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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生態環境問題不斷被重視，重污染行業的整治成為國家關注的重點，行業內企業紛紛尋求轉型升級的途徑，綠色信貸應運而生。文章選取重污染行業———造紙業為研究對象，對綠色信貸背景下造紙業企業環境績效的評價指標進行剖釋，并通過晨鳴集團的案例分析提出相關建議，以期為我國實現環境保護、綠色信貸的發展和重污染行業企業的轉型升級提供借鑒。

【關鍵詞】綠色信貸；環境績效；評價體系；晨鳴集團；重污染行業

一、引言

隨著國家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調整，生態環境日漸被重視，如何整治重污染行業、實現生態文明成為政府亟需解決的問題。而對于重污染行業的企業來說，政策的調整和行業的固有屬性使其轉型發展面臨困難。為了平衡環境保護和重污染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綠色信貸政策應運而生。綠色信貸政策對于重污染企業的治理主要以行政法規為主，希望通過金融機構的信貸手段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目前，我國的綠色信貸正處于發展階段，不同的金融機構實施的方案有所不同，在實施過程中往往存在評判標準單一、環保與企業信息不對等、環境風險評價嚴重依賴政策以及處理成本高昂等問題。所以，綠色信貸政策下企業環境績效評價的探討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為傳統重污染行業———造紙工業。造紙業物耗、能耗高，其在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水污染性極強，我國的紙產品產量逐年增長，2012年產量居世界第三，如此高額的產量帶來的污染可想而知。綠色信貸不僅會給企業帶來發展的資金，而且能夠改進污染處理水平，提高環保質量，符合國家政策的需要。因此環境績效指標的分析為企業獲取綠色信貸、降低環境風險提供了幫助。

二、綠色信貸背景下造紙企業環境績效評價指標分析

（一）環保投入水平指標環保投入水平指標主要包括成本投入和技術改造兩方面。成本投入方面的評價指標為環境資本性支出比率，其計算方法為環境資本性支出除以環境投入成本，反映了企業環保支出比率，直觀地體現出綠色信貸對企業的影響。該指標越高代表著企業環保投入的資本轉化率越高，證明企業的環保程度越高，綠色信貸所承擔的環境風險越小。同時企業的環保程度能夠反映出其綜合實力，環保程度越高代表著企業的環保技術、環保系統化和資產整合程度越高。技術改造方面的評價指標為環保設備投資比率，其計算方法為環保設備賬面值除以固定資產賬面值，通過該指標能夠更為直觀地看出企業真正用到環保中的投入。在造紙業綠色信貸的實施過程中可以發現，即便擁有政府政策支持，短時間內完成企業設備環保化也是不可能的，若金融機構以此作為放貸標準，整個造紙行業能夠達到標準的企業、生產項目寥寥無幾，這違背了綠色信貸的初衷[1]。所以，為了更加緊密聯系放貸的實際狀況，充分考慮環保轉型的時間因素，綠色信貸采用技術改造設備投資比率，其計算方法為技術改造資產賬面值除以固定資產賬面值。與少部分企業對環保設備進行投資相比，通過技術改造達到國家規定的環保標準才是行業內大部分企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該指標不僅符合造紙業整個行業的普遍情況，也充分適應我國綠色信貸目前的發展階段。

（二）污染物排放處理水平指標污染物排放處理水平指標主要是環境負債比率。造紙業的污染最主要是水污染，無論是草漿造紙還是木漿造紙，排放的污水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而且造紙業普遍存在偷排、不達標排放和環保設施停轉等現象，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可想而知。綠色信貸以環境負債為基礎，著眼于整個行業內環境負債的計量問題。1.環境負債簡介環境負債是指企業由于生產經營引發環境問題而需要支付的費用，例如罰款和排污費。但這種定義對于企業而言僅僅是最表面的義務，其罰款費用僅滿足于法律底線，違法排污的后果可謂是不痛不癢，不利于對企業排污行為的確認、程度量化、糾正和環境保護的把控[2]。在綠色信貸視角下環境負債不只是罰款費用這么簡單，企業不僅要繳納罰款為違法行為負責，而且對產生的環境問題還有負債，明確規定了企業的環境法定義務。相應的負債計算公式如式（1）。其中Wn表示由于n環境問題產生的環境負債，At表示環保總成本，kn表示企業標準單位污染物n排放量，KN表示企業標準單位總污染物排放量，Kn'表示國家標準下單位污染物n排放量，n為排放的污染物。2.環境負債比率環境負債比率是衡量企業環境負債的重要指標，其計算方式為環境負債除以流動負債，反映企業承擔環境破壞責任的狀況。環境負債比率越高證明環境負債所占流動負債的比例越大，企業破壞環境狀況越嚴重，越有利于金融機構綠色信貸下評估企業的環境風險，避免企業轉嫁風險的可能，促進綠色信貸的健康發展。

（三）生態效率指標生態效率指標主要包括環境業績指標和財務業績指標兩方面。環境業績指標方面，針對不同的環境問題，對應不同的環境業績指標，例如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竭問題對應指標為購買的資源，淡水資源的耗竭問題對應的為水資源的使用等。對于造紙業而言，產生的環境問題主要是水污染，即固體和液體廢棄物的問題，其對應的環境業績指標為固體和液體廢棄物。財務業績指標方面，企業可選用的財務指標包括企業的銷售收入、營業利潤、經濟增加值和凈利潤等[3]，選取不同的財務指標對生態效率的計算方式有所不同。本文考慮到銷售收入往往與企業的財務指標密切相關，能夠充分反映企業對環境的影響，所以選用該指標作為計算所需的財務指標，具體計算如式（2）。其中，PN代表企業環境問題N下的生態效率，C代表企業的銷售收入，on代表企業污染物n的排放量。PN=onC（2）由前文分析可見，綠色信貸對于放貸標準的評估多集中于風險評估，針對造紙業行業而言集中于固體、液體廢棄物排放[4]。同時綠色信貸也關注企業的環保投入成本和生態效率指標，以發揮其對于環境保護和市場調控的優勢。

三、晨鳴集團案例分析

（一）造紙業簡介造紙業是我國的傳統行業，具備資金密集型和資源約束型的特點，并且由于該行業的資金少，導致行業內多為中小企業，大規模的企業集團相對較少。目前造紙業污染問題嚴重，污水排放量占全國工業排放量的第二位，這是由其生產工藝決定的，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污染問題。除此之外，違規排放也是加重造紙行業污染問題的重要因素。中小企業為節約生產成本，往往會選擇違規排放污水和廢氣，加之我國的監管政策不嚴格，即便存在污水治理設備也難以達到國家標準，但隨著我國對污染治理力度的不斷加大，中小企業由于難以承擔高額的環保成本而退出市場，大型集團的環保設備投入成為綠色信貸政策的重要考核指標之一。

（二）晨鳴集團現狀1.晨鳴集團簡介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晨鳴集團）成立于1997年，總部位于山東壽光，作為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其主營業務包括造林、制漿和造紙。集團一直堅持“日事日畢，日清日高”的良好作風，以建設綠色生態、持續發展為愿景，不斷學習超越。作為造紙行業的龍頭企業，晨鳴集團匯集了造紙行業資金密集、資源約束的顯著特點。與小企業不斷逃避環保義務相比，晨鳴集團主動承擔生態保護義務，積極響應國家整治污染的號召，加大環保設備的投入成本，實現發展與生態共贏。2.環境資源利用程度造紙的生產過程消耗大量能量，如造紙原料、打漿、分絲、泵送、烘干、傳送等。所以晨鳴集團的環境資源利用程度主要從綜合能耗量和余能回收量兩部分進行探討。本文選取晨鳴集團2015年至2017年度的能耗指標。由于造紙生產過程中都存在著能量消耗，且制漿的不同消耗的能量有所不同，為了直觀體現出晨鳴集團消耗的能量變化，將能量消耗指標定為生產一噸紙產品及其過程中消耗的能量，具體如表1所示。由表1可見，晨鳴集團的綜合能耗量在三年內呈逐漸下降的趨勢，相對量也逐漸減少；余能回收量在2015年至2016年有所下降，2016年至2017年略有回升，但整體變化幅度不大；副產品回收利用量變化趨勢與余能回收量相同。由于單位能耗的下降排除了晨鳴集團生產總值的影響，所以晨鳴集團三年內的能耗下降，環境資源利用程度上升，側面反映出我國治污減排工作有所成效。3.污染物處理狀況造紙業的污染主要集中于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水廢氣，廢氣多為鍋爐煙氣，廢水中含有高濃度的化學污染物，COD指標（化學需氧量）遠遠超過國家標準。目前國家要求的堿回收系統能夠對熱能和化學藥品達到二次利用，降低廢水中污染物的含量，晨鳴集團充分利用該系統，同時發揮平臺優勢，創新產品和技術方法，引領綠色生產。4.償債能力分析綠色信貸關注的不僅有企業的環境投入成本，而且企業償債能力也是金融機構考核的重要標準。本文選取2015年至2017年晨鳴集團財務償債指標進行分析。

（三）綠色信貸背景下晨鳴集團環境績效評價分析1.晨鳴集團環保投入水平本文選取晨鳴集團2015年至2017年的環保指標進行分析，指標計算的相關數據來源于晨鳴集團財務報告，具體如表3所示。由表3可見，晨鳴集團的環境資本性支出比率三年內呈現上升趨勢，2017年數值遠高于2015年數值，為其兩倍多；技術改造設備投資比率2015年至2016年略有上升，2016年至2017年回落，但仍高于2015年的投資比率。由此可見，晨鳴集團對環保投入的水平總體而言是上升的。2.晨鳴集團污染物排放處理水平本文利用前文提及的環境負債計算公式對晨鳴集團的環境負債進行計算，以衡量其污染物排放水平。根據計算結果發現晨鳴集團不存在污染排放的環境負債，但存在污染治理的環境負債。通過污染治理環境負債水平的高低可以分析出晨鳴集團對環境保護和社會共有環境的貢獻程度。3.晨鳴集團生態效率指標晨鳴集團生態效率指標計算公式如前文式（2）所示，其中污染物排放主要包括廢氣和固體、液體廢棄物。廢氣主要是由于需要大量能量而燃燒煤炭產生的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氣體，如二氧化硫；固體和液體廢棄物主要是指廢水中的化學污染物，如COD。所以，晨鳴集團的生態效率指標計算公式為：二氧化硫排放量/銷售收入和COD排放量/銷售收入。

（四）總結通過對晨鳴集團的生產經營過程、環保投入水平、排污處理水平、償債能力和生態指標分析后可以發現，晨鳴集團承擔了應有的環保責任，且為社會做出的環保行為值得行業內其他企業學習。生產工藝方面，晨鳴集團的污染源于生產工藝，縱觀其企業發展歷史可見，晨鳴集團現有的科技平臺不容小覷，其對于科技創新和工藝改造都為綠色工藝奠定了基礎，符合國家現有的政策導向。堿回收系統已在造紙業內普及，各企業的差別就在于回收利用程度和排污處理設備中，由前文分析可見，晨鳴集團的回收利用程度很高，加之其對于國家政策的響應，都成為獲取綠色信貸的重要條件。償債能力方面，晨鳴集團2015年至2016年的償債能力有所下降，這對于金融機構而言放貸風險會加大，但從綠色信貸更加關注的環境風險指標看來，晨鳴集團除生態指標外各方面環境指標均呈現上升態勢，所以晨鳴集團實屬于環保水平優秀的企業。若綠色信貸僅考慮環保指標而不顧及償債能力，短時間內會明顯提升環保效果，但不利于企業的發展，會陷入盲目追求環保水平的怪圈；若綠色信貸僅考慮財務指標而忽略環保指標，像晨鳴集團這樣環保水平投入較高的企業積極性無疑會受到打擊。因此，為了建立企業環保和經濟共贏的良性循環，綠色信貸的參考指標不能局限在環保方面或者財務方面，只有在二者充分選取的基礎上合理配置，才能促進市場的發展和污染的治理。環境指標方面，晨鳴集團對環保的投入不斷上升，這不僅來源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而且關乎企業利益。創新技術的發展、綠色產品的更新和生產技術的改進都為晨鳴集團帶來了巨大利潤，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晨鳴集團更加注重技術創新，這為同行業乃至所有污染行業指明了發展道路，即將企業戰略發展重心轉移到環保、創新建設中。企業結構性改革同樣對綠色信貸的實施有了新的要求，綠色信貸不能僅關注財務指標、環保指標，還要注重企業的實際發展情況和發展策略，觀察企業的技術改造狀態，評估其發展潛力，降低綠色信貸的風險[5]。金融機構方面，利用環境指標和財務指標判斷是否放貸會提高銀行的處理效率，節省處理成本，增加了便利性，綜合考慮兩種指標會幫助金融機構降低綠色信貸的風險。若能在該基礎上，關注企業發展潛力和轉型需求[6]，對于我國造紙業現階段污染嚴重、資金缺乏等現狀將有所幫助。

四、相關建議

（一）完善環保監督體系我國的環保監督體系并不完善，大多數企業抱有僥幸心理違規排放廢氣廢水，即便被發現處罰，處罰力度也遠不及違法所得利潤。同時企業業績影響著地方財務指標，部分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政績，對于環境污染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助長了企業環保意識淡薄的不正之風。這就要求我國政府完善環保制度，加大處罰力度，宣傳環保行為，提高企業環保意識，促使企業擺正心態，接受環保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制度的完善需要落實，加強監督體系不僅要針對污染企業，還要監督政府部門大開綠燈的行為，對相關人員要給予嚴厲處理，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社會監督不僅對企業、政府的環保行為有所監督，而且能夠幫助金融投資者降低風險。合理利用社會監督不僅能夠促進環境績效指標的逐漸優化[7]，而且能夠進一步普遍環保行為。環境污染的治理和保護不再只是污染企業的責任和義務，而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同時公眾對于環境治理的重視會擴大綠色信貸的投資范圍，社會對于企業行為、政府行為的監督降低了金融機構放貸的環境風險，金融機構風險的降低提高了資本的質量，高質量資本促進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建立起良性循環，為高污染行業企業的轉型發展奠定基礎。

（二）改進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披露的環境信息有利于金融機構對申請綠色信貸的企業進行準確評估，但目前我國市場的發展水平和環保體系尚不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也存在諸多問題。首先，我國高污染行業的狀況有所不同，對于環境披露信息內容無法做統一要求，使得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質量參差不齊。所以，明確環境披露信息的質量要求，對披露內容進行行業細化，分行業制定標準，在依靠外在要求的同時還需要企業自身積極主動地對待環境信息披露，這就需要綠色信貸根據披露內容選擇合適的評價指標，加強企業對于環境信息披露的重視。其次，對于信息披露全面、準確的企業要有相應的激勵制度，利用市場之手和綠色信貸推動信息披露制度的標準化。最后，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意味著要對違反規定的企業進行相應的處罰，獎懲有序才能改善市場環境行為，政府強制手段能夠為企業敲響警鐘，因此懲罰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三）發揮市場積極性由前文分析可知，企業改善環境行為和處理相應污染除了自身的社會責任感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得到綠色信貸的青睞，由此可見綠色信貸對于企業的環保行為有激勵作用。充分發揮綠色信貸的激勵作用，避免激勵過度帶來的問題是推動綠色信貸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重要舉措[8]。這就要求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性，在傳統財務指標的基礎上，結合環境指標綜合評估企業環境風險，綠色信貸的合理施行能夠使得資金流向符合市場規則，由此達到高效配置的目標。市場激勵的企業會逐漸形成資本聚集，進一步促進了環保企業的發展并反作用于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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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孫萌，賓建成.上海自貿區綠色金融發展的對策探討［J］.經濟論壇，2018（1）：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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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瑩單位：長春大學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