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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農業戶口階層

“農業戶口”是指落戶在農村社區、與農業生產相聯系的人口,而城鎮是由從事工商業等非農業人口構成的社區,那么,城鎮怎么會出現農業階層呢?城鎮與農業這兩者的結合不就顯然形成悖論嗎?然而在中國社會實際中,這一悖論現象就是現實,它代表的是權威身份界定與個人實際活動的背離。那些來自于農村地區、其“農民”或“農業”身份沒有或未能得以轉換的人,卻需要在城鎮社區從事生產、經營,乃至長期居住、生活。城市社區中農業戶口階層與其它階層區別開來、突顯出來,或者說,這一階層在城市社會中的階層認同邊界,是階層成員的個人身份構成的,即由戶籍身份決定的①。戶口身份決定了他們與一般市民的差別,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第一,在社會認同方面,表現為“農民”與“市民”的區別;第二,在社會關系整合方面,表現為“外地人”與“本地人”的地緣區分;第三,在社會分配動力學體系方面(倫斯基,1988),又延伸為“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差別。城市是文化和文明發展或進步的象征,城市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相對于農村社會而言,無疑具有多方面的優越性。城市的發展,城市的中心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著農村居民,為農村居民提供與以往所不同的機會,拉動著他們流動,促進了農村分化轉型。從世界各國城市發展的經驗來看,城市人口的增長乃至最終超過農村人口,主要依靠農民的分化,也就是大量農民流向城市。

因為,如果僅僅靠城市人口自然增長,農村人口按照同樣的方式和速度再生,而沒有向城市轉化,那么,社會中城鄉結構也就處于相對靜止狀態,不會有實質的變遷。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施堅雅曾提出:農村居民總是極力“沿著城市階梯向上爬”,在他們的觀念里,“外出是家庭、門第、村莊、市場社團、縣甚至府的一種極端形式。特殊的地方培植了為‘輸出’提供很多機會的城市的特殊職業技術”(斯金納,1991:111)。可見,農村居民極力地涌向城市、向城市流動,并不是一般宣傳中所說的那種“盲流”,或非理性的流動,而是理性人的自然選擇,同時也是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從體制上看,城市社會中的農業戶口階層,大多屬于計劃編制外的職業群體;從階層地位的角度來看,他們屬于非市民的“邊緣人”。

本次對問卷調查的對象主要為城鎮居住戶,共獲得有效樣本4697個,其中被訪者為農村戶口的共有157人,占3.3%(見表1)。因此數據所反映的城鎮農業戶口階層只代表已經在城鎮定居但沒有取得合法城鎮常住戶口的那部分人,通常人們所說流動人口或打工族,如北京市的“浙江村”、“新疆村”、“安徽村”以及“河南村”等等(王春光,1995),他們大多集中在城市邊緣地帶和城鄉結合部或者是城市近郊,租住民宅,在城市長期經營生活。本次調查中的數據,不包括這些沒有定居下來的流動的外來工或流動人口的階層。城市農業戶口階層性別的構成表現為女性比例超過男性。由此表明,中國非體制內的鄉—城人口遷移中,存在著女性在流動人口中占多數的現象。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城鄉聯姻與投靠,即農村戶口的姑娘在流動的過程中,嫁給了城里的男子,從而得以定居下來。而相比較而言,流動中的農村男子,幾乎不可能通過與城里姑娘聯姻這一階梯,獲得在城市定居的機會。馬俠和王維志等人主持的74城鎮人口遷移調查的結果也顯示,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城鎮,婚遷和隨遷的遷入人口當中,女性的比例都高于男性(馬俠、王維志,1994)。

城鎮中農業戶口階層的地位

城鎮農業戶口階層的受教育水平以初中為眾,初中以下占71.4%,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寥寥無幾,僅占6.4%。與城市戶口居民相比,城鎮農業戶口階層的總體受教育水平明顯要低。從政治地位來看,城鎮農業戶口階層中具有黨員身份的人比例很小,97.4%的人屬于非黨員。盡管樣本量不大,但這一結果基本符合現實中的情況。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中,政黨組織更多的是在干部和工人當中發展其組織成員,而在農民當中發展的比例極小。在中國社會,職業身份既是分工的標志,也是地位的象征,又是流動的條件,個人上升流動需要經過身份的轉換,如工人要提拔到領導崗位,首先必須“轉干”;此外,職業身份又與戶籍身份相連。根據調查數據顯示,城市中農業戶口階層中,成為干部的僅占1.3%,工人占27.5%,農民占37.9%。

由此可見,他們在城市社會職業和身份轉換比例并不高,同時也說明他們被城市社會的整合度不高,維持農民這種與城市社會結構特質不相稱的身份的人仍占多數。從工作單位的性質來看,較多的人為個體戶。改革開放以后,城鎮私人經濟領域的拓展,為農業戶口階層在城鎮生存和生活提供了重要機會。隨著私人經濟領域的開放與擴大,來自農村的勞動力轉移無疑可以繞開體制的限制,獲得體制外的資源。如果從“潛功能”角度來看,個體戶、私營企業、自雇傭者或自由職業者的出現,表面上是一種就業體制的轉變,其潛功能在于擴大了個人自主選擇和經營權利。統包統配的就業體制的社會功能在于它為某些人分配特權,同時限制其他人的權利范圍。城鎮居民之所以要等候國家分配就業,一方面是為了獲得那部分特權,另一方面也因為個人選擇受到限制。個體經濟部門在現有的體制中,主要依靠個體自身的力量和資本,而較少得到權力的分配和支持,因此在權力體系中的位置相對較低。職業的聲望與職業的權力地位有著密切的關聯,人們對個體戶的聲望評價較低,個體戶的聲望等級處于第84位,聲望分值為47.15,農民進城經商、做工、服務等其他個體職業聲望等級處于最底層,處在第90~100位(李強,1999:6~7)。由此看來,城市中農業戶口階層的職業聲望處于較低水平。李路路在對私營企業主的研究中,提出了“體制資本”的概念,(李路路,1998:170~176)。

他的研究表明,盡管私人企業主和職工的市場機會可能并不低,但由于他們所能得到的體制內的資源較少,因而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職業聲望,相對來說還是較低的。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個體戶以及其他在私人經濟部門勞動的職工,他們當前的經濟收入或市場機會可能并不低。雖然在近些年來,國有和城鎮集體企業普遍面臨著困境,一些城鎮正式職工的經濟收入地位有所下降。可是,從城鎮國有和集體單位轉換到私營經濟部門的人并不多。因為,私營部門的職業風險和生活成本還是明顯高于國有單位的正式職工。由此表明,城鎮農業戶口階層的職業地位從整體上看,仍處于較低的位置。收入是衡量一個階層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從本次調查情況來看,城鎮農業戶口階層中3/4的人的平均月收入在700元以下:月收入在400元以下的占50%,200元以下的占36•4%,超過1/3;月收入在700元以上的占1/4。由此可見,較多的人收入地位處于中低等水平,其中也包括一小部分人屬于無收入階層。如果與城市戶口居民相比較,農業戶口階層的收入水平明顯低于他們。這里還不包括兩者在獲得政府消費補貼、福利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差別。農業戶口階層為何收入水平偏低呢?韋伯認為階層的經濟收入狀況代表階層的市場機會,即可能是由財富和人力資本等因素決定的。但是在非完全市場體制中,那些非市場因素如政治或政策因素的作用可能不容忽視。

城市中農業戶口階層的再流動:境遇與前景

再流動是相對于農業戶口階層進城流動而言的。在現實當中,農民階層從農村進入城市,不是簡單的位置移動,而是相當于一次重要的垂直流動。從社會分層的角度看,絕大多數人實際經歷了一次上升流動。因為我國戶籍制度及城鄉分割的體制中,實際存在著空間地域的社會分層,城市具有先天的優勢地位。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經濟體制以及結構的逐漸轉型,城市“圍墻”在逐漸拆除,從而使越來越多的農村人有了進城的機會。

進入城市的農村人,事實上已經改變了他們的以往境況和地位。在諸多關于鄉—城遷移的研究中,以及有關“民工潮”的討論中,進城農民常被看作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甚或“盲流”。在一些學者看來,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在土地既定的情況下,生產效率提高意味著所需勞動力人數自然減少,從而導致大量勞動力剩余或富余和“外溢”(宋林飛,1995)。這樣的推理,看似有理,然而也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把農村和農業所需的必要勞動力絕對化;二是把土地所需的勞動力與農業生產所需勞動力相互偷換。農村和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實際上是相對的,尤其是在以人力和畜力為主要生產工具的傳統農業生產中,更是如此。傳統的農業生產顯然不同于現代的機器化工業生產,工廠勞動力數量受機器設備的限制,其數量可以確定。而具有傳統特色的家庭農業屬于消費農業,其生產目的主要是家庭生計,即農業生產的大部分成果要用于補充勞動中所消耗的身體能量(恰亞諾夫,1996)。農民選擇何種程度的勞動強度,一方面受生計狀況所決定,另一方面又決定所需的勞動力。因此,家庭農業所需要的必要勞動力是變動的彈性指標。

如果勞動力越多,且收入越高,那么農民的生活狀況也就越好,他們就不需要整天地面朝黃土背朝天,累死累活地勞動;他們也可以享受一下閑暇時間的自由,享受那些不屬于生計勞動的興趣。很顯然,剩余勞動力的觀念,實際是以對農民現有強體力勞動的無限度的默認為前提的,而忽視傳統農業生產中的道義問題和倫理價值標準的考慮。正如斯科特所認為的:小農的生產屬于一種道義的經濟,他們拼命地勞動,是為了能夠養家糊口,履行家庭義務(Scott,1976)。反過來說,社會也有減輕農民勞動強度的道義。舒爾茨曾對剩余勞動力或零價值勞動一說加以批評,他認為,在傳統農業中,勞動力過剩實際是相對于收入而言的。勞動力增加而總收入沒有增長,并不說明投入的勞動沒有創造價值,而只能說明,傳統農業中收入流價格太高,勞動力很難獲得新的收入流,從而不能獲得收入的增長。要使農民收入增長,國家應向農村和農業增加教育投資和技術投資,讓農村勞動力獲得新的、價格較低的收入流(舒爾茨,1987)。由此可推,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社會,不是勞動力的剩余,也不是“盲流”;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結構、產業結構和體制結構。農村人流向城市,至少說明了三個基本事實:(1)在我國社會分層體制中,城市的社會空間地位(spatialstatus)普遍高于農村社會;(2)城市發展需要農村勞動力的補充;(3)城鄉分割的體制逐漸向城市社會的開放性轉型。

正是因為兩種社會空間的明顯分割,且兩者之間存在著較為普遍的比較利益地位差別,城市在諸多方面都優越于農村社會,從而驅使農民階層都極力地向城市遷移,而在城市則沒有出現發達工業化國家所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②因此,農民進入城市,最直接的動因是城鄉之間結構性的差別。農村的“過密化”(黃宗智,1992)對農民的外出起著驅推作用③,而城市社會的優越地位和條件對農村青年進城起著引拉作用,正是這種推拉作用,才使得有大量的農民涌進城市。結構性的不平等和計劃體制安排造成城市社會一方面存在某些職業位置的擁擠;同時存在聲望較低的職業位置的空缺。正是為彌補這些空缺的位置,才給農村居民提供了某些進城的機會,盡管這些人在體制上仍被排斥在合法市民之外。“合同工”是一種新型的城鎮用工形式。然而這一安排有意把體制內與體制外、計劃內與計劃外、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區分開來,因此,這與其說是制度創新,不如說是體制強化。調查結果也表明,城鎮農業戶口階層如要繼續上流,還必須克服較多的障礙和壁壘。

其中主要包括:(1)戶口控制體制的壁壘;(2)自身受教育水平和繼續教育體制的壁壘;(3)勞動力市場和就業體制的壁壘;(4)城市資源配置體制的壁壘。第一種壁壘制約著這一階層的身份的轉換;第二種壁壘制約著該階層在城市社會生活中適應性的發展;第三種壁壘阻礙該階層在職業地位競爭中的公平機會的發展;第四種壁壘影響這一階層在城市生活中的成本和繼續發展的機會。總之,城鎮農業戶口階層的地位及再流動狀況和前景,反映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城鄉二分結構,以及雙軌體制仍然在發揮作用。也就是說,盡管社會經濟結構在逐漸轉型,但以往的結構和體制的遲滯效應仍然明顯。

結論:城市社會整合問題

社會分層現象作為社會結構的特征,是普遍的;然而,不同的社會所表現出的具體階層結構特征,則是該社會的各種影響和決定階層分化的體制或制度所導致的。1949年以后,尤其在1958年以后,中國社會結構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與鄉村的空間分層和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社會地位分層。如果從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的分析角度來看,中國城鎮社會系統仍是一種非均衡的系統,因為城市與鄉村之間、城鎮內部都存在著人為邊界,這對整個系統并未起著維模功能,相反可能產生“反功能”(默頓,1990)。因為,從這條分界線的“功能脈絡”(functioncontext)來看④,它對系統構成了分裂、緊張、壓力的作用機制。城市與鄉村的分割,意味著社會系統兩大結構要素之間產生分離、分裂和對峙,它與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需求即系統的統一和維持明顯背道而馳。因為各子系統之間保持和諧一致是確保系統穩定的基礎。當結構之間出現分裂或分離現象時,它們之間的關系也就可能是一種對立的、緊張的關系。

從結構的功能分析角度來看,人為邊界產生的功能有:(1)認同隔離功能;(2)角色隔離功能;(3)交流隔離功能。當一種由制度規定的、人為的邊界得以不斷強化時,它對社會成員產生的心理效應也會越來越強,同時它對某種價值也會起到放大作用。隨著邊界的突出和強化,社會角色期望的隔離將越來越深。擁有城市戶口身份的人,順其自然地期望非農職業以及與城市相關的社會地位和角色;相反,農村戶口身份的成員期望的基本職業只能是農業,而對非農業職業的期望則被視為一種奢望。隔離的角色期望將可能促使社會成員形成兩種心態:(1)在現有的角色規范范圍內,按部就班,不求進取;(2)越出現有規范的軌道。前者將帶來社會低成就氣氛和低創造力,后者則誘發破壞性的或攻擊性行為。社會交流或交往的隔離,與認同和角色的隔離緊密聯系,不過導致交往隔離的最重要原因是社會系統中的交流障礙,這些障礙來自于文化和制度的設置。

在哈貝馬斯那里,交往或交流成為重要的分析對象和標準。他把交往水平和道德發展以及社會進化聯系起來⑤,其中所隱含的寓意是,交往的擴大和發展,將會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至于如何促進交往,他傾向于把普遍性原則或“普遍言語倫理”(哈貝馬斯,1989:82)看作是最佳的途徑。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對流動的需求越來越強烈,農村人口可能會不斷地沖擊城鄉之間的壁壘,極力打破這種壁壘的封鎖;另一方面,城市發展也絕對不可能完全依賴自身的資源和人口再生產。隨著城市生產的快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急速增長。如果采用強行的截流措施,進行封堵,那么雙方的需求力量勢必要對這種堵截的堤壩產生沖擊,一旦這種堤壩被沖破,所產生的沖擊波會危及社會整體系統的穩定和均衡。在社會結構和功能都已經發生變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系統會面臨著結構的重構問題,這一問題關系到新的結構是否能有效地滿足新的功能需要;關系到新的結構系統的協調程度和運行效率。所謂結構的重構,也就是利益分配格局和分層機制的改變和調整。系統內部結構在變化之后,各要素面臨著重新整合問題,即社會關系或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整合與協調。

只有在各種關系有序整合以后,系統才能達到均衡態勢。社會關系的整合,要求在結構性變革之后,需要進行次級制度的創新和變革,以保持與變化的結構相協調,也可以說是“配套改革”或新的制度安排。例如,建立和完善滿足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制度、滿足于利益格局調整的社會分配體制和投資政策、滿足社會關系調整整合的角色認同體系。總的說來,就是要逐漸縮小體制內與體制外在資源配置上的差別與鴻溝,淡化群體角色認同的邊界,緩和并逐漸消解沖突型的社會認同。目前,不少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做工、居住、生活,并且有長期在城市里經營和生活下去的趨勢,而現有的某些體制如戶籍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他們與其他市民之間的認同邊界和分配邊界,使得他們成為城墻內的城外人,或都市中的“邊緣群體”或“邊緣階級”(李培林,1995)。一個群體或階層的邊緣化傾向,意味著社會關系的整合程度不高,社會的運行還存在協調問題。調查的結果反映出中國社會結構在變遷或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因次級制度的遲滯效應而導致的社會整合度較低問題,如實際活動與身份的背離、沖突性認同心理導致的越軌行為增多等等,都與社會關系的低度整合有關。因此,社會轉型對有效的制度創新提出了強烈要求,只有逐步改變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促進社會結構重組和社會關系再整合,推動社會協調發展和良性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