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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雜志》2015年第八期

意大利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由于其深遠的思想影響而被公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他富于創造性的理論學說一直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熱點。國內外學者目前對葛蘭西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從不同方面加深了我們對葛蘭西思想的理解，但相對而言，對于葛蘭西思想的來源和他與前輩思想家的關聯研究比較薄弱。由于缺乏對葛蘭西思想來源的深入解讀，缺少理論家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因而不能看到葛蘭西思想繼承的多元性，對他思想的復雜性把握就比較欠缺。其實，葛蘭西的思想來源是多元的，他的理論觀點其實更多地是多種思想碰撞綜合的結果。所以有研究者強調“除了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外，意大利哲學家尼可洛•馬基雅維利、安東尼•拉布里奧拉、喬萬尼•詹蒂萊和最為重要的貝奈戴托•克羅齊為其提供論域與出發點”。①從最早帶有地方主義色彩的狹隘的撒丁主義情感，一直到后來接觸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這是一個漸變的，發酵的過程，其間又經過了數次革命實踐的檢驗與反思，最后日趨成熟，形成了具有葛蘭西自身特色的政治哲學理念。比如說文化領導權思想，在這里面既能夠看到克羅齊的唯心主義注重文化觀念的影子，又能夠把它作為對列寧主義理論中對領導權內容的發展;又比如在他的《現代君主論》中關于政黨的描述，既能看到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中領導階層的重視，又可以讀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對民主集中制的思考。但必須指出，在都靈工人運動失敗的那一時期里，馬克思主義，特別列寧主義在關鍵時刻幫助葛蘭西走出了思想與現實的困境，也在日后極大地影響了葛蘭西的政治生涯與思想發展，成為影響葛蘭西思想的主導因素。

一、克羅齊唯心主義的影響

來自經濟落后的撒丁島的葛蘭西1911－1915年依靠獎學金在都靈大學讀書，他樸素的鄉土意識受到多方面的沖擊。葛蘭西憑著每個月七十里拉的獎學金才能剛剛維持伙食費，而為了拿到獎學金，他又不得不在忍受貧窮與疾病折磨的同時，把大部分時間放在準備好好考試上。盡管是這樣，葛蘭西仍然盡可能地抽出時間去閱讀和思考，克羅齊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索列爾的工團主義等多種思潮也在改變著葛蘭西的觀念。在大學時候，因為對意大利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改革運動持有相近的觀點，語言學老師巴爾托利和意大利文學教授寇斯摩對葛蘭西的思想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這兩位教授像那個時期意大利大多數高校教師乃至整個知識分子群體一樣，都受到了克羅齊在意大利倡導的道德與思想的改革運動的影響。克羅齊(1866－1952年)作為當時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哲學家，同時也是歷史學家、政治家、文藝批評家，被視作當時意大利知識分子的代表。克羅齊所倡導的新黑格爾主義和經克羅齊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克羅齊強調人的能動創造精神、思想的力量的觀點對這時葛蘭西思想有著重要影響。葛蘭西早年在撒丁島的貧苦生活經歷，內心對撒丁主義的認同以及他常年獨處孤僻的生活，使得他在克羅齊的“精神哲學”中找到了某些契合點，特別是克羅齊關于倡導意大利道德和文化思想的改革運動，更是引起了葛蘭西情感深處的共鳴。在葛蘭西看來，他的家鄉撒丁島的邊緣地位和差別待遇正是因為意大利文化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地區平等，那種工業大都市對于類似撒丁島的地方歧視根深蒂固，他認為意大利社會文化要取得進步，就要求北方發達地區包括那些現代化的城市在內，都要消除地區歧視觀念與行為。相比之前那個憑著樸素感情的充滿了撒丁主義思想的熱血青年，現在的葛蘭西能更深一步來思考事情的本質。他覺得造成這種歧視的根本原因其實存在于更為抽象的范疇即文化觀念之中，想要改變這一現狀，就必須從根源出發，從而改變意大利文化中關于地區歧視的劣根性。克羅齊理論中注重文化觀念的思想對葛蘭西的影響很大，雖然在后來葛蘭西逐步轉向馬克思主義，但是對于文化領域的關注使他更為敏銳地發現了階級斗爭中容易忽略的部分即文化領域中的斗爭，這是后來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的重要來源之一。這種關注在他早年的文章中就能看到，1916年，葛蘭西曾經以筆名在《人民呼聲》報上發表的一篇名為《社會主義和文化》的文章中直接地指出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化“是一個人的內心的組織和陶冶，一種同人們自身的個性的妥協;文化是達到一種更高的自覺境界，人們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歷史價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葛蘭西還認為，意大利的無產階級應該從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在和資產階級的斗爭中逐漸取得階級覺悟，形成無產階級的自我意識，形成自己的階級文化，這是無產階級進行一切斗爭和革命的前提條件，只有正確認識了本階級自身的文化和屬性，才能更加明確地知道自己斗爭的目標。當然，克羅齊的唯心主義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葛蘭西思想的發展。1916年葛蘭西在一篇名為《未來城》的文章中稱克羅齊為“當代歐洲最偉大的思想家”。葛蘭西后來回憶說:“在刊載克羅齊的文章《宗教和安詳》時，我加了一個簡短的按語。我曾寫道，正象黑格爾主義在當代文明開始時曾是十九世紀實踐哲學的前提，克羅齊的哲學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可能是今天實踐哲學振興的前提。”②由此可見他對克羅齊的評價非常高，他自己還承認:“我那時對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哲學和政治的統一這個概念還不明確，我當時的傾向更接近克羅齊。”③比如葛蘭西對俄國十月革命最初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克羅齊哲學思想的影響。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葛蘭西1917年12月24日在《前進報》上發表《反〈資本論〉的革命》，結合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來分析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原因。葛蘭西在這篇文章中認為十月革命成功的最大歷史因素是人的意志，他認為，正是“社會主義宣傳使得俄國人民接觸到別國無產階級的經驗”，④使人民原先機械和散漫的意志變得主動和自覺起來，而正是這種統一的、集體的意志造就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顯然，把革命的成功歸結為人的意志，這是一種片面的主觀的歷史唯心主義。在當時沒有了解列寧新的理論之前，葛蘭西是完全憑借自己對革命的觀察和判斷來理解這場革命的，這當然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黑格爾和克羅齊思想的烙印。但這并不能掩蓋葛蘭西對于革命敏銳的直覺，他在文中極力肯定了馬克思主義歷史批判準則的強大生命力。克羅齊反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與態度對葛蘭西日后的政治生涯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最初，克羅齊是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的，畢竟當時動亂的意大利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去提高國民凝聚力，領導人民走出困境;但在墨索里尼竊取國家政權之后，克羅齊逐步看清了法西斯殘酷專橫的恐怖制度。克羅齊成了一個政治態度非常堅決，公開抵制反對法西斯專制主義的人。1925年，克羅齊發表了《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并征集到了數百名知識分子的簽名，公開反對意大利法西斯專制統治的恐怖政策。在意大利法西斯勢力如日中天的那段時期，葛蘭西曾經參加的社會黨開始出現了向法西斯妥協的跡象，企圖通過談判的方式去限制法西斯勢力的現象，甚至有些人還認為自己可以通過依靠法西斯來達到“聯合執政”目的的天真想法。但當時葛蘭西作為意大利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其領導之下，意大利共產黨是意大利國內少數幾個沒有向法西斯妥協低頭的黨派之一。更是因為葛蘭西對抗法西斯勢力的決心和長期的準備，使得意大利共產黨能夠在那個動亂的年代得以保存并且發展壯大，也使得無產階級避免了被法西斯欺騙和利用。

二、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影響

馬基雅維利是意大利杰出的政治學家，也是近代西方政治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生活的時代，意大利社會動亂，國家面臨分裂，政府軟弱無能，而《君主論》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被馬基雅維利當做“諫言”呈遞國家君主，試圖通過政治上的改革來挽救意大利的命運。但當時的意大利政壇上宗教神學仍然占據著不可以替代的地位，君權神授的思想在意大利更是根深蒂固，而《君主論》則提出的君王獨攬大權以及利用人性的自私和貪婪去統治國家的觀點，尤其是它宣揚的“為了達到一個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當時看來無疑是反神學和倫理學的，因而沒有被統治者采用。可以說，馬基雅維利時期的意大利，和葛蘭西生活時代的意大利比較相似，一樣是社會動亂，政府無力，內憂外患，也難怪葛蘭西會把目光停留在《君主論》上。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對于葛蘭西進入政治生活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葛蘭西在《君主論》中找到了撒丁島為什么會被意大利政府拋棄或者說是犧牲的原因。政治的殘酷性使葛蘭西意識到，撒丁被犧牲并不是統治者對撒丁島有偏見，也不是拋棄了撒丁人民，而是因為如果撒丁一年的總產值超過了北方的大工業城市的話，都靈一樣會被犧牲掉。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葛蘭西開始從偏執的撒丁主義中走了出來，開始從深層次去研究政治。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提出“深深地認識人民的性質的人應該是統治者，而深深地認識統治者性質的人應屬于人民。”顯然在馬基雅維利看來，“人民”也是有思想有意識的群體，而并不是單純的被剝削被壓迫的愚民。馬基雅維利的“人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啟迪了葛蘭西，事實上，葛蘭西在《現代君主論》第一部分《關于馬基雅維利政治學的札記》中花大篇幅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他認為，人民作為一個整體，應該有其自己的意識，這也就是葛蘭西后面提到的“群體意識”，或者叫“民族———人民的集體意識”。馬基雅維利提到“人民”的目的是為了讓君王利用其弱點去更好地統治，這僅僅是在政治領域的物質層面;而葛蘭西提出“集體意識”則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去開辟新的契機，建立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領導權對于統治國家更加重要。但是，馬基雅維利畢竟是統治階級的成員，他的《君主論》也只是統治階級統治國家機器的“邪惡圣經”，可以用來參考，但絕不可能照搬。隨著葛蘭西后來成立意大利共產黨，豐富的政治生活和階級斗爭經驗逐漸改變了葛蘭西以前比較簡單化的觀點，他開始從《君主論》里發現了更多不一樣的東西。在國家主人的問題上，葛蘭西就與馬基雅維利產生了分歧。《君主論》是一本寫給君王的書，在馬基雅維利看來，一個國家的主人是君主，但在葛蘭西看來，國家的主人卻應該是無產階級。其實馬基雅維利最初在寫《君主論》，尤其是認為國王或君主應該獨攬國家大權的時候，他受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因為在此之前，雖然國王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執行者，但在地位上是低于教皇的，君權神授的思想還很流行，馬基雅維利等于從神的手中把國家的權利拿了過來。而現在，葛蘭西又把統治國家的權利從資產階級手中拿了過來，并遞交到了無產階級手中去———這已經在葛蘭西《現代君主論》中描述的相當清楚了。如果說馬基雅維利寫《君主論》是為了當時意大利的國王能夠更好地統治意大利的話，那么《現代君主論》無疑就是葛蘭西寫給新時代無產階級的“統治手冊”。在這部著作里，葛蘭西從政治、經濟、社會學以及市民社會領導權等角度出發，去闡述無產階級怎樣在毫無統治經驗的情況之下，對工人國家進行有效的領導和治理。

在政治實踐方面，《君主論》里提到的思想和做法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屬于“潛規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為了政治利益而不擇手段，但是明面上，人人卻都在斥責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卑劣手段”;而且很有可能斥責聲音最大的人，就是最遵守這些規則的人，葛蘭西稱之為“偽善的”的政治。政治家為了政治利益不擇手段，可以把一切人類的弱點應用于統治，這在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的“獅子和狐貍理論”中被描述得淋漓盡致:貪婪的人誘之以財，重義的人動之以情，懦弱的人制之以刑。盡管在《君主論》的第十七章，馬基雅維利也曾經討論過“關于殘忍與仁慈，以及受人愛戴與被人恐懼哪一個更有利”，但他的結論卻是君主應該殘忍，殘忍到他的人民都畏懼他，這樣人民才會甘于受到統治而不敢反抗。但在葛蘭西看來，這樣的統治也只是消極地束縛住了人民，相對于資產階級來說，毫無統治經驗的無產階級當然不會也不能用這樣方式去管理工人國家。對此他提出了進行道德文化改革，促使群體意志的形成，消除舊時代殘存在人民意識形態領域的丑惡烙印，以嶄新的面貌去迎接新的工人國家。葛蘭西這樣說道:“從一個從屬的社會集團變成真正自治的和領導的，并從而產生一個新型的國家之日起，我們便具體感受到有必要建立一種新的精神道德秩序，即一種新型的社會，從而有必要發展更為普遍的概念和更為精煉、最明確的思想武器。”①葛蘭西主張與其在社會生活中利用國家機器去壓制人民，不如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建立文化領導權，讓民眾接受和承認國家的統治，從“不得不做”變成“樂意去做”，從消極服從，到主動擁護。

三、列寧主義與俄國革命的影響

早在大學時期，葛蘭西就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但由于他早期受當時在知識分子中流行的克羅齊思想的影響較大，葛蘭西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當做許多理論中的一個理論去了解，并沒有加以重視，這導致他在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很大程度上受到克羅齊思想的束縛。在十月革命之后，隨著列寧主義在歐洲的廣泛影響而逐漸進入意大利，葛蘭西開始意識到俄國革命和列寧主義的強大力量。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具有很大的說服力，它表明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理論，而是真正能夠幫助工人建立工人國家，改變工人命運的科學理論。這對徘徊在意大利工人運動低潮中的葛蘭西，無疑是最需要的。就是從這時開始，葛蘭西通過學習列寧主義和革命實踐對理論的檢驗，真正地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后來，葛蘭西由于工作去了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這時列寧主義對他的影響更大了。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一個月后，葛蘭西就發表了《反對〈資本論〉的革命》一文，闡述這場革命的偉大意義以及分析這場革命與馬克思有關理論的沖突，突出強調列寧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結合國情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靈活運用、社會主義的宣傳促進革命集體意志形成是這場社會革命的重要因素。葛蘭西首先注意到一戰給俄國帶來了新的變化，“這場戰爭激勵了人民的意志……他們的意志幾乎在一夜之間完全一致了。”②他認為正是在非正常的戰爭條件下，把俄國廣大的貧困階級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看到了彼此受壓迫同病相憐的命運，在此基礎“社會主義宣傳可以使無產階級的歷史在一瞬間戲劇性地蘇醒過來。”③正是通過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教育，使以前松散的勞動人民形成了統一的集體意志，為革命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因而“他把人的意志當成最大的歷史因素，并用它來反對實證派的宿命論。”④據此他對當時社會主義運動中盛行的第二國際實證主義色彩的庸俗“經濟決定論”作了批判，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理論變成機械的公式來指導革命的活動，所以認為十月革命這個“事件已經沖破了這種分析公式，而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俄國歷史好象應該按照這一公式發展。”⑤他提倡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并沒有用這位大師的著作教條主義式地去編制一種容不得討論的僵化理論。他們實踐著馬克思的思想———一種不朽的思想”。①俄國無產階級政黨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僵化的教條，而是結合國情與社會形勢，發展創新并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通過對十月革命的剖析，葛蘭西認為列寧主義就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所以他閱讀了大量列寧的著作。列寧的《怎么辦》《國家與革命》等著作都給葛蘭西從未有過的震撼，這使他意識到理論和實踐相聯系以及工人階級政黨的堅強領導和宣傳的重要性。葛蘭西認為在意大利，正是因為社會黨一貫不作為，不能對意大利無產階級運動產生任何有益的幫助，要挽救工人階級，就必須把工人們組織起來行動起來。1919年6月21日，在《新秩序》上發表了葛蘭西與陶里亞蒂合寫的《工人民主》，提出了要在意大利建立“工廠委員會制度”，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種子已經潛在地存在于被剝削的勞動者階級的社會生活機構中，“這些機構和各種不同的活動方式必須加以發展，組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聯合成一個廣泛的和有其分支機構的體系，使整個工人階級都包羅在內并使它具有紀律性。”

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工廠里建立工廠委員會，這個機構既能束縛資本家在企業中的蠻橫，起到像仲裁機構一樣的作用，又能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成為工人階級的領導組織機構，甚至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工廠委員會仍可以作為國家重要的行政機關延續使用下去。這個觀點明顯是受到蘇維埃政權體制的影響。從1919年9月菲亞特的第一個工廠委員會成立，到12月各地工廠委員會協調統一行動，短短3個月的時間，接受號召參與運動的工人便達到20萬余人，尤其是12月3日的行動，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里，組織工人達到12萬，這在之前意大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史上是及其罕見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葛蘭西為首的社會黨內部的新秩序派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指導，進行的這次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是成功的。但是，當時作為意大利最大工人組織的社會黨領導機構卻對這次工人運動沒有任何援助或是支持，這對葛蘭西的打擊是很大的。因為就在一個月前，他對社會黨仍然充滿了希望，還為社會黨領導下一步革命出謀劃策，對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也持樂觀的態度。可當無產階級革命被鎮壓時，社會黨卻是無動于衷，置身事外，甚至社會黨內部各機會主義派別反而對革命進行公開的反對和破壞。這使得葛蘭西對社會黨非常失望，這對葛蘭西的打擊可想而知。葛蘭西在1920年1月24日《新秩序》上發表了《首先是更新黨》一文，譴責社會黨無所作為，沒有盡到一個工人領導組織的責任。葛蘭西認為，“意大利社會黨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中最容易和最基本的部分”，但是接下來，社會黨并沒有取得應該取得的成就，“(社會黨)未能賦予它在群眾中間的宣傳鼓動而成功地建立起來的機構以一種永久的和堅實的形式……黨同進行活動的廣大群眾愈來愈失去聯系”。③在葛蘭西看來，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但社會黨并沒有領導起這一場其應該領導的革命，導致了意大利無產階級錯失良機。通過對比俄國革命的成功與意大利工人運動的失敗以及研究列寧的有關理論，他意識到一場成功的無產階級革命有兩個不可缺少的要素:第一要素是要有科學的理論作為指導;第二要素是要有一個先進的，具有革命性的領導機構即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革命。第一要素在這次運動中表現為列寧主義理論的指導，使得前期的工廠委員會運動開展的如火如荼;第二要素則表現為由于社會黨的無所作為(失掉了先進性和革命性)，最終工人運動缺少必要的行動指揮而被鎮壓。這些反思使得葛蘭西開始認識到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科學的理論進行指導;再次，一個先進的具有革命性和堅定革命立場的政黨，對工人革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工人階級的革命，當然要由工人階級的政黨來領導。正是在成功的俄國革命與列寧主義理論的啟發下，經過葛蘭西、陶里亞蒂等人的努力，1921年1月21日在里窩那的圣馬可劇院，意大利共產黨誕生了。意大利工人運動，也隨著意大利共產黨的不斷發展，逐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也意味著葛蘭西成長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新的起點上，在實踐中探索和思考他的獨具特色的理論。

作者：山小琪 單位：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