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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作為中國農耕文明時期建都歷史最長的城市,城市發展的得失經驗值得當代城市發展借鑒。環境資源是農耕文明時期城市發展最為重要物質基礎。通過梳理西安新中國成立以前各歷史時期氣候、水資源的變遷造成城址遷移、城市規模增減、城內居住區遷移等歷史狀況,揭示環境資源對于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關鍵詞:環境資源變遷;水資源變遷;城市發展;城市變遷
西安位于陜西省中部,關中地區腹地,自古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的美譽。[1]優良的自然地理環境使西安成為中國歷史上建都歷史最長、經歷朝代最多的城市。唐代詩人杜甫曾發出“秦中自古帝王州”的感嘆。[2]但自唐朝以后,西安的地理條件雖依舊“形勝”,國都地位卻已失去,變化的背后是環境資源的變遷,同時導致西安地區歷代城市的一系列變化。
一、“天人合一”的氣候背景
古人選址筑城,強調“天人合一”。對人的生存環境來說,天象氣候的影響處于首位。對于氣候的現代科學研究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其中關中區域氣候的變化研究主要以竺可楨與朱士光二位先生為主,通過對他們研究進行總結可發現,唐朝以前西安地區氣候相對濕潤,而自唐末以后西安地區轉變為干冷氣候(表1)。不同時期的溫度與降水具有特征性的變化,將其與歷史資料中西安地區自然環境資源的變遷進行比對,使西安地區歷代城市變遷的動因顯得更加清晰。
二、自然資源與城市規模的改變
唐末以前溫潤的氣候,使西安地區水資源豐富。先秦時期據《爾雅•釋地》總結,全國十大湖泊關中地區占其二,湖沼數量居九州之首。良好的氣候與降水不但有利于動植物資源發展,也滿足飲用、糧食耕種的需求。同時河流水系的充沛,方便水運調集物資到國都,唐時從長江、淮河流域數十郡到達廣運潭的船只“尾箱銜進,數十里不絕”。[3]豐富的物資使人口迅速增加,從豐、鎬兩京約15萬以上人口,到唐長安時則增長到百萬以上人口。[4]人口的增加,也導致西安歷史城市規模持續增長。豐、鎬二京與秦咸陽城當代考古雖未完成,具體大小尚無法確定,但可推斷,秦咸陽城“渭水貫都”的城市規模無疑大于豐、鎬二京。至漢時長安城市面積達到34.39km²,是同時期世界城市絕無僅有的。[5]其面積是公元300年所建羅馬城面積的2.5倍、公元447年所建拜占庭城面積的2.87倍、公元800年所建巴格達城面積的1.13倍。唐時長安城面積則增至84km²,是當時世界第一大都市(圖1)。唐以后全球性的氣候轉冷、降水減少,使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及城鎮逐漸消失,導致長安(今西安,下同)與歐洲、中亞的交流中斷。同時,氣候的轉變也使關中區域成為游牧文明與農業文明資源爭奪的沖突區域,戰爭頻發。降水減少導致渭河水位下降、航運中斷,從東南區域調集糧食物資難以實現,至唐末史書上已無漕運相關記載。與此同時,上千年的建都史對于資源的消耗,使長安周邊森林資源消耗殆盡,無法支持國都人口對于木材的需求。過度的農業開墾,也導致環境破壞。東漢末年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只能用隴右的木材建設宮殿。唐德宗時為尋巨木,需至山西嵐縣區域“求之嵐勝間”。[6]干冷氣候特征,同時導致唐以后農業災害頻發。在《史記》《魏書》中多次記錄長安地區有“關中大旱”“隕霜,殺桑麥”。[7]宋時,在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九月京兆府“大雪殺菌稼”。此時的災害覆蓋面增大,大多覆蓋關中地區,有些災害甚至持續2~3年。而到了金、元時期,旱災變得更加極端,發生了成宗大德六年至大德十年(1302~1306)連續五年大旱,與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至文宗天歷二年(1329年)連續四年的干旱。而明清時期氣候,則被學者稱為“小冰河時期”。明成化九年(1473年)陜西冰雪厚約166.6cm;清順治十年(1654年)四月雪積約33.33cm,果樹凍死;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陜西十月雪深約99.9cm,竹枝盡折。唐末以后戰爭危險與資源的匱乏導致長安國都地位一去不返。遷都洛陽后,隨著資源的枯竭、人口劇烈減少,西安城面積縮減為5.4km2,僅為唐長安城規模的十六分之一。直至明朝時期氣候才略有好轉,伴隨社會相對穩定,西安地區人口由7萬余人恢復至23萬人。與此同時,西安才有條件將城市規模在唐末的基礎上向東北擴建至11.5km²。氣候的適宜、資源的豐富、便利的交通使西安成為國都,并且是支撐人口與城市增長的重要基礎。但農耕文明時期,人口龐大的都城對于資源的消耗及破壞是極為巨大的,隨著資源的枯竭以及氣候變差,對城市造成斷崖式的衰敗影響。唐代史籍中主要提及城市的輝煌與人口的眾多,但并無人口控制的記載,人口的增長超越了環境資源的承載量,也是導致唐長安迅速衰敗的原因之一。
三、地下水污染與游蕩的國都
與國內其他古都相比較,西安地區的歷史城市城址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從遠古至今始終在遷移變化之中。遠古時期聚落遺址,主要位于西安地區黃土臺塬二級臺地之上以避水患。西周時期豐、鎬二京,是全國性都城第一次在西安地區出現;位于當代西安長安區灃河兩岸。秦都咸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大帝國的首都,其遺址位于當代咸陽市東15km處,咸陽原上,渭河北岸。漢長安城位于當代西安城西北區域。唐長安城位置與當代西安城市區域重合。城市的形成與遷移,源于地下水的利用與污染。辨識地下水脈與鑿井技術的發展,釋放了先民居住地在水源上的空間限制,轉向平原地區進一步擴大成為城市的核心因素。但古代城市和居民的生活污水、垃圾、排泄物的處理方式,往往是直接排向自然的,人口密度超越自然凈化能力,含氮有機物在長時間的積累下轉化成硝酸鹽,滲透至地下水,使水味變苦澀咸鹵。隋開皇二年(582年),《隋書•瘐季才傳》記載:“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成鹵,不堪宜人。”因此,隋另建新都。隋唐長安城建立后,城區地下水污染不斷加重。唐中宗末年《宋高僧傳》記載:“迥宅坊中井皆成苦。”唐末以前,優越的氣候自然資源、便于防御的軍事地理格局、絲綢之路與歐亞大陸聯系的便利位置、方便調集東部資源的水運,使西安地區始終是作為國都的首選區域。但在資源條件優越的狀況下,農業文明的城市也因技術的不足導致地下水污染,客觀逼迫城市在西安區域內不斷遷移著位置。
四、唐末以后水資源與城市格局發展方向
唐末以后氣候轉向干冷,同時前朝國都對于西安地區資源的消耗,導致西安在這一時期資源匱乏,隨著歷史進展城市生活對于地下水侵襲污染,水資源成為影響西安城內部格局發展的重要因素。唐末至元,西安城內部格局呈現向東部偏移的趨勢。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九月,永興府知府陳堯咨奏疏云:“州臣親相度城東二里有水渠曰龍首,其水清冷甘洌,可五六十丈,開渠引注入城,散流廛,出納城壕,闔城盡食甘水。”[8]西安城東部龍首渠為宋元時期城市主要水源,對水的需求使城市主要功能向東部集中。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年)至洪武十一年(1378年),擴城向東北方向發展。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太祖實錄》記載:“開西安府甜水渠。西安城中皆咸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為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縈繞民舍始得甘甜。”后于1465年,城西開通濟渠引水入城。龍首渠來源位于城東側,向東北方擴城必然也需要考慮水源方向,且與城東秦王府、行政衙署、府學等城市重要功能區域相協調。清代西安城內人口逐步向西南方向集中,清代關中氣候進入干冷期,龍首渠與通濟渠水源并不穩定。據《續修陜西通志稿》記載,康熙六年(1667年)賈漢復疏浚通濟渠之際,“時有善識井脈工匠建議開西翁城井。水甘而汪,遇旱不涸,足資汲飲。”自乾隆中葉入城水門被廢后,西安城市供水主要依賴于井水,而地下水質以東西大街為界,有“南甜北咸”的說法,尤其以城內西南角為佳。但大部分公共水井苦澀不堪,甘甜水井僅有西門翁城內“甜水井”及少數自流井。水資源的缺乏,催生出賣水行業,價格昂貴。清代水資源的短缺狀況,有氣候的原因,但地下水污染也是不得不說的重要因素。民國時期因抗戰的考慮,將西安定位陪都,并將隴海鐵路延長至西安,以利交通。雖有西京籌備委員會對西安的發展首要提出的為水利、市政,但因抗戰時期國家財力的原因,無法實際實施。民國時期西安的水資源環境,在飲用水都不足的狀態下,實際無法承擔作為國民政府首都以及抗戰后勤工業大后方對于用水的需求。這一時期西安產生的現代工業也以紡織輕工業為主,即因為西北為產棉區域,而且紡織業對水的需求較少。最終,國民政府抗戰時期定都重慶而非西安,水資源的匱乏也是因素之一。
五、結語
西安在中國乃至世界城市建設史上處于一個十分獨特的位置,因為氣候變化引起自然資源的變遷,而導致城市規模的變化、城址的變遷、格局重心的轉移,這樣的城市發展過程是少見的。從世界的中心到邊陲重鎮,從八水豐繞到用水不足,甚至因水影響城市上千年發展,這是農耕文明下城市發展的沉重經驗。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安城市全面現代工業化發展,建設水利與市政,解決了用水與污水處理,才使西安這座城市再次復興起來。但是到了城市化發展的今天,西安人口已達八百余萬,資源不足問題又再次出現。“引漢濟渭”更大空間范圍的水資源調集雖已即將實現,但資源不是無限的,西安成為當代“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下的核心城市,如何面對下一步城市發展對資源需求的增加,如何在發展、資源之間取得平衡,依舊是具有數千年建城史的西安要面對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彭定求.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
[3]魏全瑞.三輔黃圖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4]孫亞偉.西安市志[M].西安:西安出版社,1996.
[5]楊永林,張哲浩,劉柯.西安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絲綢之路的歷史起點[N].光明日報,2014-06-17(04).
[6]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7]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8]駱天驤.類編長安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作者: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