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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治理環境污染，成績斐然，但到目前為止，環境形勢卻依然不容樂觀。問題在于，傳統的政府主導型的行政命令管制和“排污費”手段，無法賦予污染治理足夠的經濟激勵。排污權交易實現了治理機制的創新，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與現實依據。設計、選擇合宜的排污權交易制度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制度污染治理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愈演愈烈，資源危機與環境危機交織出現使人類發展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在我國，每年我國由于環境污染導致的經濟損失呈不斷上升的態勢：1990年環境污染損失之和為367億元人民幣，約占當年GDP的2.1%；1993年則高達1085.1億元，占當年GNP的3.16%；1997年世行統計，僅中國每年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4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GDP的3%～8%。嚴重的環境污染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桎梏與“瓶頸”制約，成為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治理環境污染問題，取得了斐然的成績。然而，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行政手段有余，經濟和法律手段不足，政府在付出高昂的管制成本后，依然對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束手無策。問題究竟出在哪？我們認為，市場制度的缺位是目前環境外部性難以有效消除的根本原因。而解決的出路在于，施行環境污染治理機制的創新，整合市場、政府、第三部門的力量，構建一種集“政府外部監管、市場內部激勵、第三部門社會約束”相結合的新型治理機制———排污權交易制度。

1排污權交易的理論基礎與現實依據

長期以來，對于如何治理環境污染，實現外部成本的內部化，一直存在政府與市場的“二元效率理念”。20世紀初，庇古建議，政府應充當社會與經濟活動調解人的角色，對造成正外部性的活動給予補貼，而對造成負外部性的活動給予課稅，且補貼或征稅額應與外部性的價值相等。目前“庇古稅”得到廣泛的推崇，以之為理論基礎的排污收費制與環境稅收風行世界，在治理污染方面成效顯著。然而，與行政管制一樣，“庇古稅”同樣也存在諸多缺陷，其中，主要的問題是，“庇古稅”要求政府了解有關企業個別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全部信息，在現有的經濟技術條件下，這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現今各國政府在開征污染稅費時，往往難以找到真實的課征點，往往扭曲企業行為。與庇古強調政府干預不同，20世紀30~40年代，科斯提出一種全新的治理外部性的理論—“科斯定理”，即不管產權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產權界定清晰，在市場機制的調控下，自利的經濟主體之間的權利交易將會自動消除外部性影響，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翱扑苟ɡ怼本哂袧庥舻睦硐胫髁x色彩，其所隱含的一些重要假設，如完全競爭和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產權界定清晰在現實世界是很難實現的。因此，完全依靠市場來解決環境外部性問題也是不切實際的。

環境污染治理的復雜性，使人們意識到，治理污染單純依靠市場或政府是遠遠不夠的，一個集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優勢于一體的排污權交易制度由此應運而生。所謂排污權力交易是指由政府機構最初分配環境定額、配額或污染水平的最高限度，一旦確定則根據一系列規則，允許互相交易（Dales，1968）。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政府管理機構確定一定時期的總污染水平，并向企業發放排污許可證，企業根據許可證向特定地點排放特定數額的污染物，即實行排污許可證制度；二是排污許可證及其代表的排污權可以買賣，廠商可根據自己的需求在市場上買進或賣出排污權。排污權交易市場的形成以政府的安排與許可為前提條件，是政府調節下的市場行為，因此，可以將其看作是外部性物品私人化管理的代表。一般認為，排污權交易制度是利用市場機制來控制和治理環境污染的最有力的經濟手段。

1.1理論基礎

我們可以在一個一般均衡框架下，說明排污權交易的作用機理（見附圖）。

假設市場上只存在兩家企業A、B，分別生產YA、YB水平的產品，同時分別產生GA、GB水平的污染。企業在作生產決策時，只考慮自身的污染水平，即企業的產量與自身排污量成正比關系。整個市場的總產出（Y）則是總污染水平（G）的函數。存在如下函數關系：Y=Y（G），其中：

Y=YA+YB；G=GA+YB；YA=YA（GA），YA／GA＞0；YB=YB（GB），YB／GB＞0

附圖（a）所示：污染對生產的影響是，在污染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增加污染能提高市場產品的供給量，二者存在正相關關系；在污染達到一定程度后，由于邊際遞減規律的作用以及企業污染產生的負外部性的相互影響，市場的總產量水平隨污染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存在一個最優的均衡污染水平G*與產量水平Y*，政府根據掌握的技術條件與市場信息程度并確認G*水平的最大排污量，市場通過價格與供求的調節，確定最優的均衡產量Y*。

附圖（b）所示：在市場與政府確定的Y*與G*的約束下，A、B企業根據自己的生產狀況分享排污總量。初始條件下，A企業與B企業的產量線相切于E點，A企業獲得GA*的排污份額，產量則達到YA*的水平，相應B企業的生產—污染組合為（GB*，YB*），且GA*=G*－GB*，YA*=Y*－YB*。考慮技術條件的變化，由于A企業采用新的治污技術，產量線發生變化，由SA1轉移到SA2，在保持產量不變的情況下，污染減少，產生排污額剩余△G*，而B企業由于技術、設備老化，要保持產量不變不得不提高污染水平，產量線由SB1轉移到SB2，產生△G*水平的污染額需求量，在排污額由政府確定產權的條件下，兩個企業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由B企業向A企業支付一筆費用，購買△G*的污染權，從而A、B企業產量線重新相切于E`點，形成新的有效市場均衡。

1.2現實依據

從實踐的角度，美國是最早對大氣污染排污額實行排污許可證交易制度的國家，1976年開始建立許可證制度，1982年首次頒布排污交易政策，允許對排污削減信用進行交易。隨后，德國、加拿大、新加坡等相繼在不同領域采用不同形式的排污權交易制度。我國則于1987年在上海對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區試點排污權有償轉讓，取得良好效果。1989年正式實行排污許可證制度試點，目前已普遍推行，但許可證交易尚未開展。從已實行的經驗來看，排污權交易制度具有如下方面的優勢：

（1）信息成本低。在排污權交易制度中，政府并不需要了解有關企業生產成本與污染方面的所有信息，而將對企業個別信息的獲取、對比、甄別等成本轉移到要進行交易的企業身上，企業作為污染源是最有能力取得信息并根據信息采取對策的主體，從而大大降低社會總的信息成本；

（2）調控靈活。政府不需要對各個企業設定剛性的排污標準，只需要確定一個時期總的排污水平，將企業的個別排污水平交由市場自行決定，同時通過發放或購進排污權等公開市場操作控制排污權的價格和供給量，進而間接影響各企業的污染水平；

（3）激勵作用顯著。排污權交易通過市場需求來確定單項排污權的價格，企業產生的排污權剩余能給污染企業帶來“看得見”的經濟利益刺激，在促使企業減少排污，進一步采用治污新技術等方面激勵效能高；

（4）為第三部門提供活動平臺。環保組織如對現有的排污水平不滿意，只需在交易市場上，以一定的價格購入相應水平的污染權并予以“凍結”，就能有效緩解污染狀況，操作簡便，效果顯著，能一改以往第三部門在制裁污染行為過程中面臨的程序繁瑣、渠道狹窄、效果不佳等情況。

2排污權交易制度設計

眾所周知，市場交易制度的有效運作，離不開政府在構建制度、完善法律、制定規則乃至監督懲罰等方面的調控與干預。治理環境污染歸根到底屬于公共事務，即使在排污權交易市場上存在政府、市場、第三部門三大主體，政府的地位仍然要高于其他部門，因為，它在其中從事的是搭建整個市場框架的基礎工作，扮演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鑒于此，排污權交易制度設計首先要在制度安排中界定政府的功能與作用，實際上，也就是為從事市場交易先行構建一個完備的制度和規則框架，為此，政府應在如下方面有所作為：一是產權的確立；二是規則的制定；三是秩序的維護；四是關系的協調。

毋庸質疑，政府從事的搭建市場框架的基礎性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從技術的層面來說，各國、各地區根據自己的實際選擇合宜的許可證制度和交易規則顯得更為關鍵。目前，根據各地情況的差異可設計三種許可證制度及交易規則：

2.1環境許可證制度（APS）

政府簡單地在每個地區發放排污限額一定的許可證，這些許可證代表在該地區可允許的污染物總量。準確地講，企業獲得的排污許可限定的并不是它的排污量，而是代表特定地區環境容量對其污染的承受能力。APS制度下，某個地區單項排污量污染程度高的企業將不得不向污染程度低的企業購買同等比例的排污權。而由于一個企業的污染影響了不同地區，且影響程度不同，一個排污企業必須對受它影響的每個地區的許可證數量進行優化組合，在每個市場都從事交易，對企業而言，成本是高昂的。

2.2排污許可證制度（EPS）

該制度下，許可證代表的是企業的排污量。政府要將特定地區劃分成不同的地帶，每個地帶的排污企業可以在一對一的基礎上進行排污權交易。這也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指的排污權交易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存在的問題是，由于各個企業排出的污染物污染含量不同，一對一的交易忽略了這種含量方面的差異，對污染嚴重的企業產生“負激勵”。

2.3污染補償制度（PO）

在這種制度下，許可證是根據排污量來確定的，但排污量不允許一對一進行交易，而是根據各企業單位排污量污染物含量的不同來確定市場交易的比例系數。雖然許可證是以排污量來計算的，遵循EPS原則，但許可證交易實際上是按APS原則，以排污對環境質量的影響來調節的，因此，該制度融合了APS與EPS的優點，更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