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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環境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具有很強的“經濟外部性”特征，環境保護完全依靠市場機制難以奏效，需要政府公共財政的引導、以資金補助和環境友好的財稅政策等方式指引社會各方對環境保護進行投資。許多國際組織和各國環境專家對國家和城市環保投入總量及影響因素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其基本結論是：在現代的生產規模、技術水平和自然資源條件下，只要拿出國民生產總值的1%～1.5%的投資，就可以控制住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從而使環境狀況保持在一個人們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而發達國家為了追求完美舒適的環境，一般環保投入占到GDP的2～3%（世界銀行，1997）。事實上，中國環保資金總量并不少：“七五”期間共投資476.42億元；“八五”期間達到1306.57億元；“九五”期間達到3447.52億元；“十五”期間的環境保護投資達到7000多億元；而且在十一五期間進一步加大對環保的投入，全社會環保投資預計達到1.3萬億元，預計將達到同期GDP的1.4～1.5%。[1]從這些數字我們看到，環保投入每五年以2-3倍速度在增長。除了國家和企業的投入外，國外相關環保產業的資金也在不斷涌入我國。所以，雖然我國環保投入占GDP的比例總體上來說偏低，仍需進一步加強環保投入的力度，但環保投入的總量將會在今后很長時期內持續攀升。除了政府對環境保護進行投資的意愿逐漸增強之外，什么因素對環保投資產生影響？該瞄準哪些環境問題？如何選擇環保投資的優先區域？環保機構自身需要開展怎樣的能力建設才能使這些資金投入有效地改善環境質量？

現有環保投資類的文獻資料顯示，國內學者對環保投資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1)環境保護投資的概念、制度解釋[2-3]和現狀描述。介紹我國環保投資的發展歷程及未來五年的重點投資方向。[4-5](2)環境保護投資的經濟效益。從環境保護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著手，構建環保投資對經濟貢獻的投入產出模型；[6-8]也有學者從環保投資對環境質量和環境經濟效益關系著手構建環保投資效益模型，[9]或者是運用“環保投資優先增長模型”，[10]對我國環保投資的運行效率做定量研究，結論比較一致地指出：我國環保投資總量不足，環保投資效率不高；還有一些學者，直接用一些地方的排污量、國民生產總值[11-12]或者環保投資項目數據[13]對環境、經濟效應進行分析，最后都指出需要增加環保投入。(3)環境保護投融資模式的選擇。通過比較中美兩國的環境投資機制，指出我國環保投資機制中的不足，[14]并進一步指出在我國新的形勢下，國際經濟環境、國內市場環境和政府投資機制都發生了轉變，因此環境投資的目標模式、結構模式和運作模式都需要做相應的調整，[8]并進一步提出我國在環境保護投融資模式上的選擇問題，如市場主導融資模式與政府主導投資模式的選擇，債權融資模式與股權融資模式的選擇，排污費與環境融資模式的選擇，項目融資模式中的融資方式選擇等。[15]

由此看到，針對文章開頭提出的三個問題，現有的研究還遠遠不足，特別是把地方政府環境執政能力引入到對地方環保投資影響的研究，在國內還基本上屬于空白。然而這些問題又是現實存在的，而且又是非常緊迫需要解決的。一些環保專家一直對環保投入問題十分擔憂。比如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委員毛如柏認為：要遏制環境污染，在大量資金投入之外，還必須完善制度，并結合市場發展環保產業，確保環保資金用到“刀刃”上。因此要真正讓環保投入發揮最大的效用，國家在設計環保投入政策時需要根據地方環境狀況、政府治理能力以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設計合理的分配結構，積極有效地引導地方各界參與環境保護。

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考慮，通過分析地方環保投入的驅動因素，構建理論模型，利用現有的數據資料，進行實證分析，進而得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為今后評價環保投資結構并設計更為有效的環保政策提供理論及實證依據。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構建地方環保投入及影響因素的概念模型。從宏觀層次識別出以下五個主要因素：(1)自然環境壓力；(2)經濟社會發展水平；(3)地方政府環境治理能力；(4)企業界的環保能力；(5)國家對地方的支持。第二部分，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依據C-D函數模擬以上五個影響因素與地方環保投入間的作用關系。第三部分，從《2005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2005中國統計年鑒》上收集數據，并依據信息損失最小的原則對數據進行提煉和歸類，確定了十個自變量指標。第四部分，回歸分析。第五部分，對回歸結果進行評判和分析。第六部分，政策建議。

一、影響因素分析

一個地方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受到許多方面的影響，要一一細列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從宏觀的層次對這些因素進行分類，大致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1、自然環境壓力；2、經濟社會發展水平；3、地方政府環境治理能力；4、企業界的環保能力；5、國家對地方的支持。

環保投入首先會受到當地自然環境破壞程度的影響。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地區自然環境比較惡劣，或者是污染狀況比較嚴重，那么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該地區對環境治理的需求相比其他地區就會更大，從而拉動對環境保護方面的投資。

其次，地方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受到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影響。根據現有的研究我們知道，隨著一個地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居民、企業以及政府部門對生存環境的要求也將隨著提高。同時，居民、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用于環境保護的資源也相應會更多。因此，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將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刺激地方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

第三，地方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也受到當地政府環境執政能力的影響。地方政府環境執政能力又分為潛在的和實現的機構能力。[16]潛在的環境執政能力只是對未來實現更好的環境治理提供基礎，但是對目前的環境治理效果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還有待檢驗。而政府目前實現的環境執政能力，一方面對吸引更多的環境保護投資具有正拉動效應，但另一方面，它又對環境保護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因為強的執行能力產生高的效率，要提升同等的環境表現，它可以在更少的環保投入情況下得以實現。因此綜合來說，地方政府環保機構的執政能力對地方環境保護投入的影響還需要看其拉動和擠出效應的綜合表現。

第四，理論上，地方環境保護工作的實際成效最終要依賴于企業和個人的環境行為。隨著工業化程度提高，企業界對環境保護績效的影響日顯重要。隨著企業社會責任感增強，企業界經濟實力雄厚，作為環境最主要破壞者的企業逐漸開始加強環境保護，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通過環保認證體系ISO-14000的認證，企業環保科技人員的數量也在飛速增加，企業用于減少環境污染的投入也在不斷的增長，這種投入直接補充了地方環保投入的不足。但在我國現行體制下，環保產業還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目前大多數企業還只是被動地參與環保工作，因此，我國企業的環保行為對地方環保投入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尚難以判斷。

最后，地方環境保護的投入還受到國家支持的影響。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專項整頓等手段直接對地方的環保投入產生影響。

二、模型的構建

事實上，五個影響因素對地方環保投入的作用并不是簡單的線性影響。比如，地方經濟水平的提高，除了對地方環保投入產生影響外，還對環境產生重要影響，如工業化程度越高，污染物排放也會越高。[16]另外，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對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環保產業的發展以及國家對地方的支持都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五個因素相互之間也存在內在聯系。在本文中，為了簡化起見，我們構建最簡單的C-D函數理論模型：

其中，I表示地方人均環境保護投入；

A表示常數項；

P表示地方自然環境壓力；

Y表示地方經濟發展水平；

C表示地方政府執政能力；

F表示企業界的環保能力；

S表示國家對地方環保的支持；

分別代表地方環境壓力、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地方政府執政能力，企業界環境能力、國家支持對環境投入的增長彈性。

三、數據收集、篩選及檢驗

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從《2005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2005中國統計年鑒》上獲得省一級的統計數據，然后根據前面的影響分析，我們提煉出各省與地方環保投入、自身環境壓力、省級政府污染治理能力、國家對地方支持、企業界的環保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的原始信息數據②。

顯然，這些原始指標信息間存在許多強相關的重復信息，不能直接用來對模型進行解釋。根據信息充分而且損失最小化、消除指標間共線性以及盡可能減少解釋變量個數的原則，我們對多維度的三類指標：自身環境壓力、省級政府污染治理能力和企業界的環保能力，分別運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對信息進行提煉。

（一）提取和分析反映環境壓力的指標

在與環境壓力／污染物排放量相關的12個具體的排放指標信息中，根據相關性分析結果，我們發現，這12個排放信息的指標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因此需要對其進行取舍。根據因子分析③的結果，我們發現前兩個因子就能概括大部分信息，前2個因子貢獻占總方差的91.046%，說明提取前2個公共因子就足夠解釋排放信息。同時我們看到，在因子得分系數矩陣中，因子1的組成上，只有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的得分0.959最大，其他的系數都非常小，同樣在因子2的組成上，只有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得分0.978最大，其他的都很小，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因子1就是工業污染排放因子，可用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作為代表，因子2就是生活污染排放因子，可用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代表。這兩個因子已經包含絕大部分排放信息，因此在我們的實證模型中，我們就用工業固體廢棄物和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我們的地方自身環境壓力中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兩方面的替代指標。

（二）提取和分析反映地方政府污染治理能力的信息

運用同前面相同的方法，我們對反映地方政府污染治理能力的所有18個指標進行因子分析。考慮到這18個指標間數據類型（有比例數據、面積數據、價值數據）的不同，我們根據數據類型分別進行因子分析，最后留下五個能夠揭示地方政府污染治理能力的具體指標：科技人員比例、其他信息收集率、環評制度執行率、限期治理平均投資額和高污染禁燃區平均面積。

（三）提取和分析反映產業界的環保能力信息

運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對反映企業自身環保能力的四個指標進行分析后發現，它的第一個公因子就能揭示出全部信息的99.195%，而且該公因子與環保產業年產值高度相關（環保產業年產值對該公因子的得分系數為0.996），因此我們就選擇環保產業年產值作為反映企業界環保能力的指標。

（四）地方經濟發展水平指標的選取和分析

一般來說，反映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有GDP（國民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兩個指標，這兩個指標間存在高度相關性。從與地方環保投入相關聯的角度考慮，財政收入指標與環保投入的相關度更強。在本文中，我們選取人均財政收入作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指標，人均財政收入越高，則地方越有能力投資環保。

這樣，最初三個維度的36個指標經因子分析方法篩選后，剩下10個有效的指標，維度保持不變。對其進行相關性檢驗發現，它們相互之間的相關性都很弱，因此可以作為我們的解釋變量。

最后，我們對所有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進行東中西部④地區間的T-test檢驗。我們發現除了人均環保投資額、人均財政收入和地方環保產業年產值三個指標在東中西部地區間存在非常顯著（95%的置信水平）的差異外，其他的幾個解釋變量：地區環境壓力、地方環保機構執政能力和國家對地方的支持，在地區間沒有顯著差異，而且我們也沒有找到依據可能證明這些指標對地方環保投入的影響不同，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假定這些變量對地方環保投入的彈性是一樣的。另外，環保產業是最近剛剛興起的產業，該產業還處于成長的初期階段。同時，環保產業的發展還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會掩蓋地方出于經濟效益的考慮而做出的真實決策，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界對環保投資的決策影響甚微。因此，地區間存在顯著差異的變量只有：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地方人均環保投資額。數據證實，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的現狀，東部最高，其次是西部，最后是中部⑤，為我們考察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對地方環保投入的彈性提供了驗證基礎。有學者已經探討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對環境污染水平的影響，[17]但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會對環保投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本文將予以探討。

四、數據檢驗及實證分析

根據前面的數據分析和檢驗，我們構建如下的驗證模型：

將我們所獲得的數據代入回歸方程(2)，用SPSS軟件的Linearregression方法，我們獲得如下的擬合方程：

首先，F=12.743，其sig=0.000，表明該回歸方程通過了相關性檢驗。R=0.939，R[2]-Ad-justed=0.865，這表明該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非常好，解釋力達到86.5%，非常之高。在對所有回歸系數的t檢驗中，除了國家對地方支持變量沒有通過檢驗外，其他的幾個指標都在0.05的置信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而且絕大部分指標在0.01置信水平下仍能通過檢驗，這表明我們的估計參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絕大部分指標的估計參數是極其顯著的異于0。

五、結論分析

根據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1.從顯著不為0的系數絕對值大小排序看（見表2），對地方環保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中，地方政府環保執政能力①的彈性系數全部高于環境壓力和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企業自身環保能力產生的彈性系數。這表明，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環境保護投資依然主要由政府驅動，取決于政府的意愿，而環境壓力和經濟發展水平、企業界的環境保護能力對環保投資的影響相對較弱。

2.地方政府環保執政能力指標中，環保局科技人員比例的回歸系數為正且絕對值大于1，表明地方環保隊伍的能力建設（潛在的環保執政能力）對地方環保投入有強正面影響，并具有規模效應。

3.在地方政府實現的環保執政能力指標中，污染防治（環評制度執行率）、環保援助（限期治理平均投資額）、環境管理（高污染禁燃區平均面積）以及獲取信息的能力（獲取非污染和治理方面環保信息的能力）的回歸系數均為負數——這個現象值得在將來進行深入的研究。這表明，在實踐當中能完成國家規定環保指標的機構能力越強的地區，環保投入反而相對會減少。這個結果表明，地方政府執行政策能力（實現的能力和潛在的能力）的提高必然會降低地方環保投入。這驗證了地方環保機構能力與地方環保投入之間存在明顯的替代效應。該結果的另一個含義是：到目前為止，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還停留于完成國家提出的環保指標，而沒有充分發揮地方對環境治理的主動性，這也證明了為什么目前地方政府很少出現自發性的環境治理行為。

4.代表環境壓力的兩個指標（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系數一正一負，且都通過非零檢驗。其中工業固體廢氣排放物指標系數為正，這說明工業污染確實刺激了地方政府對環保進行投資，而且工業污染對環保投入的彈性系數為0.339。而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指標彈性系數為負，這表明生活污染還沒有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即使是目前有些學者已經意識到農村和城市生活污染問題的嚴重，但這些認識還有待轉化為政府決策和社會投資行為。其次，從該系數為—0.642，通過顯著性檢驗以及相對較高的絕對值來看，目前的地方環保投入結構是很不合理的，重工業污染而忽視了生活污染，最后導致生活污染越嚴重的地方，地方環保投入反而較少的現象。從地方環保投資結構解釋，現在最大的投資主體是企業，當然他們更多關注自身面臨的環境壓力，而很少關心農村地區以及城市生活污染的問題。

5.從東中西部地區人均財政收入指標系數均為正數，表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對地方環保投入具有極其顯著的正面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則地方環保投入水平也越高。此外，東中西部地區的彈性系數大小次序：東部＞西部＞中部，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對地方環保投入的彈性隨經濟發展程度提高而增大。這也驗證了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即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對環保投資具有正相關性。

6.從企業界自身環保能力指標的系數為正，表明企業界的環保能力對地方環境投入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企業界的環保能力越強，則地方環保投入的越多，這進一步說明了企業界的環境行為（環境投資、污染和治污行為）對環保績效存在明顯的互補效應。例如，浙江臺州的海正藥業一個企業在環保治理方面的投資累計已達1.7億元，這對浙江省的環保投入是一個很大的補充。雖然目前中國的環保產業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但業界對環保投資已經產生出正激勵效應了。

7.我們所歸類的因素中，自身環境壓力、地方政府環境執政能力、企業界的環保能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都對地方的環保投入水平具有顯著的影響。以環保預算內投資表征中央對地方環境保護提供的支持，本研究發現其對地方環保投入的影響不大。事實上，我們比較一下在地方污染治理項目本年投資來源中，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例只占到4.45%，而企業自籌資金占到總投資的73.82%。從這里可以看到國家對地方的環保投入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小的。在總投資的三大主要投資來源中（國家、地方政府和企業），主要還是要依靠企業來投資。因此在本回歸模型中，國家的支持系數不顯著是有原因的，也是顯然的。

六、政策建議及進一步的研究建議

我國的環境污染及環境退化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大致占GDP的5.5～9.8%(Smil,Vaclav.1996,EnvironmentalProbleminChina:EstimatesofEconomicLost)，抵消了大部分GDP增長。要有效改善這種局面，需要增加環保投入并提高其投資效率，因此在對環保投資驅動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之上，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議：

第

一、大力加強環保隊伍建設，提高環保隊伍的素質，以充分發揮環保隊伍對地方環保投入的范圍經濟效應。

第

二、轉變現有的環保投資模式，破除地方環保執政能力與環保投資之間的替代效應。設計更好的考評政策以激勵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環境保護。

第

三、加強國家對地方的環保支持力度。通過國家對地方的支持有效地調節區域間因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帶來的環保投資結構不平衡的問題。根據地方環保投資實際需求，制定中央對地方區別對待的支持戰略，適當提高國家對地方的環保投資比例，使之能對地方環保投入產生有效的引導作用。

第

四、要加強對生活污染的重視。在環保投資政策引導中加入對生活污染的分析和政策設計，真正將生活污染納入到環境保護的關注范圍中來。在綜合考慮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對環境產生的影響的基礎上，積極調整目前的地方環保投資結構。

第

五、加強企業界自身的環保能力建設。讓更多的企業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充分發揚和擴大企業對地方環保投入的正面促進作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環保投資中的作用，依靠企業自主參與和價值規律建立起更完善的投融資機制。

第

六、加強環保宣傳。不僅是對地方百姓進行宣傳，還需要對地方政府以及企業進行環境保護意識的宣傳和教育，讓他們真正意識到自身對保護好地方環境所負有的責任，變目前的被動達標執法為主動提升環境質量執法。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兩者間的互補效應，有效遏制兩者間的替代效應。

由于目前有關地方環保投資、地方環保執政能力以及地方發展水平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多，本文也還只是在這方面進行了粗淺的嘗試。地方環保投資是一項巨大而且復雜的系統工程。要真正解決如何投資、投資到哪里、如何提高投資效率、如何設計環保投資政策等一系列問題，還需要開展更全面的系統研究。包括國家如何對地方進行支持，如何發揮地方政府的投資積極性，如何引導企業加強環保投資等等問題。在今后，希望有更多的學者來研究這些對國家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

［收稿日期］2007-11-30

注釋：

①國內外對環保投資的界定范圍不統一，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環保部門的統計范圍通常包括污染治理投資和環境能力建設投資兩部分。本文中將環保投資范圍界定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

②地方環保投入原始信息包括：省內人均投資額；自身環境壓力原始信息包括：工業廢水排放總量、工業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工業氨氮排放總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工業煙塵排放總量、工業粉塵排放總量、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總量、生活廢水排放總量、生活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生活氨氮排放總量、生活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生活煙塵排放總量；省級政府污染治理能力包括：科研課題平均經費、排污許可證發放比例、“三同時”執行合格率、限期治理平均投資額、環評制度執行率、政協提案處理率、人大提案處理率、環保來訪處理率、環保來信處理率、污染排放信息公開率、污染治理信息公開率、其他環保信息公開率、環保機構平均人數、科技人員占環保人數比例、禁燃區平均面積、噪聲達標區平均面積、煙塵控制區平均面積、清潔能源使用比例；國家對地方的支持原始信息包括：國家預算內資金；企業界環保能力的原始信息包括：企業自籌資金、已辦排污申報的企業數、環保產業職工人數、環保產業年產值；經濟發展水平原始信息包括：人均財政收入。

③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揭示觀測變量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在盡可能保存原有資料信息的前提下，用較少的維度去表示原來的數據結構，簡化數據（降維），便于發現規律和本質。

④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與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廣西11省區市。由于西藏的統計數據不足，在本文中予以剔除。

⑤由于西藏的統計數據不足，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水平在剔除西藏后高于中部地區的人均GDP水平。

⑥李萬新老師在《從意愿到行動：中國地方環保局機構能力研究》一文中，把地方環保局的執政能力分為兩種：潛在的執政能力和實際實現的執政能力。潛在的執政能力包括投入的財力和人力資本，實現的機構能力又可分為：獲取信息、平衡利益、執行政策、和政策學習適應的能力。本文中涉及的地方政府環保執政能力有潛在的執政能力（地方環保局中科研人員的比例），獲取信息的能力（獲取非污染和治理方面環保信息的能力），執行政策中的污染防治（環評制度執行率）、環保援助（限期治理平均投資額）、環境管理（高污染禁燃區平均面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