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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工業生產水平也得到極大提高。人們在享受工業生產給社會聚集的巨大財富，給生活帶來的便利和舒適的同時，人們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卻也在遭受著空前的污染和破壞。環境和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經濟發展保障人類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與之俱來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又給人類生活帶來了災難和隱患。為了打擊破壞環境的犯罪行為，保護廣大公民的生命健康、公私財產的安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節專設了破壞環境資源罪，規定了一系列污染環境和破壞自然資源的犯罪，其中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條。但是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在理論和司法實踐中都存在諸多問題，本文僅選取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進行探討。

一、對刑法學理論界關于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的觀點述評

在刑法學理論界，關于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主觀方面的爭議很大，但是概括起來不外乎以下幾種：

1.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是違反國家環境保護法規規定的行為，而仍然實施，過失不構成本罪。[1][1]

2.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但是這種主張又可以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主要是過失但是也不排除故意，即一般或者多數情況下表現為過失，個別或者少數情況下表現為故意，且多是間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非法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廢物行為會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而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2][2]。第二種觀點認為主要是故意，而且多是間接故意，但是也不排除過失。

3.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即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會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本應當預見，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雖然已預見但是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狀態。至于行為人對違反國家的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廢物這一行為本身則通常是故意的。[3][3]

4.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包括故意、過失和無過失。行為人無論是故意或者過失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有重大環境污染行為的，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如果污染行為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即使行為人不是故意或者過失，也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依法可以免責的除外，如戰爭、自然災害等引起的。[4][4]

在上述這些觀點中，第一種觀點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第

二、四種觀點均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包括故意（主要是間接故意）。就第一種觀點而言，我們認為，首先，這種觀點沒有區分對行為性質的主觀心態和對行為結果的主觀心態，即沒有區分行為人對行為性質的認識因素和對行為結果的認識因素。從刑法第338條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描述來看，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屬于依法定結果作為構成要件的結果犯，這就要求我們主要應當分析行為人對行為結果的主觀心態，而不是對行為性質的主觀心態，至于行為人對行為性質的主觀心態即行為本身是故意還是過失并不影響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認定。實際上，現實生活中以明知行為違反國家規定而為之是常態。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行為人對行為結果的主觀心態則明顯是過失。其次，我們知道，直接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希望其發生的心理狀態。其認識因素有兩種情況：一是明知其行為必然會發生某種后果；二是明知其行為可能會發生某種后果。其意志因素是希望，即犯罪人對于危害結果抱著積極追求的態度。換言之，這個結果的發生，就是犯罪人通過一系列犯罪活動所需達到的目的。[5][5]而現實生活中我們可想而知，環境和人類息息相關，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人類無法回避環境污染給自身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很難想象行為人會去追求或者希望污染環境危害后果的發生，所以，我們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應當排除了直接故意的可能。就第二種、四種觀點中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包括間接故意而言，我們認為，如果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不包括直接故意那么就同樣不應當包括間接故意，因為同屬故意僅因為表現形式不盡相同就要將它們區別開來，分別定罪量刑，間接故意就定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直接故意就定投放危險物質罪，實在是不能讓人信服的。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即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由過失構成。理由如下：

第

一、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處罰以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造成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為條件，否則不作為犯罪處罰。這是過失犯罪的基本特征，根據過失結果無價值理論，我國刑法中過失犯罪都以發生某種嚴重后果為前提。第

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有兩個量刑幅度，造成嚴重后果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由此看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與其他過失犯罪的法定刑完全一致。如刑法第134條重大責任事故罪，第233條過失致人死亡罪。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如果包括故意犯罪的話，顯然法定刑偏輕，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因此，從法定刑方面也可以推論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屬于過失犯罪。[6][6]第

三、“事故”一詞是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被定為過失犯罪的原始依據，“事故”就是意味著突發的意外的變故或者災禍，包含有出乎意料的意思，這與過失犯罪的心理特征相吻合，也符合立法者懲罰環境犯罪的立法原意。

二、主觀方面持故意態度可以構成其他罪

前面我們已經論述過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排除故意，但是現實生活中不乏不僅對違反國家規定的行為且對嚴重后果都持故意（主要是間接故意）心態的例子。如下面這一案例：江蘇省張家港市港口鄉泗安村向陽化工廠系一家村辦小廠，連廠長共5名職工。該廠只有一間平房、兩只鐵鍋和幾口大缸，瀕臨倒閉。1988年，曹保章承包了向陽化工廠。在明知本廠無能力處理含氰化鈉、氰化鉀等有毒工業廢渣的情況下，于1989年1月4日與上海鋸條總廠簽訂了處理鋼鋸熱處理產生的含氰廢渣的協議。協議規定：自1989年1月起，上海鋸條總廠將每月約10噸的含氰廢渣委托向陽化工廠處理；向陽化工廠必須按當地環保部門規定處理含氰廢渣，堅決杜絕二次污染，不能存放在露天場所等等。簽約后的當月，曹保章即派職工兩人雇本村李正華的一條渡船到寶山區劉行鄉上海鋸條廠熱處理車間裝運含氰廢渣。臨行前，曹保章對3人說：“下腳料有毒，不要帶回來，偷偷扔到河里，千萬不要被人看見。”于是，三人遵囑行事，含氰廢渣全部被拋入沿途河中。事后，曹保章將此“妙法”告訴陸垣福。陸垣福稱贊說“這辦法好!”此后，每月都有10噸含氰廢渣被拋入寶山區、嘉定縣及江蘇太倉縣的水域中。自1989年1月至1991年8月，曹保章指使陸垣福、陳祥興等人先后25次將294噸含氰廢渣拋入水中，折合成純氰化物20多噸，致使大面積水域遭到嚴重污染，大量魚及水生生物死亡，當地自來水廠停止供水，部分企業停產，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10多萬元，并給環境和人民群眾身體健康造成巨大潛在危害，也在群眾心理上投下了恐懼的陰影。與此相對應的是曹保章等人從處理費、運輸費等方面牟利7.3萬多元。[7][7]眾所周知，過失犯罪，或者是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的疏忽大意的過失或者是已經預見但是輕信能夠避免的過于自信的過失，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從根本上說危害結果的發生是完全違背行為人的主觀愿望的。而本案例中，曹保章為牟取暴利，明知本廠無處理含氰廢渣的能力卻簽訂協議，而故意向水域投放含氰廢渣，造成水生生物死亡，自來水廠停止供水，部分企業停產等重大公私財產損失。這種主觀心理狀態已超出了過失的范疇，至少屬于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間接故意的內容。[8][8]那么針對這樣的案例，在司法實踐中我們應當怎樣適用法律怎樣定罪呢？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仍然應該按照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來定罪處罰。這也主要是主張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包括故意至少是間接故意的學者所持的觀點。另外一種認為，如果明知而故意為之，則不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而應根據其行為的主客觀要件等犯罪事實，是什么罪就按什么罪論處。[9][9]

我們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排除故意，所以不贊同第一種觀點。且如果一定要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定罪處罰，則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法定刑相同，也有悖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當然也不能不處罰，否則將導致過失犯罪受處罰，而主觀惡性更大的故意犯罪反而不受處罰的更不合理的局面。我們贊同第二種觀點，認為應該根據行為人的主客觀要件事實按相關的故意犯罪論處，它是解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適用法律尷尬局面的正確做法。

實踐中，如行為人明知自己非法處置危險物質的行為會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財產的安全，而仍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則應當以投放危險物質論處。進一步說實際上很多情況下刑法中關于投放危險物質罪的規定都可以解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險犯和故意犯的處罰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4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過失犯前款罪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114條規定了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危險犯情況，第115條規定了它的故意犯和過失犯。首先，從條文可以看出投放危險物質罪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行為對象有相似性，前者為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后者為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行為對象的相似性讓它們有了競合的可能性。其次，我們是認可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客體持廣義客體說的觀點的。即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所侵犯的客體不僅是國家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而且包括生態環境利益和公民的人身權、公私財產權。既然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侵犯客體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公私財產權，且由于環境污染的廣泛性和普遍性，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也是對公共安全的侵犯。因為所謂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數人生命、健康的安全和重大公私財產的安全。所以我們認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和投放危險物質罪的侵犯客體也有相通之處，但是側重點仍然有不同，前者首先侵犯的國家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其次是公民的人身權、公私財產權；而后者直接侵犯的就是公共安全。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利用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完善規定即它關于處罰危險犯的規定和它明確懲罰故意犯罪的規定來彌補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不足，當然這是在符合投放危險物質罪構成要件的前提下進行的。具體說來是當主體、客體、客觀方面都相同的情況下，僅因主觀方面的不同可分別定罪量刑，即當主觀方面是過失時定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當主觀方面超出過失的范疇如是間接故意時定投放危險物質罪。兩個法條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根據具體情況具體適用。這樣可以有效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時遇到的尷尬問題，即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不包括故意，但是現實生活中又不乏主觀為故意的案例，這時我們該怎樣定罪量刑的問題。如此適用也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可以有效懲治環境犯罪，遏制環境污染的強勁勢頭。至于過失投放危險物質罪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區別，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考慮：一是主體范圍不同。投放危險物質罪是以自然人為主體的犯罪；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體是單位和個人。二是侵害的客體不盡相同。正如前文所述，也正如刑法第338條所描述的那樣：違反國家規定…，重大環境污染罪是以侵害國家對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的管理為前提的；而投放危險物質罪則不一定。三是法條競合的情況。過失投放危險物質罪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相互間存在重合或交叉關系，當一行為同時符合兩個法條的犯罪構成時，是法條競合的情況，應當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重法優于輕法的原則來處理。此外，我們認為，區分兩者的差別還有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看行為人的過失這一心態是對會么而言，如果是對行為的性質和行為的后果都持過失心態，則可以認定為過失投放危險物質罪；如果對行為的性質持故意心態而對后果持過失心態，則可以認定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

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觀方面認定應當采納嚴格責任

關于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能否適用嚴格責任的紛爭歷來不斷，其癥結點在于對嚴格責任的涵義不明、不統一，且與無過失責任、絕對責任等相近概念在使用上存在混亂。嚴格責任和絕對責任的概念本來自英美法系，當被引進我國時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對嚴格責任和絕對責任的涵義產生了曲解。博登海默說過：“概念是解決法律問題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沒有限定嚴格的專門概念，我們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問題?！盵10][10]我們也知道，概念是對事物本質和特征的高度概括，它決定著事物的屬性、功能、地位和作用，同時也是我們邏輯思維的起點。[11][11]如果概念不明、不統一，肯定與否定并非指向同一對象，那么爭議再多也是枉然，也不會有什么有意義的結果。

嚴格責任經歷了一個漸進和緩慢的演變過程，我們認為，現在討論的嚴格責任是這樣一種情況：對于某些特殊的犯罪，法官并不把犯意作為決定刑事責任的先決條件要求檢察官加以證明，只要行為人實施了一定的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并導致了某一法定的危害結果,而行為人又不能證明自己主觀上不存在過錯，包括已盡自己的能力去注意和避免，則行為人可能被判有罪。就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而言，是指當行為人違反國家規定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出現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控訴方不能證明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即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出于故意還是過失，而行為人又不能證明自己主觀上不存在過錯或者雖然有過失但是已盡能力避免或者有其他合理的辯護理由時，就推定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過錯而要其承擔刑事責任的情況。而絕對責任是指對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犯意并不是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犯意的存在與否，不僅檢察官無需證明，而且行為人也不能據此作為辯護的理由；即使行為人不存在值得譴責的過錯，即使行為人的行為是基于合理的錯誤認識，即使行為人認為自己具有犯罪定義所規定的某個特殊的辯護理由，只要檢察官證明被告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行為人就能被定罪。[12][12]

搞清楚嚴格責任的內涵和外延之后，我們會發現，就其實質內容而言，嚴格責任和我國民法的過錯推定相一致，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26條規定的建筑物致人損害。而絕對責任則對應于我國民法的無過錯責任（通常我們也叫做嚴格責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24條規定的環境污染致人損害。所以我們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嚴格責任并沒有違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它并沒有否認罪過作為犯罪構成的必要構成要素，它只是將證明自己沒有故意或者過失罪過表現的證明責任適當轉移給行為人承擔。在行為人的行為經控方證明是存在的情況下，如果行為人能提出合理的抗辯事由以證明自己在實施該行為時不存在過錯，或者在過失的情形下證明自己已盡注意的責任，則會被判無罪，反之則會被定罪。但是在絕對責任的情形下，被告人有沒有犯意并不需要檢察官證明，被告人也不能以此作為辯護的理由，只要被告人實施了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即被定罪。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絕對責任由于其不問主觀過錯有客觀歸罪之嫌，所以絕對責任的適用受到了極其嚴格的限制，而嚴格責任由于現實社會的需要還有比較大的適用空間。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環境污染有其特殊性，即其具有專業性、技術性、長期性、隱蔽性、后果嚴重性和難恢復性的特點，如果無視這種特殊性，仍然按照傳統的過錯責任原則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勢必造成一部分重大環境污染者逃脫刑責。為應對這種特殊性，我們認為，應當在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中引進嚴格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