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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社會深層次矛盾逐漸凸顯，突發事件頻繁發生。互聯網的出現挑戰了傳統媒體的權威地位，使傳統媒體話語權下放，網絡輿論傳播速度加快，對傳統的信息壟斷和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戰。對突發事件網絡輿情的監控、引導與應對已成為各界關注并著力解決的現實問題。網絡輿論監督是如何發生的？它的發展和變化有怎樣的規律性？本文通過個案分析，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網絡輿論；傳播；引導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網絡社會的發展進程在進一步加快。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網絡已成為當前信息交換與傳播的重要渠道，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廣泛和深遠。互聯網以海量的信息、快速的傳播、極強的互通性和便利性等優勢，逐漸顛覆傳統媒體的精英模式，給予受眾多種信息和言論。從網絡輿論傳播的角度來看，互聯網以網絡人際傳播為信息傳播的基礎，集成了通訊工具的屬性，將媒體屬性和社會屬性結合在一起，使網絡輿論在網絡熟人社會中呈現病毒式的傳播。這也為網絡輿情的引導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

一、網絡輿論的定義與特征

當前學界對于網絡輿論這一概念的解釋眾說紛紜，尚未形成統一的共識。多數學者對網絡輿論的定義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是“意見說”，如陳力丹教授認為“輿論是公眾關于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第二種是“過程說”，也就是說，“民意不僅是各種意見的總和，而且是在廣泛的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比較某些意見的連續過程。”第三是“要素論”，著重研究輿論的構成要素。筆者認為，網絡輿論就是在互聯網的意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對某一熱門問題的觀點及意見，代表著多數網民對該問題的主要態度，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輿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特征。

（一）輿論設置的主體轉移：大眾媒介———受眾———事件本身在互聯網出現初期，網絡媒體還未形成完善的結構體系，因此對于某一社會問題無法做出獨立報道，只能依賴于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對其新聞進行轉載。彼時的互聯網更著眼于辦公、娛樂功能，缺乏信息的主動性及形成輿論的觀點交換場，網絡輿情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受眾的身份發生了轉變，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更具有主動性和能動性，成為信息的者。此外，由于互聯網受眾的匿名性，網民無需使用真正的身份就可以進行意見的發表。再加之互聯網發展初期，國家并未出臺相關懲罰規定機制，導致網民對意見的發表更加缺少責任性，言論更為隨意。第三，網絡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使得社會階層及地理位置的界限不再明顯。傳統的輿論由于時空的限制、版面等因素，不能涉及所有群體，其傳播的速度也較為緩慢。互聯網用戶來自世界各地，一個熱點問題一旦出現，就會被幾億網民關注發聲，轉發評論，成為廣泛討論的輿論事件，甚至會從網絡社會蔓延到現實社會中。

（二）輿論客體的草根性與多樣性在新媒體時代，受眾獲得了媒介的近用權，不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成為了信息的者。草根記者登上了時代的舞臺，公民新聞成為越來越普遍的新聞報道形式。基于此，凡是觸犯了公眾利益，或違背常規倫理道德的事件，常常能成為熱點網絡輿論事件。但也由于網民受教育程度、成長環境等相關因素，使得網民媒介素養出現很大差異，虛假信息的行為頻繁出現，輿論事件的發展往往一波三折，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和控制范圍，呈現出強烈的不可控性。因此，網絡謠言成為互聯網治理亟待解決的問題。（三）網絡輿論的自身“標簽化”輿論是“信念、態度、意見和情感表達”的總和。這里的總和不是指各種形式的輿論的簡單相加，而是一種漸進的疊加，是一種公眾態度、意見和情感的漸進式表達。不難發現，2017的互聯網輿情熱點事件最明顯的特點是標簽的意見層出不窮。如2017年3月，“山東辱母殺人案”在微博等社交平臺引起極大關注，當事人母親被描述成一名勤勤懇懇從底層打拼起來的女強人；8月發生的北京地鐵內cosplay女孩遭大媽怒懟事件中，大媽被污名為“沒素質”標簽；9月初陜西榆林產婦跳樓案中，產婦丈夫被冠以不心疼老婆的渣男形象等一系列網絡輿論事件。這些標簽大多是在微博、微信、論壇等社交媒體平臺上出現，由于事件的敏感性，煽動起了不少網民的情緒，造成了對于事件當事人“打標簽”這一不理智的發泄方式。

二、網絡輿論的形成機制

2018年1月11日，微博名為@Zero旦旦的用戶在新浪微博多條長微博及微信聊天記錄截圖，聲稱自己養的柯基犬在小區丟失后被女子何興麗收留，經溝通后后者拒絕歸還且索要錢財、敲詐勒索，直至將狗拋到樓下摔死的事件。微博發出后達到近七百萬瀏覽量。這一事件在網絡上迅速發酵，引起了眾多大V賬號和主流媒體賬號的關注，對其進行跟蹤報道。網民對該事件持續熱議，長時間占據微博熱搜榜單，同時，有不少網民對摔狗人何興麗進行人肉搜索，將其個人信息到社交網站上，引起大量群眾到何興麗住所進行辱罵、騷擾，造成治安混亂。1月11日，龍泉警方官方微博發聲，稱警方已高度重視，并將開展核實工作。2月，當事人何興麗向龍泉警方報警，稱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個人隱私泄露，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3月27日，經過公安機關調查取證，認為當事人何某某威脅、恐嚇吳某某人身安全，處以行政拘留七日的處罰；當事人吳某某（@Zero旦旦）通過社交平臺散布何某某手機號碼等個人隱私，依法對其處理行政拘留七日的處罰。警方的調查處理結果引發不少網友熱議，致使一輪新的網絡輿論發生。此事件挑起了網民對于保護動物及人身安全的情緒，呈現了從“無”到“有”的爆發模式。但任何網絡輿情都不是被憑空引爆的，只有真實發生在公眾身邊的事件“上網”，并得到輿論的廣泛關注和傳播，才能觸發網絡輿情。自媒體儼然已成為公眾自由發表言論，抒發個人情緒的新型空間，而自由并不意味著任意和無序，其中也遵循著一定的傳播規律。在該網絡輿論事件的形成之中有幾個潛在要素：一是事件當事人，他們是網絡輿論的起始點，直接參與了網絡輿論的形成，是網絡輿論形成的始作俑者。二是微博大V賬號、微信自媒體公眾號及主流媒體賬號的介入，對該事件進行大量轉發、報道，使得輿論迅速發酵，不同觀點相互激蕩。三是警方對事件的“介入”。正是由于這種變量的介入，使得輿論的熱量被迅速地釋放。四是網民對于該事件的大量轉發傳播，使輿論熱度達到頂峰。五是法律、道德、社會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等精英階層的介入，使事件很快進入理性分析階段。輿論監督的本意是指公眾對各種權力組織及工作人員以及社會公眾人物等自由表達看法，從而對議論客體形成的一種客觀效果。在我國，由于我國媒介所有權和管理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輿論監督的特殊性。由于政府對媒介具有單一的主導地位，使得傳媒在實施輿論監督和批評報道方面受到很大限制，無法實現作用最大化，只能聚焦于小問題。

互聯網使得受眾具有匿名性、互動性等新特點，網民能夠更為自由地暢所欲言，發表觀點，逐漸形成一種意見碰撞的“觀點的自由市場”。多種意見在其中進行碰撞、修改，最終形成一種代表大多數人意見的統一的“輿論”。而網絡的這種傳播機制使得“口口相傳”這一傳統的人際傳播模式再次回歸，受眾可以在虛擬空間進行真實信息的交流，其效果遠遠大于大眾傳播、組織傳播，能夠促使輿論監督生成機制進行改善和完善，使法律監督、行政監督更為公正公平，民主體制更為完善。當然，在網絡輿論的形成過程中也會由于網民自身素質及傳播平臺的運營、相關部門工作等外界因素的影響，造成很多不可控的局面，甚至出現謠言、“輿論反轉”的情況。縱觀互聯網誕生至今，這樣的例子也并不少見。因此，對于網絡輿論的治理亟待有關部門出臺相關法規。盡管2013年我國已經出臺相關規定，明確對于網絡謠言被轉發超500次可判誹謗罪，但網絡謠言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只有不斷地進行規范和正確引導，使網絡輿論日益規范和完善，建立起有利于網絡輿論監督的制度與途徑，才能使“互聯網”成為實現政治民主、建設政治文明的最佳手段。

作者：劉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