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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民的合作意愿與行為困境

1．1對組織化的必要性認識不足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是建設現代農業、落實支農惠農政策、增強農業競爭力、提高農民收入以及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等的必然要求。但調查結果顯示，58．8%的受訪農戶認為沒有必要參加農民合作組織，其中，29．0%的農戶感覺“自己能夠解決生產中的問題，不需要跟別人合作”，而29．8%的農戶則“覺得參加了也沒什么用，對自己幫助不大”。這一認知因素嚴重制約著農民的合作意愿及合作行為。

1．2對合作組織的認知程度較低對合作組織的組建目的及其運行機制的了解程度是影響農民參與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據調查，僅有3．2%的受訪農戶對農民合作組織“非常了解”，而96．8%的農戶表示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正因此，37．2%的農戶認為“對這些合作組織不了解”成為阻礙農民參與合作組織的重要因素。

1．3對合作行為與合作效益的信任度低雖然部分農民認識到參加農民合作組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對與他人合作的效率及效益持不信任態度。34．1%的農戶認為“跟別人合作辦事效率低，容易產生糾紛，麻煩”，而15．2%的農戶則“害怕搞財產公有化，讓自己利益受損”。因此，對合作行為和合作效果的低信任度嚴重影響了農民的合作意愿。

2農民合作組織的運行與發展困境

作為農民組織化載體的合作組織，其運行的效率和效益一方面決定著組織的穩定性、凝聚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而影響參與合作組織農民的進退選擇;另一方面體現了組織吸引力大小，以此影響未參與合作組織農民的合作意愿與合作行為，進而影響農民組織化程度。參加合作組織的受訪農戶從組織成員的角度對“您所在的農民合作組織當前發展遇到的困難或問題主要是什么”一題作答，認為制約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方面。

2．1資金匱乏，政府支持欠缺任何組織的發生發展都需要一定的資金支撐和政策支持。調查結果(表3)顯示，43．0%的受訪農戶認為“缺乏資金”是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瓶頸”。合作組織發展資金匱乏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支持力度較小、組織啟動資金不足且自我積累較少、會員繳納會費缺乏規范性、其他籌資渠道少等。而29.9%的農戶將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制約因素歸于“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2．2農民間合作困難，協調成本高由于小農經濟模式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致使農民互助合作意識較為淡薄且存在個體差異，過度追求個體利益和短期利益而忽視他人及組織利益和長期利益，因而造成農民合作困境。而農村作為注重親情、友情、宗法等人情關系的熟人社會，更使農民合作組織中成員之間的關系趨于復雜化，增加了組織的協調成本。因此，35．5%的農戶認為“人心不齊，難以組織和管理”制約著農民合作組織發展。

2．3管理者素質低，組織內部管理混亂管理人員的素質和水平在農民合作組織的運行和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管理人員的文化程度、專業水平、管理交際能力、決策能力和決策風格等，都直接影響著合作組織的運行效果。調查結果(表3)顯示，18．7%的農戶認為“領導人素質問題”和“內部制度混亂”是制約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因素。不少農民合作組織具有臨時性、自發性和無序性。調查所涉及的60%以上的農民合作組織或沒有規章規定，或不照章辦事，運行不規范。而農民合作組織的這種管理混亂狀態主要是源于管理者低素質、低水平。

2．4服務不到位，組織運行效果差組織資金的匱乏、較高的組織協調成本、政府支持不足以及管理者的低素質等多重因素共同導致農民合作組織運行效果與農民期望值相差甚遠，降低了組織成員的信任度，從而制約著組織的進一步發展。調查顯示，56．0%的農戶對農民合作組織的服務功能表示不滿。其中，16．8%的農戶認為組織獲取技術資源或提供技術服務問題影響著組織的運行和發展;23．3%的農戶則認為約束合作組織發展的因素在于“缺乏價格、需求等市場信息”以及“產品銷售困難”;或許正是因為農民合作組織的服務功能未能很好滿足農民所需，15.9%的農戶認為合作組織“形同虛設，起不到實際作用”。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制約因素具有多樣性，但對農民的進退選擇機制起決定作用的是組織運行的最終結果。

3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3．1主要結論

研究表明，農民的合作需求及理念、對合作組織的認知度、合作效果的信任度以及合作行為的協調成本等直接影響著農民合作組織的產生、運行與發展。政府作為農民組織化的主導力量在宣傳引導、資金投入、制度建設等方面的缺欠，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對合作組織的認知程度以及合作組織的組建與規范發展。多種因素影響著農民合作組織的運行效果，而管理者素質和能力則是關系農民合作組織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3．2政策建議

政府、農民和農民合作組織是農民組織化的主體，多方聯動，形成合力是推進農民組織化進程的關鍵。

3．2．1多管齊下，強化農民主體作用一是培育現代農村社會資本，加強農民合作文化建設。在挖掘提升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農村傳統社會資本的基礎上，通過教育宣傳和制度建設，培育現代農村社會資本，即建立在公民權利義務基礎上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理型社會資本［1］;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增強農民的共同體意識和公共精神;積極培育市民社會，加強社會規范和現代價值觀念的供給以及社會信任體系建設。二是培育農村精英，增強農民組織化的內在動力。加強體制內農村精英———村干部隊伍的建設，充分發揮其農民組織化“促進者”和“管理者”的作用;建設學習型農村，培育新型農民和體制外農村精英。三是改善農業勞動力結構，增強農民組織化的內生動力。加強農業勞動力培訓，實現勞動力由體力型向知識型、技能型、經營型轉變;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吸引青壯年勞動力留守農村，建設農村;推進農村土地有償流轉，改變“農戶+小塊土地分割承包”的狀況，發展適度農業規模化經營。

3．2．2政府適度參與，充分發揮主導作用一是宣傳引導與典型示范雙管齊下，強化農民合作意識與行為。二是提供政策支持，營造農民組織化的良好環境和發展空間。激勵組織主體，催生并發展各種類型的農民合作組織;提供財政、金融、技術、市場信息等要素支持，擴大經營規模，拓展服務功能，突破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瓶頸;適度強化農村家庭承包經營中“統”的功能，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重新打造農民組織化的傳統載體。三是加強法律法規與制度建設，促進農民合作組織規范化。各級政府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框架下，還需出臺具有約束力的地方性條款或規章制度，用以引導、規范各種類型的農民合作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但政府應把適度行政參與手段視為一種組織資源加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指導而不介入，保證農民合作組織的“草根性”［2］。

3．2．3提高合作組織運行效率，增強吸引力、凝聚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一是明確定位。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合作組織在遵循組織利益與組織成員利益高度一致原則的基礎上，首先要把盈利最大化作為組建和發展的宗旨和根本目標。二是產權明晰合理。產權關系是農民合作組織中各種經濟關系的基礎。在按勞分配為主的基礎上，合理設置股金結構，逐步建立以社員為主體的產權制度［3］。三是實行農民合作組織企業化管理機制，提高組織運行效率和效益，為組織成員凝成利益共同體和提高一體化程度提供物質基礎。招聘并有效激勵訓練有素的經營管理人才;建立健全組織規章制度和組織管理機構，通過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規范成員的經濟行為，增強農民合作組織自我發展能力。

作者：張素羅張燾單位：河北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