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環境法價值理念實現途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目前，關于環境法價值理念的認識路徑的觀點，包括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以及可持續發展價值理念。

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也稱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簡單的說法就是視人為萬物的尺度，并從人的利益來判定一切事物的價值，它不僅主張和贊成人類對自然的征服，而且主張人類有權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好惡來隨意處置和變更自然。人類中心主義曾經歷了三種不同的歷史形態：第一階段，古代宇宙人類中心主義，其核心觀點是主張人類在空間萬物的意義上即在地緣意義上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認為人類居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第二階段，中世紀神學人類中心主義，它除了包括經過神學目的注釋過的宇宙人類中心主義的內容之外，強調人類在“目的”的意義上處于宇宙的中心地位。第三階段，現代環境倫理學人類中心主義，它主張在人與自然、人類與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中應將人類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人類的利益應成為人類處理自身與自然生態環境關系的根本價值尺度。

面對危及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問題，人類不得不對長期以來形成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進行檢視，其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的興起。生態中心主義認為，只有從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的利益和價值出發去保護整個地球生物圈，才能更好地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生態中心主義看到了人與生物、物種、自然之間的不平等，卻未深入思考隱藏在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可持續發展觀在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價值觀方面與深環境論中的環境整體主義是一致的，不同之處在于可持續發展觀在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基礎上，更承認人類對自然的保護作用和道德人的責任，以及對一定社會中人類行為的環境道德規范進行研究；對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采取整合的態度，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和自然的關系已經成為貫穿所有全球問題的軸心。生態文明是人類在充分認識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在利用自然造福人類的過程中，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進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文明成果的總和，其全新理念與價值取向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要求。在生態文明的價值觀指引下，出現了新的和諧自然觀，它是以追求人與自然相和諧為目標，本身包含著對自然、非人類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尊重，它的法律觀應當顯現為對其他物種的內在價值、生存和繼續存在的權利的認可。

環境法價值理念的理論拓展

在由傳統經濟形態向生態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對傳統經濟形態的改造和啟動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需要大量的社會投入，同時需要社會形成與之相應的生態化的經濟觀、生產觀與消費觀。在市場化條件下，應及時拓展環境法律制度的理論研究與應用空間，不斷培育和發展環境法的市場激勵機制，以實現法律調整方式的多樣化。

（一）市場機制與政府管制結合是環境法律制度的實施基礎

環境法價值理念的提出使得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生產與消費的負外部性對他人造成的影響不再通過市場、雙方的協議解決，但可以通過制度化的發展抑制負外部性對環境法律制度制定主體和相對方的影響。

未來環境法律制度中，宏觀調控、管制規范應該成為主干。對于政府失靈，則要通過民主監督、公眾參與、司法審查等加以解決。政府環境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為減緩或消除這種外部利益或外部損失，以有效調節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的沖突：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強化政府的作用；人們對環境公共物品需求增加政府的環保責任；加強政府參與合作等。

（二）環境的資產化促進環境法價值理念的實現

生態資源具有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價值，實現此價值要解決資源財產權利和社會權利的沖突，使權利配置達到平衡。環境資產化管理以環境價值管理為核心，目標是對環境資源進行經濟補償與價值實現，使環境資產收益最大化，實現資產性環境的保值與增值。而由政府作為公益的代表對環境資源的使用及分配進行有效的組織和管理，以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為導向協調社會個體利益的沖突，當政府對社會作用的性質和規模以法律規范的方式進行普遍性要求時，環境法的調整機制便逐步得以形成。

環境法價值理念的目標

促進國家環境行政民主化。環境問題最突出特點在于其利益沖突性，換言之，在環境問題上，公眾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事實上經常存在著利益的沖突，這種沖突是多層面、多方位的。各種利益的調和必須借用民主觀念、環境行政和環境司法過程來實現，唯有如此，才能夠協調多元化主體的利益沖突，才符合“正義、公平、民主”。同時，環境法價值對政府環境管理能起到監督的作用，督促政府廉政執法。

平衡公眾環境利益訴求，實現社會正義。通過環境法律制度的構建為弱勢群體環境利益的表達和實現提供專門的渠道和保障，促使決策部門在環境公共資源分配中能夠考慮弱勢群體的主張，使環境公共資源的分配趨向正義的價值理念追求，實現公眾與政府之間的密切高效合作。這種互動合作本身必然對民主生活方式的培育起到極大的推動，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環境自主治理，從而使多元化、不同層次的環境利益得到表達，并以對話、協商和妥協方式在法律框架內實現社會公平。

提高公民法律意識，滿足環境保護法制建設的要求。我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是“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歸根結底也是環境價值導向的問題。公眾環境道德素質低，導致隨意破壞環境的行為隨處可見；企業管理者的環境價值觀不正確，導致其為了企業的經濟效益而不惜以污染環境和濫用自然資源為代價；行政執法人員的環境責任感淡薄，導致其在環境執法中玩忽職守甚至放任縱容。當今法治建設的發展要求賦予和保障公民的環境權益，公民的環境維權意識是決定公民能否真正享有這一權益的決定性因素。

環境法價值理念的實現途徑

（一）憲法對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的肯認

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戰略，理應作為憲法的核心價值和目標加以確立，使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憲法中確立公民環境權的憲法地位，明確公民有享有適宜環境的權利和保護環境的義務，并在民法的權利清單中增加環境權，賦之與人格權、財產權等以同等法律地位；同時在各環境保護單行法中對公民享有的日照權、通風權、安寧權、清潔水權、清潔空氣權、觀賞權等作列舉性規定，以完善公民環境權利系統；進一步充實法人及其他組織環境權的內容，增設尊重其他生命物種生存權利的規定。這些都是可持續發展作為環境法目的理念入憲不可缺少的內容。現實生活中，環境問題常表現為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問題。在這樣的情形下，將環境權利納入民法體系只能解決將兩種利益納入同一體系的問題，而利益衡量的標準與范圍確是民法自身所無法解決的，必須有公法手段的配合與協調。

（二）以生態文明理念為指導來構建環境法的立法體系

為了構建環境法的立法體系，應該健全環境法的基本法律制度，進行市場交易型環境法律制度和政府調控型環境法律制度的的構建與轉型。一是應繼續完善現行環境收費制度，強化征收環節，保證把該收的資金收上來。二是應改進現行基本制度。在環境影響評價方面，應以評價人為活動(包括建設項目)對環境和持續發展的影響為主要內容而展開；在環境規劃方面，應按照持續發展的生產方式，制定開發、利用、保護、整治環境資源的規劃；在許可證方面，在環境標準方面，應既立足國情，同時還應與其他的制度相聯系。三是應建立一些新的基本制度，如環境審計制度、污染物源頭削減審查制度、環境損害責任保險制度等。

此外在區域開發過程中，必須重視環境建設，區域性環保立法已經成為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區域生態環境有其特點，因而應注意根據本地區環境資源的特點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不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規和規章，尊重和體現生態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提高利用效率，形成一個完備的法律體系，為區域的開發保駕護航。

(三)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環境法價值理念實現的保障

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傳統訴訟制度的突破與創新。環境侵權救濟實現目前存在以下障礙：首先是實體法上的障礙。我國還沒有在《憲法》上將環境權予以明確，環境權是一種極具公益性、由多數人共享的權利。公民個人一般不被認為具有直接的訴的利益，其原告資格不被認可，使得公民的環境權缺乏“可訴性”而最終落空，使得人們在以環境權進行環境維權時，缺少了憲政的基礎，致使環境維權舉步維艱。其次無過錯責任原則在我國立法上的理論混亂，一方面肯定了環境污染侵權的無過錯責任，另一方面又規定了以“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為加害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前提，這種規定將公法標準置于私權保護之上，與我國環境立法中的有關規定自相矛盾。再次是程序法上的障礙。原告范圍太窄，對起訴的條件規定相當嚴格，限制了環境侵權訴訟，也不利于對環境侵權的受害人進行救濟。最后是舉證難、因果關系確定難。

因此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首先，應擴大原告訴訟主體資格，將起訴資格要件擴大到“與本案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除行政管理相對人提起訴訟的資格以外，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起訴資格還應拓展到“與具體環境行政行為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賦予環保組織以環境公益訴訟起訴資格。其次，確立因果關系推定原則，舉證責任的合理配置。應明確規定原被告舉證責任負擔的范圍，讓被告對是否排污、能否造成污染、排污與損害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能否依法免責提供證據；讓原告對損害的事實和損失的大小負舉證責任。再次，訴訟費用公平負擔。當事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訴訟費用在案件審理結束后繳納；原告勝訴時，訴訟費用適當向被告轉移；經原告申請，法院認可，在必要的時候，國家可進行適當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