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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科學領域中進化思想的悠久傳統

正如我所提到的，社會科學在廣義上被定義，并有著悠久的進化論歷史。關于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進化命題，在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中諸如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Mandeville,1724）、大衛•休謨（DavidHume，1739）和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等人在內的哲學家的作品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且這些著作早在《物種起源》之前便問世了。盡管這些早期的作家運用隱喻和類比的手法來描述自然世界，但是他們的思想通常獨立于生物學而發展。對于達爾文后來提出的生物進化思想，這些早期的進化的社會科學家們認為，他們周圍的文化現象顯然不是任何由人類或者上帝進行周密計劃的結果。就像現在，關于文化和社會變遷與進化的觀點強調，占主導地位的結構（的形成）是由長期運行的短視的（myopic）過程所致。因此，曼德維爾把軍艦技術的進化描述為是多年增量積累和不斷修正的結果，且并沒有一種全面規劃對其加以指導。休謨提出，一個（與軍艦技術進化）相似的過程塑造了在他那個時代盛行的法律主體和政治制度。亞當•斯密論述道，在大頭針制造及其相關的機械化生產過程中出現了頗具進步意義的勞動分工，更為一般地說，他對市場經濟中經濟協作背后的“看不見的手”的比喻說法，同樣也論證了文化和社會秩序以及系統的進步即使在沒有整體規劃的條件下也能夠形成。早在達爾文之前，這些學者便證實，其所獲得的復雜而有效的研究成果是長期運行的進化過程所致，其中沒有任何總設計師的參與，無論是人類還是神明。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早期的進化社會科學家們便提出了一個有著達爾文進化論預想意味的理論，但是他們并未在研究中闡明這一進化過程。達爾文偉大的理論成就在于，他提出了一個特殊的進化機制，即變異和選擇性保持，至少在物種進化方面，進化借此得以運行。這一詳細說明具有相當廣泛性。僅僅在生物學家一方面開始認識到“變異”背后的含義，而另一方面又明確了“選擇性保持”的內涵之后，（學術界）對生物進化的理解才變得十分穩固。但是，達爾文至少在研究中詳細說明了進化的運行過程，而這種闡述在早期的進化社會科學中卻被遺漏了。因此，曼德維爾對于軍艦設計進化的論述并未闡明各種各樣的設計屬性在何種意義上被證明是有利的，或者軍艦能得以幸存并且可以歷經多代積累的這一作用機制。類似的觀點也同樣適用于斯密。他就那些未被設計的社會秩序在一段時間得以產生和發展明確地作出了一個廣泛而具有說服力的論述，但是并未在任何細節上討論有些社會秩序為何以及如何得以保存下來，而其他秩序則未果。換言之，盡管這些作者對其所提出的有關進化的特殊機制作出了暗示，但是他們并未對這些機制作出詳細說明。考慮到達爾文從社會科學作品中獲得了一些靈感這一事實，我們一點也不奇怪他會提出他的進化理論不僅適用于生物學，而且有可能對語言、道德思想和人類群體結構在一段時間所發生的變遷都具有一定的適應性。達爾文的理論顯然深刻地影響了其后的許多論述社會和文化現象的文章。因此，白哲特（WalterBagehot，1872）、詹姆斯（WilliamJames，1897）、凡伯倫（ThorsteinVeblen，1898，1899）和其他學者認為，達爾文的進化機制不僅適用于生物學，還適用于心理、認識論、道德、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進化，雖然這些作者沒有一位曾明確地闡釋這些細節。眾所周知，19世紀后期的一些進化的社會科學的文章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傾向，這部分地導致了20世紀早期的許多社會科學家拒不接受生物學的（進化）觀點。在1944年，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做出了強有力的批判，并警告社會科學家從生物學中吸收（進化）思想的危險性。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文化和社會變遷的進化理論的發展在陰影的籠罩下舉步維艱。

在20世紀前半期，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947，1950）和哈耶克（FriedrickHayek，1937）都發展了重要的進化理論，熊彼特關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競爭機制，而哈耶克則著眼于研究社會秩序的進化。有趣且與此相關的是，熊彼特明確地駁回了將其理論和生物進化論聯系起來的觀點。哈耶克僅在其職業生涯的末期才開始探索在他看來對文化和生物學同樣適用的共同的進化原則。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內，社會科學領域明顯顯現出進化論復興的跡象，其中一部分理論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但是重要的部分并不多。在不同的文化領域，進化論成為了關于傳統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在人類學中，許多學者提出，他們所研究的社會中的文化和社會結構需要被理解為一個“變異、選擇性保留和新的變異”的過程，這與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提出的生物進化過程非常相似。（Cavalli-Sforza，Feldman，1981；BoydandRich-erson，1985；Durham，1911；Richerson，Boyd，2005）。正如近來克羅夫特（Croft，2000）所描述的那樣，關于人類語言在一段時間內如何變遷以及不同語言之間關系的進化理論的研究由來已久，并且在近年來取得了顯著進展。正如本文的許多讀者所意識到的，在過去的40年里，一個關于科學知識的進化理論逐漸涌現出來。在這里，許多重要的作家具有哲學背景，且進化的認識論領域同樣得到了波普（Popper）和坎貝爾（Campbell）的發展。作為一名學者，我的研究興趣在于探究長期運行的經濟變遷。在職業生涯的早期階段，我開始相信，把長期運行的經濟變遷中的許多方面看作通過進化過程進行運轉的程序大有裨益，并且發現自己與許多早期著名的經濟學家和一群正在努力建構演化經濟學理論的現代經濟學家們志同道合。霍奇遜（Hodgson，1993，1999）、威特（Witt，2003）、尼爾遜和溫特（NelsonandWin-ter，1982）、尼爾遜（Nelson,1995）等人對這一觀點開展了廣泛的調查。現代演化經濟學理論的進化吸收了上面提到過的幾種特殊的傳統；長期進行的經濟變遷的確包含了技術的進化、以技術為基礎的科學和商業公司與工業結構的變遷。但是，與著眼于這些特殊變量的進化理論傳統相比，演化經濟學趨向于以不同的協同進化過程為發展方向，這些過程關乎經濟活動和績效能否更廣泛地發展。在“進化社會科學中的進化性質”這一章節，我將對上述不同領域中的進化理論做簡要描述，同時試著論述現代演化經濟學理論的動力系統的特性。

二、當代進化社會科學的分支

（一）對科學的一個進化論式理解科學“進化”命題的提出已有一段時間，但是在最近幾年，該議題似乎被歷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普遍接受。（HenryPlotkin，1982，2002；DavidHall，1988，2001）。既然很多讀者對文章本身都比較熟悉，那么我的論述就可以簡明一些。我將努力建構一個具有說服力的選擇過程理論，該理論包含了科學知識的進化。當前的科學進化理論被廣泛接受，的確取決于波普（KarlPopper，1959）理論的影響，該理論論述了科學及科學真理的本質。但是當前流行的特殊的進化構想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唐納德•坎貝爾（1960，1974）和之后那些對其構想作出補充或提出爭議的作品。運用坎貝爾所提出的術語，新的科學假設或科學理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因為他們的發起者在首次提出這些理論或假設的時候，并無法確切地知道其將如何演進。因此，新的科學理論與“突變”有相似之處，因為有些理論將會獲得成功并成為科學體系的一部分，或許還會替代一些舊的理論，或者在一些方面對舊理論進行修正或補充，而另外一些理論則會遭遇失敗。波普認為，我們不可以證明科學理論是正確的，但是可以篡改它們。能夠解決科學問題并且未被篡改的新理論會被補充到科學體系之中。換言之，被運用和“未加篡改”便成為對科學理論適應性特征的恰當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波普和坎貝爾都把科學視作一個相對統一的原則，他們的觀點表明科學界共同來追求真理，這是集體進化學習的過程。另一方面，這一理論與科學家個人懷有獲得諾貝爾獎的期望而獨自提出其獨特理論概念的事實是相容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即科學的兩面———同時具備合作精神與科學意識———僅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無論如何，該理論引出了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何種因素決定了哪些理論需要經受嚴格的檢驗以及何種理論還未建立起來。（迄今為止）仍未經過嚴格檢驗的一整套“理論”并不一定擁有相同的理論基礎。有些理論可能從未經過嚴格的檢驗，僅僅是因為它們被認為是無關緊要或者是荒謬的。另外一些理論可能剛好與當前普遍流行的理解相契合，以至于它們并未經過直接的檢驗就被吸收進科學理論之中。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偽造手段的探討。在許多情況下，經檢驗而得出的結論可能是模棱兩可的，我們有理由懷疑其運行的方式或者其本身是否合適。一個似乎不能通過檢驗的理論，常常可以通過精心修正或改善而得以修補。這些問題為理解更為復雜的進化科學理論打開了大門，而非僅僅是對坎貝爾構想的簡單解釋。“社會建構主義者們”認識到并且陶醉于這些復雜的理論之中（BrunoLatour，1986）。他們提出，一般而言，很少有理論或者科學論證曾經是完全偽造的，甚至是已經通過了一些將一切視為決定性結論的檢驗。在一個不同個體和群體之間存在著不同觀點的情境中，科學的觀點便意義非凡，以及哪些被視為科學的事實并被發表在知名期刊上供研究生們學習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科學層面上的問題。盡管政治和聲望的確在決定一個科學論證的命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主流科學隨時間而發生變遷問題的大多數學者們顯然相信，社會建構主義者們夸大了他們的案例，認為那些新興的或者至少是受到重視的科學假說，均受制于檢驗，并且那些充分的檢驗足以用來客觀明確地監控企業。基切爾（1993）和赫爾亦強烈地表達了這一觀點。那么科學取得進展了嗎？雖然社會建構主義者們對此表示懷疑，并且托馬斯•庫恩也持有自己的觀點，但是可以說大多數主張科學進化的理論家，其中包括波普、坎貝爾、基切爾、普洛特金和赫爾等認為，（進化）過程確實能夠產生進步，這至少是研究所追求的方向。盡管有時我們會誤以為自己理解一些問題，但實際上我們并不理解，并且通常朝著更好的方向來理解問題是很困難的。總的來說，科學使得我們對自然及其如何運轉的相關知識的了解日益增多。

（二）技術：作為一種實踐的進化主體許多分析人士都提出了技術進化的觀點，并且來自各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們的大量文獻涌現出來，用以集中研究現代技術的進化。盡管其學科背景不同，但是羅森•伯格（NathanRosenberg，1976，1982）、愛德華•康斯坦特（EdwardConstant，1980）、尼爾遜和溫特（NelsonandWinter，1982）、克里斯多夫•弗里曼（ChristopherFreeman，1982）、喬瓦尼•多西（GiovanniDosi，1982,1988）、斯特瓦夫（StanleyMetcalfe，1998）、喬治•巴薩拉（GeorgeBasalla，1988）、喬爾•莫克（JoelMokyr，1990，2002）、彼得羅斯基（Petroski，1992）、薩維奧蒂（Saviotti，1996）、沃爾特•文森蒂（WalterVincen-ti，1990，1994）和齊曼（Ziman，2000）等學者的相關分析在許多方面存在著相似之處。為了使下面的討論保持簡單化，在此我將按照文森蒂的觀點進行論述。在文森蒂的研究理論中，技師群體無時無刻不面臨著許多問題、挑戰和機會。其所列舉的大多例子均與飛機技術有關。他所完成的最好的案例之一當屬飛機可伸縮起落架的發展（Vincenti，1994）。文森蒂觀察到，在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飛機設計者對如何改進聯接輪組與機身和機翼的標準模型頗為了解，考慮到新的機身和機翼的設計以及更為強大的發動機能夠大大提高飛機的飛行速度，因此這些新的技術和配件便應運而生。他們意識到，使機輪與更具流線型的設計相結合具有不同的可能性。他認為這些不同的可選方案有些是盲目的，坎貝爾在相同意義上也提出了這一觀點。這并不是說，工程師們在思考和嘗試解決方案時忽視了技術的限制和可能性或者一個成功的設計所必需的條件。當然，他提議盡管專業知識和目標偏好集中于尋求解決方案，但仍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可能性。此外，工程師們也不能確定何種方案最優，并且在決定在何地下注上也存在著分歧。這種不確定性，以及那個認為“不確定性只有在操作環境中通過事后競爭才能得以解決”的命題共同成為了進化理論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與探索其它的可選方案相比，輪子的可伸縮性特點更有助于解決問題。因此，此處的“適當性”便被定義為，能夠更為有效地解決特殊的技術問題。有人可能會提出，對于標準的識別只是將所分析的問題推后了一個階段。何種因素決定了一個解決方案優于另一個呢？有時，文森蒂寫到，似乎技術問題上的標準是與生俱來的，或者取決于技術界所達成的共識，就像坎貝爾這樣的科學家群體那樣，他們相互合作共同推動技術的進步。然而，文森蒂也認識到，飛機設計者大部分受雇于許多相互競爭的航空公司，與那些得到其競爭對手采納的設計方案相比，這些公司的盈利率受到了其所采用的飛機設計方案的質量和成本的影響。但是問題解決方案的優劣與否至少部分地取決于“市場”、乘客愿意支付的費用和與不同設計方案有關的成本等因素。在飛機這一實例中，軍隊和航空公司一樣也是重要的客戶之一。因此，飛機的進化至少部分地反映了軍事和民用的需求與預算。關于選擇標準和機制這兩種不同觀點，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一項技術的兩個不同方面。一方面，一項技術是人工制品的集合或者是無論何時都能運轉的運行程序，例如飛機由特定的公司來制造并且被特定的航空公司使用。另一方面，理解本身需要包括并超越設計概念，且獲得技術界成員的一致認同。在技術的進化中，這兩方面是協同進化的。關于航空技術進化的思考引發了我們觀察一些看似與科學領域中的進化存在著顯著差別的事件。判斷一項新的發展進步與否的標準僅有一個。與增進對一個領域的理解相比，解決一個實際問題或者提高績效則更為困難。然而，仔細研究后就會發現，許多新的科學發現或理論之所以被相關領域采用，這正是因為他們能夠解決之前一直令人困惑的問題。另一個顯著區別體現在，飛機或者飛機零部件的新型設計通常是由許多經受過技術培訓的工人開發出來的。這些工人的行動得到了相關領域的商業組織或其它研發組織的配合與支持。盡管科學的進步往往被視為科學家們個人研究的結果，但是研究進一步表明，這些差異可能并不那么顯著。在許多科學領域里，研究是一種團隊活動，并且在大多數領域，研究受到了正式實驗機構的支持和配合。認為技術發展上的進化按照自我意識運行的有關文獻，往往不會明確地討論新技術的擴散。盡管關于創新擴散的大量文獻很少明確認識到擴散是進化過程的一部分，當然事實確實如此。對此我們可以預測，一項成功的新技術（例如具有伸縮性的飛機起落架的設計）取代舊技術的原因，部分在于引進新技術公司的擴張，另一部分原因是其他公司對于該技術的采用。關于這個科學的例子，一些學者爭論到，技術的進化遵循著一條可能被看作“進步”的路徑，甚至還存在著一些衡量技術適應性的客觀標準。比克爾等人（WiebeBijkeretal，1987）在書中研究了各種關于技術的“社會建構”理論。所有這些理論都否認存在著客觀的技術標準，或者否認市場僅僅反映穩定的偏好。在此觀點下，除了那些在社會內部有其自身的運行方式的組織之外，主張技術“進步”便成為無稽之談。另一方面，文森蒂團隊中研究技術發展的進化論者們深信技術進步確實存在，并且回答了那些質疑將現在的飛機和50年前的飛機進行比較和將現在的藥物與二戰前的藥物進行比較等問題的讀者們。

（三）商業組織和實踐此項研究提出，組織和實踐的“進化”與關于科學和技術進化的研究不太一致。羅馬內利（Ro-manelli，1991）在她的評論中也認同該觀點。為了達到研究目的，我們在此將關注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Chandler，1962，1990）的研究。該研究關注的是具有現代多元產品企業特征的復雜結構是如何出現的。隨后的一些文章也對錢德勒的觀點進行了補充或持有反對意見。這里所討論的歷史非常有趣，因為那是一個關于協同進化的故事。協同進化并非基因和米姆的進化，而是技術和商業組織的進化。錢德勒認為，各種各樣的技術發展，特別是發源于19世紀中后期的電報和鐵路技術的發展，為一些大規模組織生產且產品范圍相對廣泛的商業公司提高產量和增加利潤創造了可能性。他描述了各種被嘗試過的組織創新。盡管其關注焦點在于那些“成功”的創新。但從他的闡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并非所有的創新都能成功。錢德勒在某種意義上與文森蒂的觀點相類似，其“適應性標準”體現在新的組織形式能夠解決一種組織問題。假定那一問題的解決方案能夠確保一個公司以較低的成本運營，或者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以更大規模和范圍運營并獲得更為豐厚的利潤。正如坎貝爾和文森蒂一樣，錢德勒顯然在管理者的案例中看到了一個群體，但是他同樣也看到了公司之間存在著相互競爭。他認為，那些率先找到并采用有效的管理風格和結構形式的公司，會戰勝那些沒有這樣做或者延遲采取行動的競爭對手。錢德勒在對大型多維公司的發展的闡釋中強調，頂級公司的管理者需要時常關注市場效率，實行分權的同時仍要控制各種大型多元化的官僚機構。馬克思主義者們強調了關于進化的組織模式的不同方面———他們極力降低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的重要性，并因此將力量轉移到資本上。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1990）就企業適應性問題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觀點。該觀點強調了企業應該對一些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公共政策以及企業應如何組織和運作的政治觀點市場作出回應。有關新背離（departures）的選擇標準似乎是相似的，但是與上述實證研究所顯示的那樣，在商業組織與實踐如何進化和商業技術的進化方式之間存在著重要差異。在大多數情況下，新技術首先在實驗室或其他實驗場所被開發和檢測出來，之后才會進入實際生產線。文森蒂有關飛機技術進化的分析強調了通過實際生產線的體驗性學習的重要性，但是他也認識到大量的學習和檢驗是在生產線之外進行的。相比之下，對新的商業組織和實踐模式進行試驗和檢驗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這表明，商業實踐中的創新往往更為“盲目”和隨機，與技術創新相比，這種研究缺乏關注，這就是我對實證性證據的解讀。另一方面，在實際體驗中所學到的那些知識可以而且確實能夠推動我們在適當的地方改進實踐。商業組織與實踐的創新和技術創新之間的第二種不同體現在復制性方面。在保證飛機起落架良好運行的設計上工程師們有著非常好的想法。盡管不同公司的設計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但是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設計和經濟決策所致，而非不能夠設計出類似的事物。相比之下，在錢德勒所描述的組織變遷的歷史中，盡管一些公司經常把其他公司的實踐當作普遍性的指導，即使我們期望完全的復制，但這顯然還是不太可能發生。近些年來，一系列關于復制商業實踐難題的研究取得了進展（WinterandSzulanski，2000）。但另一方面的事實也很清楚，對商業實踐的理解相較于對現在技術的理解而言仍然很膚淺。這就使得商業實踐中的可靠的模仿和成功的創新比其在技術中的更為困難。一些行業中的技術創新是競爭的重要工具，對于那些在此類行業中運營的公司而言，人們可能期望看到，成功的公司擁有能夠促進技術創新的一個組織結構和一套慣例等，從而保證其贏得或保持市場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潛在的技術或市場環境發生改變，這樣技術創新的方向也需要發生轉變以增強其競爭力，而建立起來的公司在調整過程中可能會比較遲緩，現有的一項廣泛的實證研究證明情況確實如此（TushmanandAnder-son，1986）。

（四）經濟變遷的進化理論如上所述，經濟學中關于進化理論的研究由來已久。盡管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成為了主流觀點，許多重要的經濟學家，特別是熊彼特和哈耶克，持續探討經濟演化過程中的進化觀點，并且對當前盛行的經濟活動結構作出了進化論解釋。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內，許多經濟學家開始轉而研究演化經濟學理論。對于許多支持進化論觀點的經濟學家而言，其主要興趣在于理解推動經濟變革的過程，并且他們發現進化論觀點能夠自然而富有成效地達到這一目的。許多演化經濟學家為科技進化的理論研究作出了貢獻。一些經濟學家在致力于商業組織和實踐的進化研究中，特別關注那些能夠保證公司有效創新的因素。然而正如我前面所提出的，現代演化經濟學的特征在于分析復雜系統的動力機制。許多進化模型的設計旨在闡明先進的工業國家中經濟實現不斷增長的過程，在這些國家，資本集約和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實際工資率以及人均收入均被視為經濟增長的標志，技術進步無疑是其中重要的推動力量（NelsonandWinter，1982,第7章）。其他的進化模型關注的是產業發展的動力機制，在這些產業中，競爭在相當程度上通過產品創新來實現，熊彼特在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論述了這種產業。接下來我將主要介紹后一種演化經濟模型的特征。這些模型雖然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其中公司是技術創新的基本來源。公司在任何時期引進的創新都源于某些公司的特定因素，例如他們的研發開支及其研發方向，以及一些隨機的因素。換言之，一個研發努力的結果是不確定的。一個市場中的公司在某一時期能否良好運轉，取決于其所提供的產品特征函數及其生產技術，所了解到的消費者的偏好和信息，此外也與其他公司提供的產品有關。競爭使得一些公司獲利而另外一些則利潤受損。盈利的公司會擴張其規模，虧損的公司則會收縮。反過來，這一時期公司的績效又會轉而影響其自身的研發投入程度和性質，這些將會隨機地決定哪些創新會被引入到下一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過程和動力機制同時決定了科技進化和產業結構的進化方式。從模型的角度講，這種動力機制可以被具體化。在有些情況下，需要盡可能簡化結構以便通過方程式求解。熊彼特的競爭演化模型和長期的經濟增長模型都是如此。可以說，當他們被引入這種方式時，進化模型在解釋經驗性的動態模式如何生成方面就會做得很好，至少從定性的角度來看。在我看來，這意味著經濟學分析又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

三、進化社會科學和進化生物學

上述進化社會科學理論與物種進化的現代生物學理論之間，顯然存在著一些有趣的相似之處，但是其間也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區別。在這兩個領域中，現代的相關研究都致力于探究經過變異、選擇、重新變異等步驟而實現變遷的廣義的達爾文進化理論。但另一方面，它們在結構和過程的細節上顯然存在重要差異。在我看來，如果與進化概念相聯系的進化過程的特征足夠廣泛和普遍，以至于這兩個領域中具體的進化細節也能夠一致，那么普適達爾文主義便是可接受且廣受歡迎的。為了實現那種普遍化，我想提出的是，諸如科學、技術、商業組織等進化事物至少存在著四種錯綜復雜的特征———為了方便起見，我把所有這些都納入人類“文化”這一廣泛的概念之下———這需要在一個寬廣的分析框架下進行探討。首先，在不同的代際和選擇過程中，人類的目的、智力以及深刻的理解力常常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次，選擇標準和機制很少直接涉及人類生存和繁衍問題，某種組織的利益可能會面臨受損的危險，但這種情況通常不會發生。再次，無論何時，人類文化本身不能簡單地根據個人的實踐和信念特征來定義，而應看作是一種群體屬性。人類文化進化的這些方面都涉及了第四種重要的差異，即文化中的人類個體和群體及其進化方式，與物種進化中的基因和生命體的進化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著差異。其他學者對人類文化進化的各個觀點也多有論述。在此我將致力于把這些觀點與我之前所述的有關人類文化方面的進化過程聯系起來。

（一）人類目的、理解力和智力互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首先，人類目的與其深刻的理解力在人類文化進化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人類文化進化理論中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即標志著當代人類特性的復雜的行為體和思想不應被理解為是被一連串計劃創造出來的，更確切地說，需要將其視為“進化”的產物。很明顯，至少在人類文化的一些領域中，新變異幾乎是隨機產生的，并且在某些方面，選擇過程中很少包含有意識的選擇方式。然而，對一些文化進化領域中經常涉及的智力、計劃、學習、辯論、勸說等行為予以重視便尤為重要。此處所討論的不是有關行為是否睿智的問題，因為聰明的學習行為是很多物種共同具有的特征。我在這里提到的是人類所具有的獨特的想象力和思考各種事件備選狀態的能力，以及同其他人交流思考結果并據此而采取行動的能力。意識到人類目的和思考經常會推動創新，這似乎需要一種新的視角來探討文化進化中的“變異”比生物進化領域中的更加廣泛。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進化是指那些現存生物群體的基因、性狀和行為所發生的變異，這就是選擇得以運轉的“基礎”。然而，文化進化中與變異相關的一個重要部分在于人們的思想，人們通過計算、討論和辯論來探索問題，而非采取實實在在的行動。因此，在一個工程師團隊真正研發出一個新產品或新程序并將其投入使用之前，他們會冥思苦想各種各樣的設計方案，并逐步從中選擇一種設計。商業公司的管理者們可能會經過深思熟慮而得出諸多可行的方案，然后才會從中選擇一種方案并付諸實踐。科學家們在集中研究某一對象之前，經常會認為其所研究的現象存在著多種可能的解釋。然而，無論何時，實際發生的變異都僅僅是預期變異中的一小部分，而在最后采取行動之前篩選各種備選方案，便成了選擇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一位社會科學家所提倡的，至少進化論在文化變遷的諸多方面都能夠適用。我想強調的是，我所堅持的關于人類目的和智力經常在文化進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觀點，并不意味著這一過程不是進化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認真地考慮他們所做的事情，這并不意味著在科學和技術領域所取得的進步可以被理解為一連串計劃作用的結果。但是有關人類文化進化的嚴格理論并不能做出這樣的假設，即人類經常受到復雜情況的影響而無法進行事先考慮。

（二）選擇標準與選擇機制文化進化和生物進化過程之間的第二個重要區別就是，雖然在現代生物學“自然選擇”中關于有機體所特有的“內含適應性”的理論，為形塑現有生物群體的基因分布的進化提供了基本機制，但是關于許多文化領域的進化，似乎沒有任何簡單的類比。其中原因基本上有兩個。第一，在文化進化的諸多領域中，個人和組織的生存狀況并不總是會面臨險境。在大多數情況下，模仿也并非集中于個體和組織績效上的簡單而容易識別的指標。因此，選擇機制不能被假設為具有“內含適應性”的特點。第二，個人、組織和群體在某一時刻所持的特定信念或開展的特定實踐并不會像生物體之于基因那樣被鎖定，而是可以改變他們。因此，在一個社會的群體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該社會的文化屬性還是可以改變的。文化中確實存在著一些重要的方面，其中個體或組織的實踐會影響到其生存或擴張的行為方式，并且在這些情況下，文化特性的選擇標準與個人、群體或正式的社會單元的發展、衰落甚至滅亡緊密相關。在一些情況下，生物性的生存面臨險境。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大量有關民族文化進化的文章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并且文化因素對于個體和群體的生存能力的影響極為顯著。現代社會文化中的許多飲食習慣和禁忌，有其各自的起源，并且在一些情況下，他們具有能夠保持人體的健康等諸多現實意義。類似的，當前許多醫療方案得以付諸實施的原因在于它們可以維持人的生命。但是有關人類生存所必需的條件的思考，可以使我們在有限的程度內對現代人類文化的內容作出解釋。在大多數情況下，關于食物的偏好問題，我們需要運用其它理由加以解釋。現代社會成員所使用的大多數藥物并非用來應對威脅生命的情況。盡管在文化進化的各個領域中，個人的生存和死亡可能并不總是處在危機關頭，但是在這些情況下，分析家可以識別出市場或類似于市場的結構，其中組織的生存能力取決于他們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務滿足其用戶需求的程度，因而在供給商之間經常存在著相當激烈的競爭。因此，如果商業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所采用的技術和他們開展的其他實踐不符合競爭需求的話，那么這些商業公司可能就會破產。并且，在市場或類似于市場的環境中，運營良好的公司或個人往往會成為那些經營不利者的模仿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商業實踐與基因以及商業公司與表型（phenotypes）之間便存在著一個較為有趣的類比。然而，即便是在市場背景下，類比也存在著一定的限制。首先，并非所有商業公司的虧損都源于其技術落后或其他商業實踐遭遇失敗的結果；除此之外，經營不利還與競爭對手強有力地刺激其改變相關的商業實踐密切相關，并且很多公司能夠這樣有效地采取行動。換言之，市場環境中的選擇機制可能包含商業判斷和作出決策以及公司對此作出的一些改變，它幾乎涵蓋了一個公司從建立到破產的全過程。那些不夠成功的公司對相對成功的公司進行模仿,可能僅僅是為改善其管理狀況所做出的一小部分努力。同樣的，雖然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市場組織無處不在，但事實并非如此。此外，在許多文化領域中，主要的組織角色是非營利組織或公共組織。在這一點上，小學和中學教育以及醫院都是很好的例子。科學也是如此。在這些領域和與之相類似的其他領域中，價值影響選擇對于評定特殊行為者的績效，可能無關緊要或者可以說毫無關聯。在科學領域，盡管針對榮譽和巨額經費的資助而開展的競爭可能相當激烈，但是事實上，這樣的競爭并未闡明選擇標準的本質，也無法決定科學家所運用的這一新的科學理論能否被廣泛接受。從短期來看，一個支持一種特定理論的科研小組，其名譽和資金是收益還是受損取決于他們的研究案例能否在科學界廣泛流通。然而，這樣的結果無須是長遠的。我在此提出的核心觀點是，即提出某一理論的研究小組的聲望影響了該理論在短期內被接受的情況。從長期來看，因果關系的箭頭主要是從一個被提出的理論最后是如何被學科規范所評估出發，通過與其他方式進行對比，指向那些在該理論上持有不同觀點的群體聲譽的影響。在許多文化領域，新元素是被接受還是被拒絕，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能否滿足選擇主體的偏好和價值。即使在具有很強市場導向的文化領域中，這一觀點也是成立的。因為公司的利潤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滿足客戶偏好的能力。并且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在許多文化領域中，字面上的市場機制并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十分微弱。因此，對文化的進化論分析的核心就是，找到那些在選擇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偏好和標準，以及驅使它們的作用機制。

（三）文化：作為一種集合現象文化進化不同于生物進化的第三個方面體現在，或者至少簡單的標準模型存在于文化性質本身內部，例如人們的行為、信仰、價值觀和規范等，這些都廣泛地存在于社會之中。有一種看法認為，事實上只有個體的屬性是真實的，因而只能從個人主義的角度去審視文化，或者認為文化進化只是一個在個人主義層面上進化的過程，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文化是一種集合現象，并受到社會中的個人或群體的思考和行為方式的影響。文化的要素具有實體性，可以對其加以研究。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不受特有元素的特定個體或群體的支配。換句話說，文化元素的生命力在于，它在任何時候都能夠超越那些認同這些元素的個體。此外，就共同文化中的共同認知而言，我們只能將人類社會中的一些特定功能理解為，它深刻地影響了那些分享這一文化的個體。共享文化的重要性和支持這種共享機制的機構，是我所關注的所有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實際上，所有致力于現代科學企業研究的學者們都在強調其團隊的性質，無論何時都會對一個共同信念的核心予以支持的機構，以及像科學協會這樣的組織用來教育團隊中的新成員的學術紀律。在許多技術領域中，類似的結構也是非常重要的。許多參與商業組織和實踐的學者寫道，先例和公意在商業實踐的管理決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上述觀點與群體選擇，或者說與生物學中的物種選擇存在著一些相同之處。但是我認為，將人類文明和那些共享這一文化的個體聯結起來的特征和機制，在一些重要方面十分特殊。

（四）文化和社會單元之間的各種不同的聯系綜上所述，上述關于人類文化進化的特性意味著，文化元素和社會中的個人和團體之間的聯系不同于基因和在生物進化中含有這些基因的表型之間的關系。一方面，現在的問題是，把文化單元與人類的基因相類比是有意義的還是會產生誤導性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一種文化與該文化中的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也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有命題認為，文化可以被劃分為一些類似于基因的元素。這一命題的提出，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金斯（1983）所提出的“米姆”（memes）概念的影響。許多普適達爾文主義者拒絕使用這個字眼，他們提出了“復制者”這一術語。但是，這仍然被定義為，文化可以被視作包含了一系列文化元素的集合，其中至少存在著一些十分類似于基因的特征。當然，關鍵問題在于，把文化視為一個“復制者”的集合體，以此來審視文化究竟會起到多大作用？而我認為，這取決于文化所在的領域。對于許多文化領域中的進化過程來說，可復制性十分重要。至少從廣義上來看，現代科學企業的運轉，依賴于科學家群體復制其他科研人員的實驗和計算結果的能力。顯然，當許多“技術”要素被應用到不同方面時，它們一直是相同的，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要素可以相當精確地在使用社會治理與建設者之間“轉移”。從嚴格的“可復制性”標準來看，這些文化領域中的復制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失誤，但我并不會因使用這一概念而感到不安。另一方面，這些特征中似乎并未包含許多商業實踐的因素。盡管我和溫特都把組織慣例視為一個組織的基因，但是在此我們最想表達的是，組織行為具有穩定性和耐久性，而不是說它們容易被其他組織轉換和復制。有關組織實踐的實證性證據，并不總是能夠在人工制品中被清晰地表達出來。在我所提到的文化領域的外部，存在著許多其它領域，其中不同的社會成員所作的解釋或開展的實踐在一些重要方面上存在著差別，并且在那些領域中，當社會中的新成員采納流行文化的一個元素時，“復制”一詞趨向于抑制那些常常具有高度異質性的結果。盡管文化元素的可復制性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熱議話題，但是似乎很少有人認識到，除非我們強調它的對立面，否則有關文化要素類似于基因的命題很可能被解釋為，社會成員“控制”文化要素的方式與表型擁有基因的方式相同，但是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在一些文化領域，某些聯系的確是持久性的。似乎大多數人都是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而成長和生活的，并且其中許多都是政治信仰。但是即使在這些文化領域，有些人還是發生了改變。并且在其他的文化領域，信念或實踐方面的改變可能是頻繁而廣泛的。正如我所強調的，一位技術專家可能會掌握一套新的設計概念，并且不再使用先前的設計理念。一個商業組織無論其首席執行官是否發生改變，它都可以轉變自己的發展戰略。此外，不論何時，文化元素之間的聯系通常只是程度問題，而非種類問題，并且這些聯系本身也存在著多個方面。即便我們意識到，一個科研團隊的成員們對于一個特定的理論或技術方面的具體知識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為人熟知的是，關于一個理論是否正確或有用的信念，可能在程度上存在差異。工藝品設計團隊中的成員，通常在使用某一特定技術的技能方面是不同的，并且在信念程度上也存在差別，即他們相信采用最合適的技術來服務于特定的目的。一般來說，不像表型與基因這種問題一樣只有是或否兩種答案，文化元素和社會成員這二者之間的聯系，不能被太過簡單地概述。這恰好是我在這里想要提出的一個普遍的觀點。結構和機制，作為生物物種進化過程中的核心特征，并不能用來類比人類文化的進化過程。相反，人類文化進化過程所涉及的結構和機制，需要根據其自身的要素加以識別和研究。

四、總結

第一，讓我們對前述觀點作一下總結。我所提出的第一個觀點是，有關文化、社會和經濟現象的進化理論有其自己的特征，并且可以追溯到達爾文之前，在研究進化動力過程中，這些理論大多受到了該研究領域中實證研究方法的推動，而非受到任何與達爾文思想相關的理論上的先入之見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堅信，這種認為進化可以通過變異和選擇性保持而得以實現的廣義的達爾文進化論，似乎非常適用于研究各個領域的文化變遷過程，并且對該理論進行有意識的應用會大大增強這些理論的說服力和嚴密性。第二，文化進化的細節與生物進化的細節截然不同。由于主題存在著差異，因而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這并不是說，除了在一個廣泛的水平上，兩個領域的變遷都包含著變異和選擇以外，并不存在有效的類比。但是在我看來，有效的類比應該來自于那些嚴謹的實證調查，這些調查用來研究和識別文化進化過程與生物進化方面存在的某些潛在有趣的相似性，而不是在假設他們應該可以類比并進而去尋找或建構這種類比。因此，盡管生物進化的細節包含類似于基因這樣的實體以及含有基因組的表型，而這些基因的內含適應性反過來會影響群體中不同基因的發生，但是文化的進化不一定包含與之相類似的機制。第三，在整個文化領域中，文化進化過程的細節并不相同。其中的區別有趣而重要。因此，篩選最新報道的科學發現和理論的過程以及接受或拒絕其納入專業權威的科學知識庫的過程，似乎與一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極為相似。然而，對于新的商業技術的選擇過程似乎涉及了公司之間開展的激烈競爭。正如另外一個例子所示，一項新技術在被付諸實踐和試驗之前，都往往要通過各種分析和檢驗的程序。然而無論使用何種令人信服的方法，都很難對新的管理實踐進行檢驗。總之，我完全相信，受到“變異、系統選擇和新的變異”動力驅動的普遍的進化論，在分析人類文化進化的諸多方面均具有廣泛的適用性。然而，我們不能把文化進化的細節強制地套用在一個作用于生物進化的框架上。那種認為某一實體類似于基因，且過程與內生適應性機制相似，且這些在生物進化領域中比較關鍵的元素顯然也應該適用于文化領域的觀點是錯誤的，并且往往會事與愿違。在我看來，這些不同點和相同點同等有趣，我愿意去推進一個應用廣泛而靈活的有關變遷的進化理論。

作者：理查德·R·尼爾遜單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