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水利巨石發現和考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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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南陽作為漢代的名邑,為我們今天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石刻。2003年南陽鄧州漢代水利巨石的發現豐富了南陽漢代石刻文字的研究。本文通過對這批文字石刻的考釋、研究,旨在讓人們更多的了解南陽漢代的文化,從而全面的認識南陽。
一前言
兩漢時期,南陽經濟發達、文化事業繁榮,在政治上又有著特殊的地位,使南陽成為當時與洛陽、臨淄、邯鄲、成都齊名的名邑之一。今天我們從地下發掘出來的大量文物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說法。在南陽出土的漢代文物中,數量最大,也最受人們關注的是漢畫像石、漢畫像磚,其次就是漢代石刻文字。
在南陽出土的石刻文字中,有歌功頌德的,有標明墓室情況的等等,但關于南陽漢代水利方面的石刻文字,幾乎沒有發現,僅在漢書中有一處記載,漢書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増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余。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關于此石,其它史志均無記載。石早佚,不可考。但是我們從文中所說可知,刻石的內容是為了百姓的合理、平均用水而制定的一些規章制度。無獨有偶,2003年我們有了新的發現,在南陽鄧州我們發現了一批漢代水利巨石。
二南陽漢代水利巨石的發現及考釋
2003年5月在鄧州元莊鄉曾莊村肖灣組趙河南岸拐角漫灘地發現了99塊刻有文字的水利巨石,是該鄉村民在平整廢棄的磚瓦廠時偶然發現的。這批石頭除刻有“虞少文石”一塊石頭留存于鄧州花洲書院外,其余帶有文字的石頭都存于南陽市臥龍崗漢畫館內。(圖附后)
從這批石頭外觀來看,基本上都是長方體,表面粗糙不平,看樣子是經過簡單的處理之后便被刻上了名字,并且有的石頭鑿有鉚口(如圖三)。從完整的石頭來看,除了一塊特殊的石頭和殘磚外,基本上每塊長約140厘米,寬約50厘米,并且每塊上面都用隸書刻一人名,如“虞少文石”、“云伯山石”、“何吳石”、“何武”、“許陽”、“蘇文遼”、“龐君髙”、“魯孟山”等。
在這批出土的石頭中,有一塊殘磚和一塊石頭比較特殊。殘磚(圖一),長約19厘米,寬約14厘米,上部稍殘,豎刻隸書兩行:左邊為“石渠下部”,右邊為“艸基石文甫”。石頭(圖二),長約100厘米,寬約15厘米,豎刻一行隸書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由此可知圖
一、圖四文字內容是完全一樣的。從“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的含義來看,應該是對上面這批石頭用途的一個簡單說明。
我們先來看看“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這九個字,《南陽晚報》及《鄧州文化》一書將其讀為“石渠下部”、“基石文甫”,其中一字未釋出來,他們可能認為“艸”不是一個字,蓋誤也。我們來看圖一,“基”字上面有“艸”,此時認為“艸”不是一字,在情理之中。我們再來看圖四,在“部”和“基”之間也有一個“艸”,兩個銘文都有“艸”,看來這不是偶然的寫錯或者誤筆,“艸”應該是一個字。在南陽出土的漢碑《張景碑》中有一“草”字,和我們這里提到的“艸”的寫法一樣。在漢代的隸書中“艸”同我們今天的“草”字。《說文》:“艸,百艸也,從二艸。”如果按《說文》中的意義來解釋銘文的含義,顯然說不通。“艸”還有粗糙之意,《史記》:“秦王之國危于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余,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索隱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為粗食草菜之饌具也。”)《元史》中曰:“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余”。這兩個例子中“草”都有粗糙之意。筆者親眼目睹了這批巨石,這批石頭雖然是方形,只是經過簡單的加工,表面粗略,高低不平。我們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艸”應為粗糙之意。
我們再來看看整句銘文怎么斷句,應該有兩種斷法,一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一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我們看這批石頭每塊上都刻有一名字,并且很多名字后面都刻“石”字,如“虞少文石”、“云伯山石”、“何吳石”、“宋少平石”,所以此句應讀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所以筆者認為后者的讀法是正確的。“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這句話有兩個含義:一是指明這批石頭的用途,是用于石渠下部的基石;二是“石渠下部艸基石”這六個字是由“文甫”這個人寫的。
在圖
一、圖二兩個銘文中,字的結構和精神基本相同,應該都是由“文甫”一人所寫,圖一應為草稿,圖二才是正規的銘文。此銘文字體結構方正、寬博,略帶隸意,我們從中看出“文甫”應該是一個書寫水平較高的人。
根據這批石頭出土于鄧州元莊鄉趙河漫灘,及上面對銘文“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的分析來看,這批石頭應該是與水利有關。這批石頭雖然沒有確切的時間紀元,但我們從石刻文字的氣象、造形特點和運筆方法上看,應該屬于東漢后期的。在這批石刻文字中,“何武”之名與漢書同,但與漢書所載何武不涉。漢書卷八十六列傳第五十六有何武,字君公,蜀都郫縣人,一生歷經漢宣帝、哀帝兩朝,此兩帝時期皆為前漢,故何武應為西漢人,而石刻銘文中所涉及的何武應為東漢人。
我們知道南陽漢代的冶鐵業相當發達,因此為大規模興修水利提供了得心應手的鐵制工具,使漢代南陽的水利工程建設卓有成效。漢代南陽興建的水利工程比比皆是,主要有鉗盧陂、三郎堰、鄭渠堰、召父渠、六門堰、樊氏陂、鄧氏陂、新野陂等。其中在鄧州境內尤多,有鉗盧陂、三郎堰、召父渠等,這些水利工程為漢代鄧州農業的豐收提供了保障。今天鄧州好多村莊的名字都是以“渠”、“陂”、“堰”來命名,這也說明水利工程在鄧州的興盛。
這批水利巨石是在鄧州古六門堰遺址范圍內發現的。六門堰,又稱“六門石碣”或稱“六門陂”,又稱“穰西石碣”。西漢時,召信臣任南陽太守時修建,繼召信臣遺業,東漢杜詩為南陽太守時,復修六門堰,之后不斷的復修。《漢書·溝洫志》有關于六門堰的記載,但不夠詳細。按駱立群《鄧州古代史考》中所說,單就六門堰下屬水渠陂堰就有三十個之多,灌溉著穰、新野、昆陽三縣。后漢末,由于兵亂,工程全毀。
關于這一大批石頭,沒有文獻記載,我們只能根據出土的銘文“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斷定它是關于水渠的。那么,為什么每一塊石頭上都刻有人名呢?他們為什么不把所有的名字刻在同一塊石頭上。在漢代,象這種集體勞動,通常會將所有人的名字鐫刻在同一塊石頭上。我們再看看這批石頭上鐫刻的文字,形態各異,差別甚大,非出自一人之手。筆者推測,當時人們為了灌溉農田而修建水渠,每家每戶捐出來一塊石頭,然后刻上戶主的名字。然而,像這種大規模的文字石刻和這種石刻形制,在中國出土的漢代碑刻中尚屬首例,它是否就是當時的一種文化制度,是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的。
從這些石刻文字整體來看,應該屬于東漢后期民間的通俗隸書,雖然是隸書,但是里面蘊含著楷書的因素,這些文字應和南陽出土的《許阿瞿畫像石題記》所刻的年代大致相同。在這些石刻文字中,還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大部分的名字第一個字刻寫都很大,第二字或第三字相對較小,這是不是當時民間的一種書寫習慣或者是有其它的原因。在這些石刻文字當中,如“何武”(圖四)、“何吳石”(圖六)、“蘇文遼”(圖十)、“龐君高”(圖五)等字,結體寬博,波磔分明,隸書的味道比較濃,書法風格類似于《石門頌》之類的摩崖石刻。從這幾個名字的書寫來看,書者應該屬于書寫水平比較高的人。如“云伯山石”(圖八)、“西門廿二淳”(圖七)、“魯孟山”、“陳雎”等字,幾乎看不到了隸書的波磔特征,基本上已成了楷書的體勢,只是還略帶點隸書的余韻。
在這些石刻文字中,還有幾個特殊的。如“西門廿二淳”(圖七),“西門”應該是姓,像“廿二”這種數字,在過去的人名中也經常出現,如“席廿二妻方氏”、“賈廿二郎”,也就是說“西門廿二淳”就是一個人名。“云伯山石”(圖八)、“由孟闓”這兩個名字的姓氏在鄧州現存的姓氏中是沒有的,這兩個姓氏的發現無疑對我們研究鄧州古代的姓氏文化提供了新的線索。我們再來看“竇建”(圖十一)這個名字,這兩個字應該是這批石刻文字中最有情趣的。“竇”字為什么寫這么長,好像三個字組成,當時作者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心理狀態呢?是不是作者當時正思索著修水渠的事,或者正和人談話分神而造成的呢?或者說書者是一個書寫水平低的人。
三結論
對這批石刻文字的考釋,不但對我們研究漢代水利工程、中國水利史有一定參考價值,而且也為研究漢隸的楷化提供了更有力的實物資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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