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談科技創新政策40年的回顧及反思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中國科技創新體系的改革開放更是中國整體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科技創新體系所經歷的多次重大的體制機制改革從廣度和深度來看不亞于中國改革的任何其它領域，是中國改革開放全過程中波瀾壯闊的一章。在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國家轉型發展的根本驅動力和國家間競爭的制高點的今天，對中國科技創新改革開放40年的回顧與反思尤其重要。本文對中國科技創新體系改革的歷程分階段進行了回顧，對科技體制創新改革與發展的實踐給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的研究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命題進行了反思和探討。

關鍵詞:科技創新體系;改革;發展

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實現了經濟體制、產業結構、社會形態和治理模式四個方面的重大歷史性轉型。同時，40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科技創新體系也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中國在基礎研究領域發表的國際論文(收錄于Elsevier’sScopusdata-base)從2016年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名列第一①。中國在高科技創新領域的快速發展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甚至于成為中美貿易戰的緣由之一。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科技創新體系的改革開放更是中國整體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科技創新體系所經歷的多次重大的體制機制改革從廣度和深度來看不亞于中國改革的任何其他領域，是中國改革開放全過程中波瀾壯闊的一章。值此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際，在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國家轉型發展的根本驅動力和國家間競爭的制高點的今天，對中國科技創新改革開放40年的回顧與反思尤其重要。

中國科技創新體系在過去40年間所經歷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提供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詮釋了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種種挑戰與重大抉擇。其主要階段簡述如下［1］［2］。撥亂反正和醞釀改革階段(1978－1985)。這個階段的首要任務是撥亂反正，讓中國的科技教育體系重新恢復到正常發展的軌道上，期間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重要論斷，澄清了長期束縛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理論是非問題，把自以來禁錮中國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的桎梏打破，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同時，這個階段中國的科技管理部門也開始考慮如何從政策實踐上合理配置科技資源，將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落在實處。“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面向，依靠”方針)”的戰略指導方針就是這個階段提出來的。科技創新體制重大改革階段(1985－1998)。1985年3月13日中央了《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啟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大幕。這場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學技術成果迅速地廣泛地應用于生產，使科學技術人員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大大解放科學技術生產力，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其主要的改革內容包括改革科研機構的撥款制度，開拓技術市場，鼓勵科研機構通過市場機制主動為經濟建設服務;大力促進研究機構、設計機構、高等學校、企業之間的協作和聯合，加強企業的技術吸收與開發能力和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能力的中間環節;尊重智力勞動，鼓勵人才合理流動、造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良好環境。與此同時，國家在科技體制的宏觀層面也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機制，包括建立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通過同行競爭，評審支持的方式來資助基礎研究;設立“星火計劃”“火炬計劃”“863計劃”“973計劃”等各類不同的科研計劃，促進科學技術研究跟宏觀政策目標，尤其是經濟建設的目標，更好地結合起來。

此外，國家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從1991年3月到1997年6月批準建立了52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高新技術產業的成長營造提供配套條件和適宜的環境，有利地促進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布局建設階段(1998－2006)。1997年后，知識經濟和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和理論先后在中國得到學術界和政策界的高度重視。以此為契機，中國科學院于1997年12月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并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支持，由中國科學院開展知識創新工程試點，開啟了以國家創新體系布局建設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創新體系改革開放熱潮。與知識創新工程幾乎同時推進的是科研院所轉制。隨著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的實施，上千所公立應用型研究院所完成轉制，成為市場主體。與此同時，國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大型國有企業建立企業研發中心，并成立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支持中小企業創新。各級地方政府也提供各種優惠條件，鼓勵大型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在此期間高等教育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織部分也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基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緩解就業等問題的考慮，普通高校本專科院校從1999年開始大規模擴招。1999年招生總數達159．68萬人，擴招51．32萬人，增長速度達到史無前例的47．4%，之后多年保持高速增長，到2003年，中國普通高校本專科生在校人數超過1000萬。2017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人數達到3779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5．7%。同時，1999年世界一流大學建設計劃(985工程)率先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開始實施。

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系統運行和提高階段(2006－2013)。2003年國家組織開展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的制定工作。總理親自出任規劃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規劃匯聚了我國科技界、產業界和管理界一大批精英，圍繞科技發展總體戰略等20個重大專題開展戰略研究。2006年初“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正式公布。《綱要》明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工作指導方針，提出到2020年把中國建成創新型國家的發展目標，部署了重要的基礎研究領域和交叉領域的研究任務，批準設立16個重大科技專項，并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加強體制改革與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為《綱要》任務的實施提供保障。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階段(2013－現在)。2013年以來，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體制改革工作，把科技創新作為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按照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雙輪驅動”的要求，研究部署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2016年，中央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為中國科技創新未來發展提供了頂層設計和系統謀劃，明確了到2050年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的目標、方向和重點任務。與此同時，國務院出臺《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推進科技創新與雙創融通發展。以眾創空間為代表的各類新型孵化器競相涌現，首批建設17家國家專業化眾創空間，全國4200余家眾創空間與3600余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和400余家企業加速器共同形成接遞有序的創新創業孵化鏈條，2016年服務的創業團隊和初創企業近40萬家，帶動就業超過180萬人。回顧過去40年的發展歷程，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理論與實踐交相輝映的火紅年代令人感嘆。改革與發展的實踐給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命題，而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理論的研究也不斷給中國科技創新的實踐提供了新的靈感和指導。正是對這些重大命題的探討和實踐豐富了我們對中國科技創新實踐的認識。下面的討論力圖把這些重大的問題簡要梳理如下。科技與經濟關系的問題。科技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是貫穿中國科技創新體系改革40年的核心問題之一。從1978年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之后，中國各屆領導人都對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抱有極高的期待。但經過40多年的實踐和研究，人們發現科技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傳統的“科學研究→技術發明→技術創新→市場應用”的線性模式與實際相差甚遠。科學技術研究與技術創新(商業化)都是復雜的知識活動，投入和產出的關系都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如何營造良好的科研生態，提供合理的激勵機制，使得科學技術研究能夠遵循科研規律，做出更好的原創性研究，是科技創新政策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

而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如何營造更好的市場生態環境，減少不確定性，使得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更加順暢，從而提高技術創新的效率，也是科技創新政策重點研究的問題。更加深層次的問題還包括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的差別以及科學研究自身價值等問題［3］。國家創新體系與創新主體定位。中國的國家創新體系是從計劃經濟時代的科技體系演化過來的，公立科研機構歷來是國家科技創新政策的主要關注點。企業由于創新能力薄弱在早期國家科技創新政策中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在國外提出時技術創新(即知識的商業價值的實現)是這個概念的核心，而且中國在關于國家創新體系概念及理論的探討時也承認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核心地位，但在中國的話語體系中提出了知識創新的概念，認為知識創新是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體是基礎性科研機構和研究型大學。在當時中國企業創新能力薄弱，研究機構和高校的很多研究與應用結合非常緊密的背景下，這種雙核心的分析視角是不無道理的。但是，隨著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不斷提高，基礎型研究機構和高校的研究更多地轉向基礎性研究，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重點應當如何調整?這個問題背后更加深層次的問題是企業、研究機構、高校作為知識密集型組織在社會分工定位，運行邏輯和效率之間的相似與差異，是國家科技創新治理現代化必須探討的問題。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雖然從改革開放之初開始，從國外引進技術加以消化吸收是本土創新的重要模式，但2006年在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中，自主創新成為國家科技發展的16字指導方針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也引起了國內外很大爭議。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自主創新的內涵是什么，誰是自主創新的主體?自主創新的目標是什么?具體如何實現?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是否有矛盾?這些問題成為學術界研究和探討的重要議題［4］。應當看到，從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對外資企業的技術依賴程度較高。同時，西方國家關于控制高技術出口的“巴統”協定于1994年解散之后，1996年又出臺了“瓦森納協議”，繼續對向中國等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實行嚴格控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自主創新的提出從宏觀層面來說，給中國科技界，尤其是中國的產業界，提出了新的導向，鼓勵中國的企業在加強自身的創新能力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時，也表明在無法通過正常的市場方式獲得先進技術的情況下，中國有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縮短差距實現追趕。當然，在具體政策上如何落實自主創新政策仍然具有很多具體問題。

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就是如何評價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對中國創新體系的影響。筆者做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跨國公司的研發機構在中國的確吸引了很多中國的優秀人才為其服務，但它們也給中國的創新體系帶來了很多外溢效應，包括前沿知識，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模式［5］。“舉國體制”與市場模式。在依靠創新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重大科技瓶頸問題時“舉國體制”和市場模式的利弊也是各方普遍關心的問題。在西方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國家中，市場模式是公認的選擇。只有出現市場失靈的時候，才需要考慮公共政策的干預手段。但在過去40年中國轉型發展的過程中，答案似乎并不那么簡單。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不但有這些國家所具有的市場失靈，還具有這些國家所不存在的市場發育不健全和治理體系不夠完善的問題，從而大大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簡單地依靠市場機制無法解決中國創新遇到的障礙。當然，盡管有高鐵等領域的成功，“舉國體制”本身也并非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過去40年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歷程中也不乏“舉國體制”失敗的例子。例如，在半導體集成電路領域，“舉國體制”的模式并沒有解決中國在關鍵芯片上仍然依靠進口的局面。怎樣在市場失靈與市場不健全并存的情況下，合理發揮“舉國體制”和市場模式的長處，也是中國科技創新政策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需要關注的各類研究問題，包括公共研發經費分配中的撥款制與項目制的合理平衡問題，科技創新政策在推動創新與規制創新方面的平衡問題，科技創新治理中專家與公眾合理參與的問題等等，都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涌現出來的重大問題，需要我們大家進一步深入研究，推動中國科技創新政策領域在新時代的更大繁榮。

參考文獻:

［1］萬鋼．中國科技改革開放30年［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2］薛瀾，柳卸林，穆榮平．OECD中國創新政策研究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3］柳卸林，何郁冰．從科技投入到產業創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4］王春法．科技全球化與中國科技發展的戰略選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作者：薛瀾 單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