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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主體的自我分裂與沖突及其認識論意義哈拉維是STS領域中對女性內部差異性給予較多關注的學者之一。她曾強調,完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天生就把女人綁在一起,甚至也不存在一種身為“女性”的狀態,這已是一個高度復雜的范疇,是在爭議不休的性科學論述與其他社會實踐中建構出來的[4]253。與哈丁相比,她并不懼怕喪失統一的女性身份與立場會導致女性主義認識論主張的失效;相反,她想強調的正是這一差異、矛盾、多元、流變的主體及其局部視角的認識論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她進一步指出認知主體的自我分裂與沖突將給科學客觀性帶來新希望。在哈拉維的文本與境中,強調自我的分裂和沖突指的是主體自我認同的困境,它意味著通過建構與他者的距離而成為統一的、抽象的、免受觀看的認知主體在科學客觀性上的失效。她認為,在自我和他者的劃界過程中,存在著自我認同,對他者的客體化,以及具有統治性的支配邏輯;認同包括自我認同并不產生科學,只有批判性的位置才能產生科學,產生客觀性。事實上,也唯有那些占據支配位置的人才是自我認同的、不受標記的、非涉身的、不需中介的、具有超越性的和可以重生的[2]586。但是,這樣的主體恰恰無法實現科學的客觀性,因為他/她們的眼睛和視線生產、占用并排序了所有的差異,從一種免于被檢視和標記的立場出發所獲取的知識是扭曲的、幻想的,唯一不可能實現客觀性的位置就是主人、大寫的人的位置[4]311。與此相反,分裂與沖突的自我則代表的是一種可以被質疑、被檢視的位置,它能建構并參與那些改變歷史的對話與想象;并且正是這樣的自我才能負擔起說明的責任,才能實現異質多樣化的聯合并為客觀性奠定基礎。因為任何一個主體都不能身為(being)一個細胞或分子,或一個女人,一個被殖民的人,一個勞動者,如果他/她希望從這些立場去進行批判性的觀看的話[2]585。換言之,主體不可能將自己放入或重新放入任何至高無上的位置而對這樣的行為負起說明的責任。正是在此意義上,哈拉維強調是分裂而不是存在,才是主體認識世界的真正基礎。
(二)局部視角(partialperspective)的優先性實際上,哈拉維對認知主體的自我分裂與沖突及其認識論意義的闡述,與她對視線隱喻的改造與啟用,以及對局部視角的優先性的說明,是一體三面的關系;因為局部視角的擁有者正是那些自我分裂與沖突的、被標記和被觀看的、涉身化的、無超越性的、非大寫的認知主體,其觀看或認識世界的方式正是通過視線來完成的。相應地,所謂的局部視角,首先是指視角的擁有者也即認知主體永遠都是部分的,無論它以何種面目出現,從來都不是整體的,也不是完成式的,并且無須追求認同和自我認同;其次是指視角的觀看方式也即視線永遠是局部的、有限的、涉身的、非自上而下的,并且無時無刻都處于被觀看、被凝視的位置。那么,為什么哈拉維認為這樣一種局部視角具有優先性呢?答案正在于她認為,只有局部視角才能許諾客觀的視線[2]583。而所謂客觀的視線,就是如上文所言的涉身化的、有限的、隨時被檢視的視線。換言之,只有承認一切視角都是局部的,只有認識到自身隨時處于被觀看的位置,才可能真正具有批判以及自我批判的意識,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客觀性;相反,將自己置于免受質疑和批判的、至高無上的俯視者的位置,則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客觀性。在此意義上,哈拉維強調被壓制者的位置更具有優越性[2]584。然而,與哈丁不同的是,她并不贊成通過身份認同來實現客觀性,她批判一切認同,一切以此認同為基礎而獲得的特權,以及一切以此特權為理所當然的依據而宣稱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客觀性;轉而從具有涉身性的視線出發,帶著局部的視角,在與自然互動的過程中獲取知識,并通過結盟與聯結來實現客觀性。正如她所說:“女性主義中的科學問題就是將客觀性視為具有特殊位置的理性。這一客觀性圖景并不是逃離或超越任何局限性的產物,而是將局部視角連接起來,保留住所有的聲音,聚合成一個集體性的主體位置,這個位置承諾具有一種持續變化的、有限的、涉身的工具視線,一種寄居于有限性和矛盾性之中的視線,也就是從具體某個地方出發的視線。[2]590”
(三)客體作為行動者哈拉維曾指出:“女性主義和其他致力于科學批判的一些學者之所以逃避對科學客觀性教條的批判,部分原因就在于將知識的“客體”視為消極而惰性化的事物。他們往往將這些客體理解為對固化的、已被決定的世界的占用,這個世界已被還原為資源,服務于破壞性的西方社會的工具主義計劃;或者被視為利益而且常常是支配性利益的遮掩面具。[2]591”可見,在她看來,主客二分以及將客體視為等待被描繪、被占用的消極對象,是傳統科學客觀性觀念的深層依據之一,并且這一看法還使得對自然的占用與入侵被合法化,使得利益和權力的復雜關系被掩蓋。哈拉維坦言她的研究興趣始終在于探討自然被詮釋的方式與過程,揭示自然與文化、人與非人、主體與客體等二元劃分的形成過程及其發揮作用的機制,進而揭露二元論的危害,反思和挑戰其合法性[3]50。她認為,客體不能被描繪成一個屏幕或一個地基或一種資源,不能在自居的主人宣稱對“客觀”知識擁有作為行動者的專屬權時淪為其奴隸;相反,自然、身體、性及其他的所謂客體都應該是知識生產中的行動者;行動者以多種面目出現,對一個“真實”世界的說明并不依賴于一種“發現”的邏輯,而依賴于一種“對話”的充滿權力的社會關系;世界不會替自己代言,但也不會因為支持一個自詡為主人的解碼者而消逝[2]592-593。哈拉維使用了“土狼”(Coyote)和詭術師(trick-ster)的隱喻來反對自然作為養育性的母親和擬人化形象的角色定型。正如她所言:“對詭術師一詞的使用是我所有論文的一個主題,其目的是以防我們陷入神人同形同性論?!@個隱喻形象表達的是非人的世界,是所有非我們的一切,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與之緊密交纏和對話;將你的搭檔擬人化是一種嚴重錯誤。[3]66-67”可見,在哈拉維看來,客體是行動者,但絕非擬人化的行動者,客體是在與主體交纏和對話的狀態中發揮知識生產作用的,二者之間不存在鮮明的、不變的界限。正如她所強調的:“我的認識論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交纏(enmeshment),在這一狀態中,關于自然/文化的分類與割裂,已經成為一種暴力。[3]106”
(四)“情境化知識”(situatedknowledge)上述關于視線隱喻、主體、客體、局部視角的分析,最終的落腳點均在知識的情境化特征上。換言之,分裂的、部分的、流動的主體,從局部視角出發,以有限的、涉身的、被檢視的、沒有特權的視線來觀看,并與非人化的客體交纏與對話,最終獲得的必然是一種情境化的知識。這種情境化知識具有地方性特征,正如哈拉維所言:“科學知識毫無疑問具有地方性的特征,客觀性也總是一種地方性的成就,它總是事關充分控制各種事物的實踐,并使人們能強烈共享關于這一實踐的解釋。[3]161”然而,哈拉維的情境化知識與哈丁的地方性知識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哈拉維發現了深藏在地方性知識主張背后的整體主義傾向,這一傾向一方面暗含了被壓制者身份認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基于此認同宣稱地方性知識具有優先性,還將使其陷入相對主義的困境。正如她所說:“地方性”(location)不能被添加入種族、性和階級這樣的范疇清單,它不是抽象的、去與境化的(decontextualization)具體對應物;相反,它總是部分的,有限的,總是憂慮地戲耍于前臺與背景、文本與內容之間,并且包含了批判性??偠灾?,地方性不是不言自明的或者透明的。[5]”哈拉維進一步指出,在客觀性的意識形態中,相對主義和整體主義是一對孿生子,兩者都拒絕地方性、涉身性和局部視角,兩者都使得我們無法發現它們其實都是一種神明詭計;相對主義的出路并不是整體化的、單一化的視線,并不是那些不被標記的范疇,而是部分的、情境化的、批判性的知識,它們之間具有相互聯結成網絡的可能性,包括政治上的團結和認識論中的共享對話[2]584??梢?,這樣的客觀性要求尊重差異,認識到不同主客體之間及內部的張力和沖突,并強調結盟而非認同,主張改造知識系統和觀看方式。相比于哈丁,哈拉維更為徹底地堅持情境化,堅持地方性的流變性,堅持情境化知識也可被標記、質疑或審視。簡言之,她的情境化知識同樣不具有任何特權或普適性,也只有這樣的知識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客觀性。
二、分析與評價
綜上,哈拉維的科學客觀性思想可概括為:在充滿張力、共鳴、抵抗、變形與共謀的與境中,自我分裂與沖突的、允許被標記和觀看的、涉身性的、有限的、非超越的認知主體,經由同樣具有上述特點的視線與局部視角,與同為行動者的客體交纏對話,從而獲得情境化知識,這種知識不具有普適性,但卻是對世界更好的說明,更具有客觀性。這一思想具有女性主義客觀性論述的共性,同時也具有鮮明的獨特性。
(一)共性與獨特性和大多數女性主義學者在科學客觀性問題上的態度一致,哈拉維首先否定了實證主義科學觀的合理性。她明確提出,科學并非價值中立性的事業,科學知識也不可能是對自然的鏡像反映[3]102。并且,她亦是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出發對科學知識進行分析[6]。在她看來,如果科學史是一種客觀無偏見的、對闡明自然運作的那些客觀工作(實際上已經不再有人相信這一過程是客觀的)的純粹描述的話,它將不能激發任何的熱情[1]1。顯然,她在此同時否定了科學研究和科學史研究的客觀性。但是,她并未因此走上徹底的社會建構論的道路,相反她強調了客觀性概念存在的合法意義,要求女性主義對世界做出更好的說明,而不僅僅是揭示一切事物的徹底的歷史偶成性和建構模式[2]579??梢哉f,哈拉維反對的不是客觀性本身,而是超越性、普遍性的客觀性觀念和真理標準,這一點與凱勒、哈丁等其他女性主義學者十分相似,她們均主張對世界做出更好的說明,她們追求的不是一味地批判與解構,而是要求一種負責任的認識論態度。雖然如此,哈拉維的客觀性主張卻不同于哈丁的立場論,而是具有鮮明的后現代女性主義色彩。首先,她認為女性內部的巨大差異表明作為被壓制者的整體身份難以確立,不存在不變的、統一的、具有本質主義傾向的女性身份與女性經驗。第二,她主張身份認同并不構成批判性認知的基礎,相反從被壓制者的立場看,嚴重的危險在于可能浪漫化或者占用了其中較無權力者的立場,并宣稱可以從他們的立場去看待世界。第三,她認為即便存在被壓制者的立場,它也不能免于批判性的檢視、解碼、解構和詮釋,這一立場并不“無辜”,并不更少偏見。第四,她認為相對主義的出路是部分的、情境化的知識,同時保持連接網絡的可能性,而非追求另一抽象的、超越于歷史、身體和地方性的客觀性。換言之,哈拉維不承認作為被壓制者的女性身份認同的可能性及其在認識論上的優先性,她從根本上反對的是一切宏大敘事,包括關于性、身體、性別、科學知識、客觀性,甚至地方性和情境性本身的宏大敘事,反對一切身份認同,反對一切不變性,她所強調的是科學的合理性存于充滿變化的、情境性的、地方性的科學實踐之中。
(二)問題與意義那么,哈拉維的主張是否如她本人所希望的那樣在徹底的建構論和女性主義的經驗論與立場論,以及整體主義和相對主義之間找到了第三條邏輯自洽的道路呢?事實上,要實現這一目標還存在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首先,她明確否認“被壓制者”立場存在的可能性,同時卻又強調這一立場更能獲得客觀性,陷入了一種自我矛盾。既然自我認同和認同都是一種有害的策略,那么又該如何確立她所謂的“被壓制者”的立場?繼續使用“被壓制者”這個標簽,就仍然會有陷入本質主義的危險。其次,她使用“結盟”策略代替“認同”策略來實現客觀性,但對于各種局部視角究竟應該如何“結盟”,以及這種“結盟關系”到底是什么,并沒有進一步展開闡述。第三,既然承認科學和性別的社會建構性質,又該如何確保一種建構比另一種建構更客觀?如何避免被貼上相對主義者的標簽?哈拉維對自己總是被誤解或指責為相對主義者感到十分憤怒,她后來對此問題的回應是“盡量避免關于實在論和相對主義的爭論,我只能說‘實在’存于自然與文化的裂縫之中,我正努力追求一種更好的實在論[3]110”,但卻依然沒有深入解釋這是一種怎樣的實在論。盡管如此,哈拉維客觀性思想中暗含的諸多觀點仍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正如周麗昀所認為的,它無論對理解科學客觀性問題、女性主義科學觀、科學的現代與后現代交鋒,還是科學與人文的溝通都有啟發[7]。在此,本文只側重強調兩點。第一,她較早提出了將客體作為行動者的主張。正如傅大為所說,她提出了一個幾乎與拉圖爾(BrunoLatour)同時的、早期的“行動者網絡”的女性主義理論。當女性主義還在強調性別的社會建構時,她已經認識到身體和性等在女性身份建構方面的意義,并主張消解一切關于自然/文化、男人/女人、性/性別的二元劃分,為面臨內部差異和政治認同困境的女性主義提供了一條富有啟發的道路。當SSK的建構論主張引發巨大爭議并遭遇諸多指責時,她強調被客體化的自然在認識論上的積極意義,也為SSK指明了一條出路。第二,她強調身體在科學認知與認識論方面的意義,向傳統的認知科學與科學哲學觀念提出了挑戰。在后者的視野中,認知被理解為心靈基于清晰的形式化規則操作抽象符號表征的活動,其基本哲學假定是身心二元論,借助的手段是純粹抽象的符號表征,研究方法是與有機體相分離,終極目標卻是尋求普遍的支配人類認知的統一原則[8]。這些正是哈拉維所致力于批判的內容,她強調包括身心在內的一切二元對立概念之間邊界的模糊性與流動性,她的涉身性概念即意味著身心不可分,身體、感知系統、視覺系統等對認知有重要意義,認知不只是大腦內在的抽象表征活動,它與周圍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環境密不可分,借助于現代科技工具的人類認知活動,既是人機合一,也是身心合一,同時還是根據其時其地具體情境而確定的過程,因而所獲得的知識一定也是經驗性的、局部的情境化知識。這些思想與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梅洛-龐蒂(MaureceMerleau-Ponty)等代表的現象學傳統同為認知活動的重構提供了重要的哲學資源。
作者:章梅芳單位:北京科技大學科學技術與文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