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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競技文化的政治化傾向嚴重［6］，特別在二戰后，在冷戰思維模式下的國際賽場被分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社會主義的或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體育就是正確的，就是合法的。“為國爭光”、“為中華民族爭光”成為中國競技體育合法性的重要來源。這種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將領袖的話、領袖的行為作為體育合法性的依據。上世紀九十年代后，這種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越來越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于是功績（表現為金牌數量）成為體育合法性的重要資源。隨著中國競技體育在國際賽場上取得越來越多的金牌，歷史性地達到奧運會金牌總數第一，其所受關注度和社會地位也空前高漲。但在全民健身意識和公民權利意識增長的社會背景下，功績合法性卻越來越受到質疑：這種金牌總數的增長是否意味著公民體質的增強？體育資源配置是否公平？這需要對體育的制度或程序進行修訂來重新獲得合法性。在追求合法性的過程中，我們付出了較大的成本和代價。如體育資源過于集中于競技體育而導致體育發展不平衡、或因顯示友誼或增加勝率的“讓球”事件而使競技體育的公信度下降、體操比賽中的“年齡門”事件和足協集體腐敗案等讓國家在國際體壇蒙羞（因為“事實上運動員代表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其國家和民族”［7］）。為“更快、更高、更強”而進行“三從一大”訓練導致的大量運動損傷［8］、重體輕育而導致人的異化和片面發展，無法適應未來環境的變化，出現“經過專門訓練的無能”（trainedincompetence）。在“以人為本”、“關愛弱勢群體”的新的社會背景下，競技體育要維持其社會合法性，還需要參加諸如“三下鄉”、“扶貧活動”、“支援西部計劃”、“關愛殘疾兒童”等活動，明星運動員可能還要參加各種巡回報告等。這些活動實際是在構建競技體育的社會合法性基礎，但從競技訓練效率角度看，這無疑增加了競技體育的成本。部分運動員特別是農村運動員希望通過競技體育而改變命運，退役后期望能有一個好的謀生出路。當這種社會期望成為競技體育合法性基礎的時候，競技體育就必須兼顧運動員的訓練和就業，自然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或代價。當合法性壓力和效率矛盾的時候，競技體育領域中可能就會出現“制定了很多規章制度并不實施”，以應付外部的制度環境壓力。派專人制定各種文件制度，定期做一些活動等，也使競技體育成本和代價增加。

1發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理論是由諾貝爾獎獲得者斯科提出的。他認為企業的運營除了生產成本外，還需要去獲取市場信息、進行談判、制定和維持契約、監督及處理違約行為等，這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9］。因為競技體育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需要人（組織）與人（組織）之間進行交往、合作、交易，此過程中即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從本質上看，只要有人類的交往、交易活動就會產生交易成本，這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運動員培養過程中，除了技能和知識教育的成本外，我們還需要付出諸如了解基本情況、選才、談判簽約、維持良好關系、激勵上進、處理違約行為等成本。同時還有協調運動員之間、運動員與運動隊之間、教練員與領隊之間的關系等，這也需要付出成本。競技體育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協調成本和激勵成本。競技體育的協調成本發生在內部各部門之間和組織對外交往活動中。競技體育內部各部門利益并非完全一致，這種矛盾在過去可以通過行政手段得以解決；而競技體育和其他部門利益之間的矛盾，曾經由于意識形態的影響、競技體育的政治色彩和體育領導人的權威影響而可能暫時得到化解。但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命令和政治號召在協調過程中的效力越來越小，需要通過相互協調達到統一，這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且隨著競技體育的政治色彩淡化、行政權威的降低，協調成本在增加。由于在交易過程中，存在投機行為（例如教練員通過欺騙手段獲得高額酬金）、資產專用性（如針對某運動員制定的訓練方式可能并不適合另一名運動員）而使交易談判面臨困難難以進行。這個時候就需要在協調的基礎上進行激勵（如提高工資待遇、資金獎勵和提拔任用等），從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另外，在競技體育中，行政領導面對諸多項目、諸多決策時，由于他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則會導致管理中的有限性，必然會對不同事項投入不同的注意力。經驗告訴我們：當某個競技體育項目（或領域）受到更多關注時，該項目領域中的活動就會更活躍，也使投入注意力少的項目的發展付出代價。如我們對奧運項目付出更多注意，而非奧項目的發展就會受到影響。

2由于利益交換而使競技體育發展付出代價

社會交換理論產生于上世紀50年代末的美國，主張人類一切社會活動都可歸結為一種交換［10］。現代交換理論認為：人在社會交往中會進行成本和利潤核算以試圖獲得利益，人們除交換物質外，還交流非物質的感情、服務和符號等［11］。社會生活中交換是常見現象，正是由于交換的存在，社會才得以有效運行。但社會交換并非都是積極的，可能會出現一些腐敗現象。特別是當有著明顯計劃經濟色彩的現行體育行政體制和有著無限投資需求的市場投資方相遇的時候，就可能發生權錢交易，產生腐敗現象。按照布勞的“交換結構理論”，當體育行政部門意欲獲得更多的權力，它會向體育資本方不斷施以恩惠（因為市場經濟下，當初的威逼手段已失效），當資本方無以回報時便成為體育行政部門的附庸，產生了順從和依附的關系；同樣，體育資本方打算獲得更多利益，它也會想方設法對體育行政部門施惠，直至對方對其產生順從和依附的關系。這樣，“施惠者獲得了支配受惠者和交換過程的權力。于是，社會交換中的權力結構就形成了”［12］。這種權力交換結構形成后，便會官商勾結，相互配合，架空上級行政部門并進行訛詐，以獲得更多利益，使國家、社會承受不必要的代價。中國足球腐敗窩案就揭示了這種權錢交易利益鏈的形成過程和運行方式。當然從交易成本理論來講，競技體育圈子中的各種所謂派系（如學院派、技術派、某某地域派等）之間及其與其他領域之間的利益交換，可能使競技體育的協調成本降低，但這種交換的結果卻致使公共資源被把持和公共利益被搶占和瓜分，納稅人被迫承擔由此帶來的代價。

3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因體制制約而導致的成本

時至今日，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體育行政部門仍沿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體育“舉國體制”，不合法地將本應全體公民所有的體育公共資源壟斷，“挾巨額的公共資源，過多地介入原本應該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其背后往往還帶有強烈的個人或小集團利益驅動色彩。”［13］競技體育即屬于“原本該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領域”。這造成大量資源的浪費，自然提高了競技體育的成本。其背后的原因是，行政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育舉國體制下，官員的升遷標準主要是基于直觀和便于評價的競賽成績。同時這種體育行政體制對官員行為缺乏監管，對官員錯誤缺乏有效問責，造成了體育行政官員“目標明顯，只管當前”、“兩言三拍”（“競技體育說大話，群眾體育說空話”、“決策拍腦袋，保證拍胸脯，出事拍屁股”）現象泛濫。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育舉國體制給體制內員工的壓力還源于信息的不對稱。經濟社會學中曾對這種現象進行解釋：當某雇員在經理領導下尋找最佳設計方案時，因為他是該領域的專家，他知道的信息多于經理（即雇員和經理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他清楚哪個方案是最好的。但他同時也知道經理的偏好，且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他在短時間內（如一年）無法向經理證實他的方案是最好的，但經理對下屬的評價可能是短期內就會做出（如每年一次）。如雇員堅持自己的方案又不能證明是最好的，可能會被經理認為是動機不純或沒有能力。這種情況下，雇員可能處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放棄最好方案而選擇經理提出的次優方案，從而使公司付出不應有的代價。競技體育領域也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主教練類似于上例中的雇員，而體育行政官員相當于經理。作為專家，主教練清楚應該如何訓練和比賽，如何提高運動隊水平，他也會根據比賽情況和運動員狀態而正確選擇由誰上場。但他的科學訓練方法的效果可能需要三至五年才能顯現，但在“以賽代練”的持續比賽條件下，他無法保證持續勝利。這種情況下，如果官員的意見和他相左（如田徑出身的官員“建議”如何擬定足球上場球員名單），他只能屈從官員意見，否則比賽失敗后，他只能“下課”。不客氣地說，中國足球多年的折騰，就是由于現有體育體制下，由于信息不對稱而迫使具體執行者放棄最佳方案的結果。

4競技體育領域對成本問題的不敏感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指出：擴張沖動“本來由社會關系事先決定，但是由于它已經深深植根于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企業和非營利機構領導者思維和日常生活中，以至于成為一種‘自然本能’。”［14］這種擴張的沖動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不可滿足的投資饑渴。擴張可以為領導者帶來各種利益，同時在當時的短缺經濟下也沒有破產危險，投資或后期追加投資是可能的，自然也沒有人放棄投資。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并延續至今的中國競技體育體制也繼承了這種投資的渴望，使我們在舉辦各種運動會方面的投入是不計成本的。如為備戰雅典奧運，國家對競技體育的四年撥款達到67億之巨［15］。在“具有高度行政壟斷性質的，與計劃經濟社會完全契合的”舉國體制下，類似于“國有企業”的體育行政部門，“其預算約束是軟性的”，“對成本和價格不敏感”，其生存和發展與自己的財政狀況無關。它“對資源和投資幾乎有著無限的需求，而無需考慮這種資源的利用和投資在經濟上是否劃算”［10］。表面上的國家投資，“所花的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自身生產勞動所得，而是納稅人繳納的稅金。”［15］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受益者為少數人（成名的運動員和借以升遷的體育官員），而社會大眾承擔了發展的代價。所以對于“劉翔一年訓練高達300萬”的問題，體育行政部門認為“即使一年投入四五百萬，我們覺得也是應該的。”總之，中國競技體育發展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對中國競技體育付出的成本和代價不能一概批評，因為作為社會系統有機組成部分的競技體育參與社會運行，肯定會在促進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有所付出。當然，我們更不能為競技體育發展中的非正常代價辯解，而應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采取有效措施對其進行消除和化解。

作者：周傳志單位：閩南師范大學體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