(RD)的效應最為顯著，其次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IT)，國際技術比較優勢(IA)和研發人力資源投入強度(RS)的重要性相當，產業結構水平(IS)的重要性最弱。從G7國家的經驗來看，研發經費強度是國家創新和經濟發展首要驅動要素，研發強度不僅能夠直接提升創新能力、實現驅動創新發展，同時還是形成知識吸收能力的基礎;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和日本等的發展經驗已經充分表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依靠國際技術流入而成為創新強國;當然，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研發強度，隨著技術知識的更新，技術比較優勢也難以長時間的維持，英國目前就面臨這樣的困境。研發經費強度發揮作用的關鍵不僅在于達到一定的水平，例如2%，更重要的是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長期的維持是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當然，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技術流動的作用不言而喻，國際技術流入可以讓后發國家接受前沿知識和技術，縮小技術差距、縮短追趕時間;國際技術流出則是加快了新技術擴散，通過控制技術和知識產權獲得經濟利潤。應該看到，國際技術流動的基礎是本土研發努力，無論是流入還是流出都不能脫離本國的研發能力、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流動都非常重要，本土研發經費強度是一國國家創新能力提升和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基礎，國際技術流動的作用雖然弱于研發經費強度，但是同樣也不可忽略。

4結論及啟示

本文在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模式研究的基礎上，揭示G7國家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流動組合模式演化路徑以及對國家經濟和創新的作用，提出G7國家經驗對于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啟示。通過G7國家的經驗研究，得出了兩個方面的簡要結論。第一，由于G7國家在本研究時間段內并不處于相同的發展階段，通過G7國家的組合模式綜合分析，我們提煉出了本土研發努力與國際技術流動組合模式的演化路徑(LL－HL－HH－LH－LL)———外部技術驅動模式－內外雙驅模式－內驅外拉模式－外部技術拉動模式－外部技術驅動模式。根據模式演化路徑，中國正處于從外部技術驅動模式向內外雙驅模式轉變過程中，持續提高研發投入強度是關鍵。第二，考慮到回歸模型在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流動組合效應研究中的局限，本研究引入了多層感知器神經網絡模型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本土研發努力和國際技術流動對于國家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都非常重要，其中本土研發努力的作用約為國際技術流動的兩倍，與此同時信息基礎設施的作用也不可忽略。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2013年全國R＆D經費支出為11846．6億元，R＆D經費投入強度達到了2．08%，已經開始從外部技術驅動模式向內外雙驅模式轉變。在R＆D經費強度突破2%之后，中國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持續的研發努力和高效的經費管理。

國家創新能力的成長是一個長期的知識積累過程，R＆D經費強度需要長期維持在一定的水平才能起到促進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創新驅動的作用，美國1957年R＆D強度達到2．15%，到目前為止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以上。G7國家的經驗表明，有些國家只是在短期實現了R＆D強度2%的突破，然后很快又回到了2%以下，例如加拿大;有些國家雖然R＆D強度很長一段時間維持在2%以上，形成了較強的國家創新能力，但是由于研發強度難以持續，從內驅外拉模式轉向了外部技術拉動模式，例如英國。為此，中國需要從戰略高度認識維持R＆D經費強度在2%以上的重要性和意義，并且通過立法等途徑強制實施這一戰略舉措。R＆D經費強度并不必然導致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創新驅動，持續的R＆D經費強度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是資源高效配置。本土研發努力的關鍵是要將R＆D經費支出轉化為知識吸收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知識吸收能力，國際技術引進才能被消化吸收，并轉化為本國企業的內生技術能力;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的本土研發努力實現再創新，進而可以將新產品和新技術輸出到其他國家，實現從內外雙驅模式向內驅外拉模式轉變。目前，我國的研發經費中還存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投入不均衡、重發展輕基礎和應用研究、研發經費使用不規范等多方面的問題［29］，在R＆D經費強度快速提高的同時迫切需要加強R＆D經費管理。具體而言，需要轉變過度依賴研究機構特別是中科院系統，執行政府R＆D經費的問題，同時強化企業在承擔國家科技攻關任務中的作用;提高應用研究強度，建立基礎研究與開發研究之間的紐帶，實現R＆D鏈條的綜合集成;提高基礎研究經費中人員費的比例，提高基礎研究人員的待遇，穩住基本科研隊伍。

作者：孫玉濤 張帥 尹彤 單位：大連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