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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傳統的農產品數量劇增被稱為農業的顯性革命，而農業隱性革命在產量上的變化是不明顯不突出的，但正是這種沒有帶來數量劇增的消費結構變化卻推動了農業的快速發展。近幾年，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趨于多樣化，消費水平逐步提高，從而觸發了農業種植結構由單一的糧食蔬菜的種植向多種形式的種植模式的轉變，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使農業產業發生了隱性的農業革命，中國的農業隱性革命是我國的消費結構和種植結構發生改變所引起的中國農業整體結構發展升級。同時，我國農業生產發展面臨著農業基礎設施薄弱、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緩慢、現代科學技術落后以及現代經營主體發育不足的實際情況，針對農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應建立新型經營主體+現代技術+綠色農業模式，從調整農業的結構、生產規模，以及發展現代技術等方面尋求一條適合中國農業未來發展的道路。

［關鍵詞］隱性革命;農業結構;農業發展;農業轉型;現代農業

一、農業隱性革命產生的背景

黃宗智、彭玉生在2007—2010年期間針對我國食品消費和農業結構進行了詳細的統計和估計，中國的食品消費正從傳統的8∶1∶1，即八成糧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模式快速轉化，當前的比例可能約為5∶2∶3，蔬菜的比例快速上升，同時糧食的消費比例在下降。而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水平如果能夠進一步提高的話，那么消費比例轉化的終點可能是4∶3∶3［1］。這個轉化的背后動力主要是由經濟結構轉型所帶來的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首先是食物消費需求多樣化，主要體現于對肉食和蔬菜水果的需求，其次是非農部門收入提高。市場上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動導致農業生產結構的改變，表現為農業生產從傳統的大規模的以糧食為主的種植轉向以品種豐富的果蔬種植為主、從單一的種植業轉化為種養加結合的多樣式種植業。中國的隱性革命其實是由消費結構變化所推動的農業革命，傳統的農業革命主要見于產量的變化，之所以說“隱性”革命是因為一般觀察不到有突出的食品消費和農業結構的變化。1985年以來的30多年中，中國的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面積，雖然略有增長，但并不顯著。與非農部門的快速發展相比，農業部門發展的速度相對滯后。但就在這一相對滯后的情況下，中國農業發生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與傳統的農業革命不同，傳統的農業革命主要表現為糧食產量的數量變化，動力來源是農業本身發展。例如，英國的農業革命中的牲畜放牧與使用、現代西方農業革命中的機械和化肥使用，以及二十世紀后半期發展中國家“綠色革命”中的科學選種與化肥使用［2］。而中國隱性革命的動力則來自非農業自身的發展，即農業之外的因素所導致，因為大部分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是停滯或變化不那么顯著的，以及因消費需求轉化所導致的農業結構轉化以及其所附帶的產值變化，而后導致農業本身的一系列變化，這與傳統的農業產業革命很不一樣，因此很容易被忽視。

二、中國農業隱性革命的本質:農業結構的轉型發展

(一)消費結構和種植結構的轉變

促進了農業隱性革命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刺激了產業的結構調整，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決定產業結構調整進程，因此，消費需求結構變化決定了產業結構調整方向。需求偏好相似定律認為，如果兩國(地區)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則它們的需求結構也相似。近年來，我國整體消費需求逐步與中高收入經濟體趨近，消費需求升級、生活質量提高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拉動力，從而帶動農業產業的升級［3］。由于人們的飲食結構發生很大調整，從而改變了以種植水稻為主要糧食消費的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另外，收入水平的逐漸提高帶動了人民對高質量、高品質的食品的消費。1978—2005年，國內居民消費以糧食作物為主要消費品，在2011—2015年的五年時間里，糧食類的消費價格指數逐年減少(見表1)，人們熱衷于對蔬菜水果以及高品質的大米的消費，對肉、蛋、奶基本消費需求變化不大，更加關注食品的營養成分和品質，大部分消費者提高了有機蔬菜、肉類的消費，減少了油脂類食品的消費。飲食消費結構的改變是促進農業產業結構改革的直接動力。

(二)工業部門發展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轉型發展

目前，中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過渡階段，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客觀條件［4］。在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時代，我國農村走出了一條特色道路———“農村工業化”，即以村莊和城鎮為基礎的鄉鎮企業的廣泛發展，它最初始于一種廢品舊貨工業和對城市貨物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工業化發展不僅促進了農業部門發展，而且推動了新型農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型和升級［5］。工業化思路可以有效地破除傳統農業的觀念，將工業產業中的管理模式、組織方式等引入農業生產中，從而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益。如表3所示，工業部門吸收了一部分農業轉移的勞動力，使得一部分農民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實現工農要素之間的流動。隨著工業的增加值逐年增長，工業化發展有利于改造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促進農業像工業產業一樣集中化、規模化發展;有利于農業部門科學布局生產種植基地，改善農業生產結構的不足;有利于農業產業化的繼續深化發展，工業化創造的財富能夠推動傳統農業部門的產業發展，進一步轉向更高效的農業服務業，農業部門從而得到快速發展。

(三)土地流轉促進農業結構的轉型發展

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被視為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需要各種生產資料投入要素聯動配套共同作用。農村土地流轉是促進要素流動的重要途徑［4］［6］，農地流轉的主要是土地的經營權。農村土地流轉以確權為基礎，以放活經營權流轉為目的，從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動性。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有利于實現農業效益的最大化，為企業擴大經營規模提供政策保證，有助于改善農業的生產結構。另外，土地流轉有效地減少了耕地撂荒現象，促進土地資源有效配置。通過土地流轉，增加了農業投資機會。各種社會發展要素參與到農業經營中，為農業生產效益的提高和城鄉統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社會資金對現代農業的投入不斷增多。土地經營權流轉為農業生產向高效農業、特色農業、規模農業的發展提供土地保障。

三、農業隱性革命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阻礙因素

(一)農業基礎設施落后難以有效支撐

我國農業結構的轉型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礎條件，同時也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先行資本、農業穩定發展的產業基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支撐［7］。在發展中國家，完善的基礎設施能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農產品的生產成本。由于長期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的影響，我國依然呈現出城鄉分離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格局［8］。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相差較遠，我國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國民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比重偏低，平均維持在3%左右。截止到2016年，國家加大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投入，比重達11．5%左右，固定資產投資中基礎設施投資約140005億元，較上年增長19．0%，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農業生產具有很強的內在風險性，農業基礎設施具有減小農業生產風險的作用。當前我國的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現有農田水利設施對調節、改善農田水分狀況和地區水利條件作用不明顯，大型水利設施項目較少。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集中在城市，對農村的建設較少，農業基礎設施結構不合理、配套不完善、質量低的情況較為突出，標準化農田建立緩慢，農田的規整度不一，產量低、綜合效益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于農村的經濟發展，農村的教育和文化沒有得到更多的發展，致使農業的后發力不足。

(二)農業金融體系建設緩慢難以有效拉動農業結構轉型

國家沒有制定一個長期的適合農村農業金融發展的目標;農業金融機構管理分散，農業發展過程中農戶信貸需求旺盛，但農業金融機構的農業發展資金欠缺，農業資本投入到農業范圍的資金有限［9］。截至2016年年末，農村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人民幣貸款余額14．98萬億元，占總支出的9%，城鄉金融機構發展不均衡。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存在體制建設不健全、資源配置不合理、農村金融的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不相適應、村網點覆蓋率低等問題。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農村信貸發放規模有限，主要針對農村企業組織集體。為了控制風險，金融機構的農村業務大多局限于有擔保或質押品(一般金融機構界定農村自住房不能作為抵押品)的農民個體。而資產低的農戶，難以從正規金融機構貸款［10］。農村資金獲取渠道少，農業資本投資率低，農業收益少。農業資金投入短期內沒有效益，資金回籠速度慢，利潤不高。農村金融發展速度慢，金融企業入駐農村數量少，不能滿足農村經濟主體的正常金融需求，農村的期貨市場和保險市場的建設相對城市滯后，農業是高風險弱質產業，農業面臨的自然災害較多，具有收益不確定性，農村經濟前后期投入較多，農村資金的流動性較差，資金鏈容易斷裂，同時農村的金融監督體系建立慢，對農業的保障體系建設不完善，投入農業的專項扶貧資金缺位。農業建設的二次運輸和研發成本較高，難以實現農業的快速發展。

(三)現代農業技術發展難以有效促進農業結構轉型發展

技術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產品供給方面有巨大的作用［11］。現代科技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支撐，糧食產量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的進步。以現代農業技術為核心的農業生產是提高我國糧食產業競爭力的保證［12］。農民一旦認識到可以運用新技術得利，便會推進農業的發展和現代化。從農業技術的效率角度看，農業技術效率對改善傳統農業的弱質性、提升農業的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改造傳統農業，農業技術的實施面臨著成本問題，農業的發展需要依靠先進的技術。受成本“地板”和價格“天花板”的雙重擠壓，農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為此需要依靠農業技術創新。現實情況是我國的農業機械設備造價成本高，并且使用開發力度不高，沒有達到使用效率最大化的原則。現代農業技術對于農戶(特別是地區偏遠且知識匱乏的農戶)來說很陌生，無法實現向全國各地區農戶推廣農業技術的可能條件以及預期的合理判斷。加上高投入高消耗方式造成的資源浪費，過量生產使得產能過剩，資源無法合理配置，效率不高使得農業轉型發展困難。

(四)現代農業經營主體發育不足難以有效推進農業結構轉型發展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農業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的決定因素，是農業發展的支撐力量和微觀基礎［13］。我國農村現在仍以傳統的一家一戶“小農生產方式”模式為主，絕大多數農戶還只是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體”，沒有成規模化的農業產業越來越難適應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面臨嚴峻的形勢，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就業;經營主體老齡化、兼業化、低質化傾向明顯，今后“誰來種地”等問題日益嚴峻，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成為當務之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指在保證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前提下，有一定經營規模、集約化程度高、市場競爭力強的農業經營組織和有知識、懂技術、會管理的職業農民。當前我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剛起步，農戶對現代農業技術裝備和農業技術方法適應性周期較長，農業收益短期不大;農戶組織化程度低，難以運用現代農業組織來改造傳統農業。經營主體發育不足造成后期的生產經營遇到瓶頸，難以有效推進農業結構轉型發展。有限的新型經營主體的技術水平、市場意識和管理能力都相對不足，與市場機制對應的激勵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現代財務機制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小生產與大市場，分散經營與適度規模，發展環境與農業發展等方面的矛盾依然突出。

四、農業的未來出路:結構轉型到提質增效

經驗表明，一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軌道后，長期增長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為結構變動促進增長的經濟追趕階段;后期為要素/產出比例趨于穩定的均衡發展階段。農業轉型發展過程中，前期需要結構變動促進農業增長，后期需要穩定要素產出比，在效率和質量上面做文章。因為農業提質增效是牽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動力［3］。現代農業生產方式表現為分工的深化，通過規模化生產獲得農業規模收益，其核心是農業勞動效率持續提升。根據庫茲涅茲定律，勞動力從低效率的農業轉向高效率的工業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必須立足我國的實際國情，要以改革現代化農業生產關系統領全局，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供給為主線，以優化農業產能和增加農民收入為目標，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大力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

(一)選擇適度經營規模的家庭農場模式中國小農場模式的發展是在現代農業科技進步、政府以及組織集體支持的基礎上發展的。要實現小農場發展模式推動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就必須改變農業產業產能低效和農民收入水平不高的現狀，讓土地真正成為農民生活的保障。近30多年的工業發展以及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農業中的小規模過密情況。面對小農經濟仍然長期存在的事實，中國農業的將來仍需依賴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模式，其出路不在大農場而在于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在少量的土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勞動生產效率，從而滿足人們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新時代要發展小規模勞動密集型農場，發展適度規模、多種經營的現代農業，減少農村隱性失業，提高農民的收入，緩解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過剩和收入低的問題。因此，具有適度規模、能夠持續發展的小農式家庭農場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相當關鍵的一面。

(二)提質增效促進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我國農業發展需要由增產導向向提質增效導向轉變，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轉型升級。要堅持市場導向，著力調整優化農業生產種植結構，加快推進產業向“三區三園”集聚。“糧改飼”將成為農業結構調整的主流方向，糧食消費數量的減少引導著糧食向飼料的轉變，要充分利用我國“糧改飼”的政策發展種養加產業的融合。鄉鎮企業要順應市場消費需求變化，減少低端供給，改善農業部門的生產結構，拋棄污染低效的產業，減少產能浪費。通過調整供給和需求，打造農業新生態，實現全環節產業鏈的升級，從而為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創造出有吸引力的盈利模式。以農業特色和現實生產情況為基礎，發展各地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優化農業區域布局和農業產業結構，穩抓糧食生產。融合三次產業發展，要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加強服務業和農業的融合，把產供銷、貿工農、科教研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體化的經營體制。推進土地流轉，建立高標準農田，規范化生產體系，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推動農村的資本流動速度，形成投入—流轉—資本—投入的良性循環系統。加快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能夠有效調整土地資源的分布，從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能夠促進農業生產效率持續提高，農業就會產生盈利的可能和機會。

(三)應用現代技術的新農業將得到發展政府部門需要注重體制改革、機制創新，要強化科技創新，支持農業應用機械研究，促進農業技術創新成果在農村地區廣泛應用，加快技術創新步伐，增強農業內生發展動力，加大對農業技術研發的投入，開辟農業科技新領域，提高農業科研資金利用效率。強化農業產業技術初創新和集成創新能力，打造現代農業產業技術創新高地。轉型升級種業創新體系、育種機制與模式、種業交易系統，提升種業行業的創新力和競爭力。積極推進產學研的有效結合，加快農業科技成果運用和轉化。建設一批懂技術、懂農業的職業農民和發展一批新型農業科技型企業、培養造就“愛農村、愛農業”的“三農”工作隊伍，提升基層農技推廣服務能力，推進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扎實推進制度下鄉。同時將“引進來”與“走出去”有機結合，實現我國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

(四)質量+綠色農業助推農業“隱性革命”持續發生國家已經將質量和綠色作為振興“三農”的動力源和內生力，加快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大力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三農”工作要以推動高質量農業為中心，推進質量興農、綠色興農，推進農業標準化產業的建設，切實加強農村執法監管，加強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推進信息化與農業融合發展，實施品牌提升戰略，強化現代要素集成運用強產業。保護環境和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提供更多更好的優質農產品及相關服務，促進“三農”向質量提升轉變，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通過消費倒逼農產品質量安全生產。要堅持綠色理念導向，促進農業的綠色化生產，持續推進農業投入品減量，加快推進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提高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為了減少農業生產不確定性風險，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村金融體制，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推進農村金融機構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與發展，促進金融機構積極開展合理、有序的市場競爭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通過質量提升、有效供給，促進農產品消費，實現農業“隱性革命”持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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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匡遠配；李姍姍 單位：湖南農業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