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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中醫的概念基礎

(一)攝食平衡養生觀中醫異于西醫的治療觀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所有的獨特與系統的養生觀。中醫治療的核心思想在于恢復身體整體的陰陽平衡，養身觀的核心則在于使得身體保持陰陽平衡的未病狀態。養生的方法是各種各樣的，一方面是身體和精神通過主動的法于陰陽，順應四時、調攝精神和順情志、和于術數勤于鍛煉等方式來保持陰陽平衡［9］，另一方面是通過特定規律的外在食物攝取以達到體內的陰陽平衡。身體的五臟六腑有陰陽五行狀態之分，身體攝入的食物也有五氣和五味之分。中國的食物按照“五行”———土、金、火、木、水，分為“五氣”———酸、苦、甘、辛、咸和“五味”———膻、腥、香、臊、臭［8］184－186。此外，中醫還把食物分成涼性、中性和熱性三種大類別。這種分法同食物自身的溫度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側重于食物對人體陰陽平衡帶來的影響。涼性的食物如白菜、水芹、胡蘿卜可以緩解和治療人體發熱所帶來的不適，熱性溫補的食物如豬肉、內臟可用于治療低熱、虛弱或者發冷的病癥［8］184－186。除了涼熱區分外，中醫還會通過食物的外形和顏色來判斷該食物對人體某個器官或部位產生何種作用。尤金(E．N．Anderson)認為這是交感巫術在中國人的認識中的體現:核桃的形狀像人腦，所以有健腦的功效;紅棗和葡萄酒的顏色是紅色，所以有補血的作用。稀少的、昂貴的和不易得到的食物如野生禽類、燕窩和人參等被認為有滋補和治療的功效。雄鹿在發情季節能與70頭母鹿交配，因此雄鹿的生殖器能特別滋補人的生殖器。人們把從經驗觀察到的事物關系推理應用到了人自身的生活當中［8］187－188。

(二)身體、疾病、診斷和治療的時間對應性現代科學發現，生物節律調節著生物體的一切生命進程和功能。相應地，現代時間醫學認為，疾病的診斷、發病與惡化均受近日節律影響。實際上，中國古代的身體觀念與醫療方式都建構于時間觀念的基礎之上。不過，二者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現代時間醫學的理論、方法和實踐以現代科學為基礎，以近日節律為研究核心，而中醫的時間觀念則以天人合一思想為基礎，與陰陽五行和數術思想密不可分［10］。在中醫看來，人的身體狀態和疾病與四季、月份、早晚等時間變化具有關聯，進行診斷與治療時也要考慮所處的時間段。在中醫中，身體和疾病與時間之間的關系，既有四季與“四時五臟”的對應，也有月份劃分與“十二月—十二脈”的對應，還有“九宮”模式與“氣”的順行規律的對應［11］。正是由于身體與時間的這種密切關聯，身體疾病的發生也與時間緊密相關，如人體的臟腑功能隨著四季的變化而有強弱，五臟疾病的發生有季節變化。而疾病的發生則大多數是因為人沒有按照時間的規律生活或者人體受到了季節反常變化所帶來的不良刺激。時間性在中醫診斷中的重要性充分體現在切脈中的“脈從四時”。按照中醫理論，人體的脈象在四季有不同的體現:“春脈如弦，夏脈如鉤，秋脈如浮，冬脈如營。”［12］如果脈象不符合相應季節的特征，那么就表明人體已經患病。治療中的時間性則主要體現在服藥和針灸這兩種治療手段上。病人在服藥時要選擇合適的時間。如清晨到上午，人體的陽氣上升，此時可以服用發散性的藥物、催吐的藥物，因為藥物借助陽氣把病痛從身體中驅散出去，依靠“氣”的上升幫助病人嘔吐。這個時間也適宜服用補陽治氣虛的藥物，藥物順應陽氣在身體中的上升能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針灸的使用同樣要考慮時間的因素。醫生施針時要順應“氣”在人體中的運行，而“氣”的運行有時間規律，如子午流注是人體氣血運行的時刻表。因此針灸的應用要根據一天12個小時人體氣血從盛到衰，從開到合的時間特性和時間節奏來選擇恰當的時機。中西醫概念基礎差異巨大，要求人們在進行現代中醫研究和實踐時需要首先分析中西醫進行結合的可能性及可能方式。

二、中醫現代化途徑及其可能性

中西醫的概念基礎差異使得中醫面臨:一方面要進行現代化以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環境，另一方面又要現代化的同時不能完全丟棄自己的概念基礎、自我否定而逐漸消亡。為此，一部分學者嘗試按照西方科學和醫學的理論及研究方式改造中醫理論或者進行中醫現代化，而另一部分學者則從學理上討論了進行中醫現代化的可能性及維度。

(一)中醫現代化中醫現代化的一種路徑是使用西方科學和現代西醫的理論、方法和規范對傳統中醫進行闡釋和改造，以使中醫成為類似于現代西方科學或西醫的科學。這一現代化進路具有大量的支持者。以針灸為例，20世紀60年代，朝鮮學者金鳳漢通過對皮膚組織進行染色后使用電子顯微鏡觀測、放射性同位素追蹤等現代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中醫經絡，并聲稱發現了經絡和腧穴的解剖學對應———“鳳漢小體”和“鳳漢管”［13］，不過并沒有得到醫學界的承認。張香桐［14］、韓濟生［15］等人嘗試從神經生物學、神經化學的機制解釋針刺鎮痛機理，但這些工作與論證經絡的存在無關。不僅如此，對針灸治療效果的隨機受控實驗(RandomizedControlledTails)評估也顯示，盡管針灸治療有時候是有效的，但同樣存在大量反例［16－17］。中醫現代化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代化的核心只是使中醫適應于現代科學環境，而不是要使中醫變成一種現代的科學技術或者現代西醫。持此類觀點的人從中醫的理論模型出發，認為中醫所采用的陰陽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卜象數理模型等“象數符號模型”是思維模型，而西方科學和醫學則采用的是對原型進行模擬的物質模型。中醫的思維模型雖然也能進行簡單的運算，但不能提供嚴格的量的依據，而只能提供定性和推論性的依據［18］。因而，中醫現代化不應以西方科學和西醫改造中醫，而應是借助現代科學闡釋、補充和發展中醫［19］。中醫現代化中的以上兩種不同觀點涉及中醫知識與西方科學和醫學知識之間的通約性問題。若中醫可以轉化為一種與西方科學和醫學類似的知識體系，則對中醫的西方科學和醫學改造是可能的。但如果兩種知識系統之間完全不可通約，則使用一者對另一者進行改造必然是徒勞無功的。

(二)中西醫之間的可通約性目前，學界對于中西醫之間是否有可通約性存在三種不同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中西醫之間存在通約的可能性。使用現代西方科學和醫學方法對中醫的現代化研究在部分領域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一些中醫治療手段(如針灸、中藥)也逐漸為歐美醫學界接受，并作為補充與替代醫學融入歐美醫療體系。因此，持這類觀點的學者樂觀地認為中醫遲早都會被現代醫學所吸收［20］。第二種觀點認為，中西醫之間是一種不可通約的關系。持這類觀點的學者通常是基于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視角。他們認為，全面理解一種科學需要弄清楚它產生的各種地域和背景，但是我們只是在有限的時間和特定地域的文化背景中從事科學活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孕育出的科學無法相互通約。中西醫的理論和方法基礎都極為不同，認為兩者最終會結合并成為“普遍”醫學的觀點是烏托邦主義的［21］。第三種觀點認為，中西醫之間是一種弱的不可通約性關系。弱不可通約性是相對于第二種觀點中完全否定通約性可能性的強的不可通約性觀點而言的。弱不可通約指的是雖然兩種理論中的基本術語無法相互精確翻譯，但是不同理論之間能夠互相理解。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雖然中醫中的基本理論術語如“陰陽”、“五行”、“氣”等詞匯，很難被翻譯成西醫的術語，也難以對西醫所采用的因果解釋模式與中醫所采用的將可視的現象與不可視的世界的對應解釋模式進行比較，但這并不表明中西醫之間不能完全溝通。因為，由于中西醫在檢查人體時都用相似的知覺系統，中西醫之間存在的大部分差異能夠通過認真、有意的學習替代語言、不同概念機制和解釋模型等來克服［22］。有學者認為，中醫中的常山對西醫瘧疾藥開發的啟發，就是中西醫之間不能互相翻譯但可相互理解例證［23］。不論對中醫現代化和中西醫通約性持何種觀點，都無法回避中醫自身所具有的傳統性、社會性和文化相關性等特征。正因此，近些年也出現了一些從這些特征來研究中醫的新進路。

三、中醫研究新進路

對中醫文化理解得越多，對中醫理論本質的認識往往也會越深刻［24］。中西醫的研究對象雖然均是身體，但中醫中的身體既有著氣、神等非肉體性內容，也在歷史演變中獲得了社會和文化意義。近年出現了一些從比較科學哲學、大眾文化、社會學以及人類學視角研究中醫的新進路。

(一)比較科學哲學進路中西醫對于身體的理解分別是基于東西方不同的哲學。以針灸為例，不同的哲學基礎使得人們對針灸的理解不同。同樣是針灸師把針輕輕地捻入身體的穴位，在身體的另一個部位產生治療效果。中醫用經絡理論解釋針灸的治療機制。由于穴位與通過穴位產生效果的部位離得很遠，中醫認為它們之間由“氣”這種中國自然哲學中的基本對象連接。針灸通過施針影響“氣”的運行而起作用。西醫則從細胞結構、神經路徑和化學信息等西方科學基本概念看待針灸的機制，用解剖學方法探究針灸中的相關結構和生理變化。當針灸傳到美國的時候，一些內科醫生認為穴位是有高靈敏度的“觸發點”［25］，而完全不能理解穴位與“氣”的關系。中西方關于穴位、經絡以及針灸的治療機制的解釋是基于各自的自然哲學和科學基礎。對于中醫的理解離不開中醫所基于的自然哲學基礎，比較哲學視角為現代中醫研究提供了新的進路。

(二)大眾文化、社會學及人類學進路有些咒語或儀式在中醫治療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古時產婦在生產的時候會讓丈夫念咒緩解自身的緊張情緒。大眾醫學的研究也表明，古代中國人認為疾病、疼痛大多是著魔，是因不道德被鬼神入侵的結果，需要法師做法式驅鬼神治療。人們對這種儀式的信念使病人在經過“儀式治療”后慢慢恢復健康。這種治療手段到現代仍有很多人相信。信念可以引起疾病也可以治療疾病，身體會對這種信念做出響應［4］31－32。這些咒語或儀式既不能單純靠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受控實驗來證明和理解，也很難進行哲學基礎角度的分析，而只能通過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等方面來進行理解。白馥蘭(FrancescaBray)的研究表明，在中國歷史上，由于女性扮演的是母親和妻子的角色，關于中國婦女月經不調的治療以及女性的生育問題大多是基于這些角色而定的，更多的婦女會因家族的利益和自身的社會地位而借助能夠控制生育的技術［26］。古代中國婦女的疾病治療程度取決于她們的社會地位，顯然處于社會上層的婦女可以得到更多優秀醫生的治療和更優越的治療條件。從社會學這一新的思路有助于理解一些疾病的產生和治療方式的內在社會因素。正因此，馬伯英認為“人類學家已經獲得的成果，例如巫術原理、原始思維、神話分析、部落文化考查、文獻資料研究等等”［24］有助重新認識中醫。席文(NathanSivin)也認為用大眾文化、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方法研究中醫不失為一種新的進路［4］23－53。

四、結語

中醫在身體觀、疾病觀、治療觀上的概念基礎有其獨特的歷史、社會、文化和哲學基礎。史學家、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無權對中醫存廢問題提出意見，但卻可以在描述和理解中醫方面發揮基礎性的作用。

作者：任定成苑文靜羅棟單位：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