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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層面必須超越資本的邏輯

當前，世界正處于信息經濟或者說后工業經濟時代，非物質經濟在經濟生產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因為非物質經濟是以知識、信息、情感和交際活動作為生產內容的，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非物質經濟使得生態環境問題徹底迎刃而解了。信息技術和非物質勞動是“對生態災難威脅的真正的資本主義的回應，一個瞄向未來的反應”①。“在信息技術的支配下，制造業能在大體上變得既有效率又干凈。新的廢物處理方式的前景也十分看好。按照新的生態思想，‘廢物’一詞以后將是多余的概念。生產中使用的一切東西都可以回收，廢物處理可以增加利潤，而不是減低利潤。”②這種觀點沒有從根本上弄清楚引起生態環境問題的癥結所在。“非物質化的假設認為，資本主義正朝著‘失重的社會’方向發展。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中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經濟的增長，會與通過利用能源向環境傾倒廢料形成的經濟增長‘脫鉤’，減小每單位貨幣GDP增長的環境影響。”③然而，他們忽視了，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資源利用率的提高也始終伴隨著經濟規模的膨脹，所以也始終促使著環境在不斷惡化。“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高并不必然減少能源消費，它往往意味著更多的消耗，會加速資源枯竭的速度”，這就是所謂的杰文斯悖論。實際上，非物質經濟并非不消耗物質資源，非物質經濟并非沒有污染，非物質經濟也沒有打破杰文斯悖論。非物質經濟對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滲透只是一種知識、技術“包裝”，只是對生產活動的某些環節的智能化而已，它仍然需要消耗資源、能源，排放廢物，存在著環境污染的可能。如電子污染問題在當今世界日益嚴峻。支撐全球通訊的電力大多由核能和礦物燃料燃燒產生，這些能源發電后的副產品污染了大氣、土壤和海洋。與某些預測相反，計算機在實踐上傾向于增加而非減少紙的使用，因此增加了對森林的壓力。④毋庸置疑，在生產不持續擴大的情況下，技術的提高對于環境問題的解決有促進作用。但是，環境問題從根本上說，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很多污染問題，就技術來說已經不成問題，如太陽能的使用。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技術的推廣和污染產業的控制被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邏輯所遏制。⑤如環保技術的改進和廣泛應用能減少污染物排放，增強資源能源利用率，但在很多國家，技術的開發、使用是受資本控制的，遵循著資本的邏輯，環保技術的開發應用往往因為利潤甚微和增加成本而不受重視。而且，生產技術革新的速度總是超出環保技術革新的速度。技術革新總是推動了生產的不斷擴張，也必然帶來污染物排放的總量和能源資源消耗總量的擴大。所以，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福斯特指出：“將可持續發展僅局限于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率的技術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好像把我們整個生產體制連同其非理性、浪費和剝削進行了‘升級’而已。”⑥參與撰寫《增長的極限》的羅馬俱樂部成員、挪威學者喬根•蘭德斯也指出，在《增長的極限》出版以后直到40年后的今天，雖然出現了很多技術變革，可是，“我們還沒有見到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的跡象。人類仍然牢牢地處于‘過沖’狀態下（世界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達到海洋和森林吸收量的兩倍），我們也逐漸可以辨認出即將來臨的生態系統遭到全面破壞的早期跡象———這一生態系統所提供的大量生態服務是人類必須依賴的”①。因此，要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從根本上說，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不能僅僅依靠技術，還需要調整社會經濟制度本身。要打破現在仍然適用的杰文斯悖論，與環境建立可持續關系的社會生產方式，必須超越資本的邏輯，必須“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②。

二、社會層面必須擯棄發展主義政策

由于全球資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需要的無限性，僅僅超越資本的邏輯，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還是不夠的，還必須關注過度的生產消費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在馬克思的那個時代，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并不突出，所以他對環境問題的解決比較樂觀，并對人類理性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認為只要超越了資本主義，環境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并且設想共產主義社會中達到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實現按需分配。當前全球資源的有限性和人口的極度膨脹對我們的發展模式的制約顯然遠遠超出了馬克思的想象，也需要我們對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圖景保持冷靜。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以前的蘇聯，還是中國，同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一樣，在創造工業化奇跡的同時，也出現了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在全球資源有限、瀕臨耗竭和人口過多的情況下，無休止地擴張經濟，倡導物質產品極大豐富，浪費資源，等待人類的只能是滅頂之災。因此，要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還必須摒棄發展主義的社會政策，改變對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追求，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發展主義關注經濟增長（特別是以GDP和人均收入為主要指標的增長）和財富積累（尤其是以財政、稅收和總產量為主要標志的積累）。支撐發展主義理念的是源自啟蒙時代的線性進步觀和歷史階段論。這種發展模式忽視了社會和環境成本，致使要么“發展不起來”，要么“有增長沒發展”，要么導致了環境的破壞，發展不可持續。發展主義不是一種包容性強而是排斥性強的叢林競爭游戲，它既沒有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也沒有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發展主義滿足的是極少數利益集團的發展需要，而讓大部分人去承擔資源耗竭和環境破壞的災難性后果。發展主義所到之處，自然物就變成了發展主義體制和話語下的“資源”，并在商品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本土的或全球的資本—技術的依附關系，越來越集中到了各種權勢集團和資本集團的手中。冷戰結束以后，發展主義最為風行的南亞、非洲、南美洲等地區，是世界公認的生態環境最為惡化的地區；在發展主義最受尊奉的20世紀90年代，也是全球臭氧層破壞、酸雨增多、海水污染、土地荒漠化最為嚴重的時代。生產的不斷擴張是維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前提。“有證據表明，生活在經濟發達國家中的許多人患有‘發展疲勞癥’，而且有更多的證據表明，人們普遍意識到，無休止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價值，除非它能積極地改進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③相反，“經濟增速放緩會給我們更多的時間，感受經濟對自然造成的傷害，并預備補救措施。我們會有更多的時間學習，將學習到的經驗轉化為實際解決方法，以避免對自然的傷害———并挽回過去犯下的錯誤”④。

三、文化層面必須批判消費主義觀念

發達國家不可持續的高消費的物質生活方式，也是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主要根源之一。發達國家不但自己提倡高消費、超前消費，而且還通過文化輸出（如好萊塢電影）和跨國公司將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推廣到發展中國家，使消費享樂主義不斷地向全球蔓延。由于消費主義的鼓吹，不合理的消費欲望被體制和體制下的機構（大量的廣告公司）不斷制造和再生出來，其代價就是導致生態的破壞、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問題的更加惡化。在消費主義和利潤動機的強烈刺激下，“通過大量研發生產各種毫無價值的商品，鼓勵各種廢物的產生，只一年之內，工業國家年資源投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就作為廢物排入環境”⑤。而受西方消費主義觀念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超前消費、過度消費、野蠻消費、資源浪費現象。就拿餐飲消費來說，有數據顯示，“我國餐飲消費以驚人的速度增長：1988年全國餐飲消費大約360億元，2008年增至1.6萬億元（規模以上餐館消費統計），2010年達2.3萬億～2.5萬億元”，“全國每年浪費食物總量可養活約2.5億人，折合糧食約800億公斤，相當于我們糧食總產量的15%”。①因此，要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還必須對這種不可持續的消費主義觀念進行批判，進而倡導一種在環境與生態意義上可持續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并不降低人們的生活水準，而是使人們適當地放棄消費個人主義以便更能與環境和諧相處。②五、科技層面必須關注技術的人道化使用環境問題，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結果。它有可能是意料之中的產物，也有可能是意料之外的產物。對于前者，應對的辦法是提高生態意識，而應對后者則需要對人類理性保持警惕。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類認識是隨著實踐不斷發展的，認識具有無限性和非至上性。對于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界，雖然相比古人，我們關于自然界的知識高度豐富，但是，我們未知的東西也許比我們已知的東西還更多、更大、更廣。在很多方面、許多領域，我們依然對自然界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所以，我們對于我們的理性知識及其所指導的技術和實踐活動，過于自信、傲慢無知必然帶來難以意料的后果。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表明，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干預越深，自然對人類的報復也往往越嚴重。技術作為人類理性的結晶，在極大地提高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時，也可能使得這種意料之外的后果更加嚴重。所以，英國學者吉登斯甚至認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不僅是人類行為不可預料的后果，而且是技術活動的外部影響的產物，是對人類理性能力過于自信造成的，并因為人類對技術的崇拜而加劇。為了避免不可逆轉的破壞影響，人類必須摒棄無限制的科技發展邏輯和科技萬能的觀念，而關注“技術的人道化”使用，從價值理性的角度而不僅僅是工具理性的角度研發、使用技術。③在當今時代，人類的生產生活須臾離不開科學技術，我們不能返回到新石器時代。強調技術風險，并不意味著我們要簡單地拒斥技術，倡導反科學主義觀念，相反，這恰恰反映了我們對（未知世界）知識和人類生命的尊重，關注技術的人道化問題。生物技術，特別是基因技術，因為改變了生物最核心的內在，它與一般的技術活動改變生物的外在形態相比，對自然改變得更深，風險也更大。所以，對生物技術，特別是基因技術，一方面要鼓勵大膽研究，另一方面，對其運用，要謹慎小心。人類的身體不同于小白鼠，在小白鼠試驗中無害的未必適合于人類。而且，對人類來說，轉基因食品的實踐效果也許需要更長的時間，甚至幾代人才能明顯地看到、檢驗出來。鑒于人類理性的局限性，我們不能奢望在某個時刻能夠解開自然萬物的所有密碼，并隨心所欲地進行干預。人類在大膽探索自然奧秘的同時，必須對自然保持著敬畏之心，不能野蠻地干涉自然。也許我們的無知、傲慢、自以為是，會打開一個潘多拉魔盒，甚至將人類文明推向毀滅。“我們的文明是可以自我毀滅的———沒有人會懷疑。”④在人類歷史上，一些文明古國因為環境惡化而消亡。今天，我們的文明也可能因為環境問題而自我毀滅。“如果得不到遏制，單獨氣候變化就可以造成無數的人間凄苦。我們無時無刻不仰賴的能源資源的耗盡也能結出如此的苦果。”⑤誰也不能絕對保證在環境危機的滅頂之災降臨之前，我們還有足夠多的時間去解決。

總之，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多層次多維度的復雜問題，涉及到對自然資源的占有、利用和分配問題，而這種占有、利用和分配總是在特定的社會體系、社會制度、社會意識形態下發生和展開的。⑥所以，要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絕不能僅僅停留于技術層面，我們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科技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開創一條生態環境問題的多維治理之路。

作者：黃建安單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