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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是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運用多學科知識和多層次技術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過程。自然辯證法是一種方法論,可用于指導如何合理利用科學和技術來改造自然,從而使其適應人類的客觀發展。通過梳理自然辯證法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關系,分析新型城鎮化建設協同自然辯證法后的實際效益,并以成渝地區為例,最終得出結論:在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導下,新型城鎮化建設應當通過合理布局城鎮空間格,優化城鄉產業結構,推動城區低碳建設,提倡綠色生產消費模式進行落實,從而實現我國城鎮化的以人為本、綠色生態和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自然辯證法;生態文明
0引言
“城鎮化”具有多個學科的多維概念內涵,就城市規劃學科的核心關切來看,城鎮化是指將產業、人口、經濟等活動匯集或聚合在特定空間范圍中的過程。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城鎮化使城市和農村的人口和經濟發展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并經歷了1978—1991年雙軌漸進制下的“自下而上城鎮化”以及1992—2012年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下的“流動城鎮化”[1]。自2013年以來.隨著人口日益老齡化,我國經濟也開始轉向增長放緩的新常態。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我國經濟得以維持可持續發展態勢的強大動力以及擴大國內需求的巨大潛力,均體現在城鎮化上[2]。2019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突破60%,城鎮化發展邁入了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性更加突出的重要時期[3]。基于這樣的現實狀況,《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提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總體要求,就是加強質量導向,加快實施促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4]。《“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這表明,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已經邁入了下一個歷史進程[5]。
1新型城鎮化理論研究與建設現狀
新型城鎮化是立足于我國國情的城鎮化道路,注重生態宜居、產業可持續和以人為本,強調普惠感、幸福感、低碳生態、衛生福利和公共效益的集中統一,以實現城鄉一體化與區域協調化、工業現代化與產業低碳化、生境綠色化與資源集約化以及城市建設機制的創新發展[6]。這就要求新時代城鎮化的發展要對國內外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新環境作出積極的應對,彌補長期快速城鎮化的不足和損失,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改革開放的成果,造福于全體人民,促進中國城鄉建設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長期以來,諸多學者對新型城鎮化進行了研究。高喆等[7]認為,新型城鎮化是一個以生態文明為中心的集約城鎮化,它反映在發展的4個方面:“生產集約化、原料綠色化、過程循環化、標的低碳化”。伍江[8]提出,新型城鎮化是對過去城鎮化趨勢的及時調整,以確保未來健康和可持續的城市化,并綜合了這一過程的10個特點。唐子來[9]認為,相較傳統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重大不同是其具備的可持續性,而傳統的這一過程是不可持續的,具體表現為其在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的不協調。趙燕菁[10]認為,應當將新的思路和建設路徑施加在新型城鎮化中,必須把生態文明的理念和原則納入其全過程之中,淬煉出基于土地集約、智能制造、綠色生態、低碳健康的城鎮化發展模式。通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新型城鎮化的關鍵詞主要聚焦在“綠色”“低碳”“健康”“可持續”等方面。我國是有著14億人口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國家實現城鎮化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以往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是在對資源的大量消耗、對鄉村的野蠻剝削和對環境的肆意破壞基礎上實現的,這樣的發展道路是不可持續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因此,需要回到社會主義理論中找到科學的指導方法,從而為新時代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保駕護航。
2自然辯證法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關系
自然辯證法可以從理論與實際2個層面來看待。在理論層面,它是馬克思主義關于認識自然客觀事物的哲學思想;在實際層面,它是人們用以改造客觀事物并使其適應社會生活的科學工具。而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以客觀事物的規律為基礎的,是利用學科知識和先進技術改變自然生境的過程,這符合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內容,因此它可以成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指導依據。自然辯證法的體系是指人們在認識和改造自然客觀事物的實踐中發現新的學科知識和技術方法,并將科學技術應用于人類生活之中,這一體系體現在城鎮化建設上,意味著人們更多地探索和了解自然,促進科學的成長和技術的進步,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服務相結合并反映于城鎮化建設上,從而使城鎮化建設呈現出以人為本、綠色生態和可持續的特質。此外,在自然辯證法中也包含有系統的觀點,整體上不只是各部分的疊加,每個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但相互作用,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整體論最重要的理念是,在部分形成整體的過程中,整體所取得的成果遠遠大于部分相加,這就是城鎮化建設的目標。一個完整的城鎮化體系是由“城市-鄉村”“市民-村民”等諸多要素構成的,只有當這些要素和諧共存,才能使城鎮化的過程符合城鄉發展的內在機制,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而新型城鎮化,運用多學科知識和多層次技術,更需要各部分高效地配合協作。新型城鎮化不僅要運用先進的營造技術、協調機制和管理平臺,還要遵守自然客觀事物的基本運行規律,運用自然的智慧落實和完成城鎮化發展重點任務。自然辯證法的主體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通過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使自然適應了人類的生產生活,然而,這種變化應該建立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上。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是人們利用學科知識和先進技術改變自然生境的過程,因此,也必須遵守不受人干涉情境下的自然發展基本規律。自然辯證法是跨學科的方法論,不僅具有哲學的倫理邏輯,也具有自然技術的科學思維,可以建設性地指導新型城鎮化。2018年5月,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對生態文明建設做出了系統部署和安排,其中,“生態興則文明興”的深邃歷史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自然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觀、“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觀、“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整體系統觀、“實行最嚴格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的嚴密法治觀、“共同建設美麗中國”的全民行動觀、“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的共贏全球觀,是賦予當代中國和世界生態文明建設的自然辯證法,為新時代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實踐依據。
3協同自然辯證法的成渝地區新型城鎮化進展
從《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2011年),到《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2016年),再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2020年),成渝地區的新型城鎮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渝地區推動以新時代的自然辯證法———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的新型城鎮化,并主要在4個方面集中發力。
3.1城鎮空間格局合理布局
成渝地區以成都、重慶2個主要的都市圈作為核心,資陽、遂寧、眉山、綿陽、銅梁、璧山、江津、永川、潼南等市區縣作為兩城之間的腹地。其增長空間聚焦于既有城市,而不是如同以往長三角、珠三角模式形成城市連綿帶。在重慶都市圈方面,主城外圍各區縣分別尋找對接主城發展的發展路徑。在成都都市圈方面,由于成德眉資四市屬于不同的市級行政主體管轄,因此更加從實際出發尋找效益最大化的空間布局。在空間體系布局上,圍繞城市能級重點打造核心大城市,通過大城市集聚人口、產業等經濟活動,控制城市擴張規模,在尊重生境承載力基礎上有主有次地落點城鎮體系布局,形成金字塔層級的城鎮空間格局。而在小城鎮層面正視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聚焦少部分交通優越、發展基礎較好的重點鎮。整體上精準有效地盤活存量空間、控制增量發展,合理調整城市發展的規模和新區建設的節奏。
3.2城鄉產業結構持續優化
在新的生態文明發展階段,綠色發展理念要求得到進一步提升。“長江大保護”與成渝地區的工業布局高度重合,傳統的產業發展道路已經越走越窄,城鎮開發建設以及農業生產方式都有待調整。因此,在城鄉產業結構持續優化過程中,成渝地區一方面發力推動高端產業建設布局,另一方面加快建立了農業科技與丘區農業機械化體系。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在種植、生產、包裝和運輸全生產過程中應用最新科研成果和高效管理方法,促成農業發展與資源生境之間的平衡。大力推動節能智造的綠色科技產業升級,逐步淘汰會產生高額能耗污染的低成本、低附加值落后低效產業,為低效利用土地騰籠換鳥,扶持發展低污染、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企業,實現增肌賦能、提檔升級,從而支撐雙循環下的內陸生產力要求。并通過整合水陸、航空優勢,實現整體產業面向國際化發展,塑造內陸開放高地。
3.3城區生態建設大力推動
秉持“生態優先、活用減法、控制增量”的城建思路,摸清本底,實施城市綠地生態修復,植入游憩及休閑功能,以建設促保護。成都以廣義的公園為核心,統籌城市內的丘區、綠楔和水域,在已有公園基礎上進行系統性的擴建,以放射型方格網路網控制城市整體開發,生態綠地連綿布置于其中,通過生態廊道實現公園綠地與城市開發區域的串聯與共享,形成開放的綠地體系。重慶則重點關注“四山”保護與“兩江四岸”的生態修復,全面清理和核實“四山”兩違建設,只做減法不做加法,保護和恢復生態環境,增加生態容量;對兩江四岸地區最大化增加濱江生態空間規模,提高生態岸線比例,完善生態空間布局,差異化治理濱江護岸,建立多層次的綠化植被界面,形成互聯互通的濱江藍綠生態網絡格局。在城市微型場所進行見縫插綠,建設口袋綠地,巧用城市坡地、丘區、保留山頭等地形地貌,豐富城市綠化層次,并且優化提升城市公園的水質,為市民提供更加親切宜人的休憩活動空間。通過城區低碳建設工作的推進,使城鎮化真正由原有的宏大經濟發展敘事轉向對人本尺度和生態宜居的關懷,體現了新型城鎮化的應有之義。
3.4綠色生產方式得到提倡
以實現“碳中和”為目標,推動清潔的生產方式,建立低碳環保的消費觀念,促成居民減少能源消耗、節約水電、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減少使用私人汽車等生活行為。另外,對自然生境消耗品和不可再生資源通過稅收和價格杠桿的方式,逐步進行“碳征稅”,從而改變居民生活中“高碳消費”的習慣,在生活方式不確定的情況下減少環境負擔。成渝地區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把“綠色+”納入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成都落地了全國首個碳中和垃圾分類站以及國內首個電能碳中和汽車制造基地,并在龍泉山城市森林公園培育了30余hm2的“碳中和”林作為向市民開放的低碳宣傳教育基地。重慶組織召開了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專家座談會,并在萬州舉行了重慶市“碳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簽約儀式,通過購買碳匯信用,逐步抵消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碳排放。此外,成渝地區就城市管理方面,堅持綠色低碳發展理念,優化停車配建指標,分區差別化供給停車設施,強化綠色低碳技術在規劃建設中的應用,完善城市內外公共交通、綠色通道、慢行系統等低碳交通方式。基于促成綠色的生產生活與消費方式,從而積極推動“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4結語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建設已經進入以人為核心的新階段,包含的要素不斷擴大,這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帶來了更大的挑戰。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要義,是實現生態宜居、產業可續和以人為本,由此依托合理布局城鎮空間格局、優化城鄉產業結構、推動城區生態建設的落實,并且讓人民真正參與到城鎮化的建設過程中,提倡綠色生產消費模式,遵循自然辯證法的要求,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也在自然辯證法的指導下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特殊性不斷體現出來。新型城鎮化是中國特色的嶄新城鎮化模式,要求“城市-鄉村”“市民-村民”等各要素和諧共存,以及加強城市建設各部門之間的合作,促成城鄉地區的經濟、文化、環境、政治的協同綜合發展。而要真正實現新型城鎮化,所有的規劃、設計、管理、建設都應當遵循自然事物的客觀發展規律,并以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作為科學的方法論改進城鎮化過程。
作者:蔚楓睿智 周鼎 單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西部分院 重慶大學建筑城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