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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翻譯雜志》2015年第四期

十年前《南方周末》曾刊登過一篇題為《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的文章，寫的是編寫《元照英美法詞典》的一群老人。在這串長長的名單中所列的幾乎都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其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一條———“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

一、從“譯界獨行俠”到“掃地神僧”

陳忠誠，號中繩，筆名陳中繩、仲人，1922年出生于上海，肄業于前上海圣約翰大學經濟系，之后獲得東吳大學的中國比較法學士、法學碩士學位。在大學畢業前曾在美國獨資企業德士古石油公司中國公司法律部兼職法律翻譯，并于畢業后擔任該公司的法律顧問。華東政法大學成立后擔任該院的經濟法系教授。1992年起任上海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陳忠誠先生就讀的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國最早開設的教會大學，也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過去曾流行有“南東吳，北朝陽”一說。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萬靜波等，2003)。在東吳的學習打下的法學基礎為陳忠誠先生日后在法律翻譯方面提供了專業背景。陳先生諳熟英、俄、日三國語言，在華東政法學院任職期間曾一度包了學院外事學術的同聲口譯(英、俄、日)。其對語言的熱情以及天賦在《東吳歲月:譯林雜談》收入的一篇《東吳法學院時期的外語學習散記》中可見一斑。當時東吳大學比較法學院的英美法課程采用的都是英語案例教科書，老師們一律用英語教課，所以一堂英美法課完全可以說是“一堂以法律為內容的英語口語實踐課”(陳忠誠，2008:14)。在進東吳學習之前，陳先生已學過一些日語，在法科一年級時又開始請家教學了俄語，之后在同學的影響下又開始德語的學習，甚至由于“不期而遇”一名波蘭語老師而學了一年左右的波蘭語。他坦誠地說他學外語的直接動機和他的專業相關———“學比較法必須掌握幾種主要外語，便于占有資料也。”(陳忠誠，2008:17)而這種多語種的學習經驗還為他日后做法律翻譯時“占有”資料、拓展思路提供了便利。

評雙語辭書應該是陳先生的最大嗜好。這些批評文章所針對的不僅限于中國的辭書，還包括國外一些知名辭書，內容以指人謬誤為主，筆鋒犀利，有時甚至語氣尖刻，連專于英漢辭典編纂的陸谷孫教授也曾多次挨“罵”。陸谷孫教授曾這樣評價過陳忠誠先生:“陳忠誠先生喜歡對國內較有影響的辭書挑刺，報刊上越多褒評者，廣告文字越不知節制者，越會激發他唐吉訶德的好斗精神。”他的這種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的“好斗精神”似乎在他求學期間就已經有所顯露。在《東吳歲月:譯林雜談》中記錄了他在大一時曾因英語考試借題發揮影射他當時的英語老師而引發的一場開除風波，還曾在大二的時候與張中楹老師展開過一場課堂辯論。正因為他有“好斗”、“老辣”以及細致、執著甚至有些固執的“挑刺兒”精神，他在雙語辭書評論界素有“指謬專家”、“義務校對第一人”的稱號，也正因為此，他又被業內人稱為“怪人”，并冠之以“批評武斷”之名。陳先生對此曾感慨道，“屈指算來，對雙語詞典說三道四不覺快發表文章五六十篇了。如此好事之徒，自然會招來許多意想不到的種種———但所有這一切都是自找的。”(呂錦忠，2001:57)約從2007年開始，陳先生的腿腳已不大靈便，精神也大不如從前，但是他堅持每天在兒子接送下到華東政法大學圖書館閱讀、寫作。這位白發蒼蒼的八旬老人在華東政法大學圖書館期刊閱覽室二樓有一個固定位置，同學們逐漸了解這位老人的經歷后，開始尊稱他為華政圖書館的“掃地神僧”。

二、見于翻譯實踐的翻譯思想

陳忠誠先生對法律翻譯的英譯漢和漢譯英都頗有研究。他特別重視法律翻譯的漢譯英部分，認為這是一種“外向型”的翻譯，其翻譯的結果和效果將直接影響我國的國際形象，而且法律漢譯英相較于內向型的法律英譯漢更為薄弱。在他的主要翻譯著作《法窗譯話》、《法苑雜談》以及《〈民法通則〉AAA譯本評析》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從陳忠誠先生的主要翻譯批評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法律翻譯作品內容上實踐性較強，常常是以實例論證實例或者以實例批判實例。筆者從他實證性非常強的作品中總結以下幾點主要的翻譯思想。在詞匯翻譯上，陳先生主要強調“音譯優先”原則、“譯名同一律”，還給出了Shall的使用指南。

1．“音譯優先”原則。陳先生曾提出詞語外譯漢的客觀規律，即“凡事物在翻譯當時僅系外國所特有而為我所無且在表達上一時無法求得其對應的漢語詞語者，必先通過音譯(transliteration)，切忌不求甚解而企圖一蹴而就地草草譯出(translation)。”(陳忠誠，1992:50)這條客觀規律又可以下分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先音譯，然后意譯。典型的例子是laser，起初音譯為“萊塞”，之后隨著人們對該事物的認識加深又意譯為“激光”。第二種情況是一直按照起初的音譯。典型的例子是coffee，從一開始音譯到現在依然是音譯后的“咖啡”。第三種是先音譯，然后隨著對其認識的發展以及時代的發展，詞義擴大了，如sofa起初音譯為“沙發”，后來詞義擴充為“沙發椅子”。對該原則的適用，陳先生舉了barrister和solicitor的漢譯問題為例。Barrister和solicitor是英國特有的“律師兩元制”的產物，這兩者之間還存在著對應關系。因此翻譯這兩個詞的最高境界莫過于譯出它們各自確切含義的同時也反映出兩者之間的聯系。我國針對這兩個詞的譯名問題經過至少有五十年而遲遲未有定論，而且大多法學詞典中的翻譯均捉襟見肘，顧此失彼。對此，陳先生提出應當遵照“音譯優先”原則下的第三種情況，即先將這兩個詞語按照音譯法分別譯作“巴律師”和“沙律師”。這種翻譯方法不僅有音譯，即“巴”和“沙”，而且也有意譯的一面，即“律師”。通過先音譯，還有利于譯名的統一，不至于同時并存幾個不同的譯名從而引起誤解。

2．“譯名同一律”。法律翻譯不同于文學翻譯:在文學翻譯中，對于同一概念可用不同的詞來表達，從而避免語詞的單一重復;在法律翻譯中為了避免歧義或為了保持既定譯名的規范，同一概念必須前后統一。所以法律翻譯應當盡量避免在目標文本中交替使用不同的詞語表達同一概念，“同義異譯”必然會引起法律概念的混淆，進而引起文本接受者的誤解。“同義異譯”的誤區通常包括兩大塊:一是使用形式不同的近義詞翻譯同一概念;二是使用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翻譯同一概念。第一種情況如《民法通則》英譯本中“法律規定”中意義相同的動詞“規定”一詞在同一文本中出現了諸多不同的譯名，包括stipulate(Art．72)，specify(Art．52)，pre-scribe(Art．64)，require(Art．65)和provide(Art．107)(陳忠誠，2000:215)。上述五個詞雖然都表示“規定”，但是細究便會發現其中“別有洞天”。如stipulate和provide兩個詞均表示“規定”，但是前者是有關“合意”或“合同”范疇的用語，而后者才是廣義的法律規范中的“規定”。第二種情況如“保稅區”的翻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上海市涉外經濟法規規章匯編(1982—1990)》中英對照本中“保稅區”一詞被譯為FreeTradeZone(自由貿易區)。而“保稅區”和“自由貿易區”是兩個有聯系但截然不同的概念。“保稅區”是經國家批準設立的，由海關監管的，具有“境內關外”某些特點的，區內進口貨物免繳關稅并取消其它貿易限制的，從事國際貿易、保稅倉儲、出口加工、商品展示等活動的特殊經濟區域(張世坤，2005:21)。“自由貿易區”的定義可分為國家間和國家內兩種。國家間自由貿易區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或單獨關稅區組成的區內取消關稅和其它非關稅限制，區外實行保護貿易的特殊的經濟區域或經濟集團，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內容與體現形式。國家內自由貿易區是指:一個國家或單獨關稅區內部設立的用防柵隔離的置于海關管轄之外的特殊經濟區域，區內允許外國船舶自由進出，外國貨物免稅進口，允許進口貨物長期儲存，進行加工，取消對進口貨物的配額管制，也是自由港的進一步延伸(張世坤，2005:21)。由此可見“保稅區”在功能和運作方式上與“自由貿易區”比較接近，但是“保稅區”尚未充分實現“自由貿易區”的功能和政策定位，所以不同于“自由貿易區”。而在同一文本中出現的“保稅倉庫”和“保稅加工區等概念卻分別被譯作bondedwarehouses和bondedprocessingareas。同樣的“保稅”概念卻異化為bonded和freetrade這樣一對近乎反義的概念，不僅會給文本接受者造成困擾，而且也背叛了原文的實質含義。

3．Shall的翻譯。在法律翻譯中情態動詞的準確使用不僅反映了一名譯者的專業水準，而且對正確傳達法律文本的真實含義，適應法律文本的語體風格都大有影響。情態動詞shall，must，may，will和should在英文法律文本中比較常見，其中shall的使用頻率最高，在法律翻譯漢譯英中被誤用的頻率也最高。陳先生在翻譯實踐和翻譯批評中曾多次強調shall的濫用問題。僅在《法窗譯話》和《法苑譯譚》這兩本作品中就有五篇文章提到shall的使用問題，分別是《法律漢譯英中的shall與should以及will》(《法窗譯話》)、《“shall”orno“shall”》、《又是個要不得的“shall”!》、《必須(應當):不是=shall:shallnot?》、《該“shall”而不“shall”癥》(《法苑譯譚》)。Shall的使用難題有兩種情況。其一是該用shall而不用。牛津大學的福勒(Fowler)在《現代英語慣用法》中曾解釋過shall的用法:shall與第一人稱連用只是將來式助動詞;shall與第二、三人稱連用時則表達說話者的意圖、允諾、告誡、警告、命令和決心(FowlerH．W，1965:713)。法律漢語中的“應當”即“必須”的意思，具有強制性的意味，而很多時候譯者卻以must，should，will等詞語來翻譯，不僅弱化了語氣，而且使原本“強制性規范”變成“提倡性規范”(馬莉，2012:39)或者徒增“表態或下決心”(馬莉，2012:39)的語氣。其二是另一種極端，shall的濫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本規定自……起施行。”若用shall翻譯難免會導致原本平鋪直敘的說明成為命令或禁止性的規范。而在翻譯授予權利的法條中濫用shall，則無疑是將可享受可放棄的“權利”硬生生地變成了必須享受的“義務”。在句子結構上，陳先生提出的一些觀點主要是圍繞法律中權利與義務這一對關系展開。在法律中權利和義務這兩個基本概念的關系會通過主被動語態的選用和逗號的有無表現出來，誤用語態、誤用逗號都會造成權利義務界限不清。他提出要謹慎使用逗號以免曲解原意。逗號有無的區別主要反映在非限制性和限制性的定語從句中，逗號的增減與權利義務的范圍聯系密切。他還認為應當謹慎處理語態轉化問題。雖然被動語態的頻繁使用通常被認為是法律英語的一個特點，但陳先生認為，被動語態拖泥帶水、曖昧不清，不應當提倡在追求精確的法律英語中使用，而且被動語態使用不當會模糊權利與義務的界限———“權利人自然會主動享受其權利，義務人也要主動履行其義務，這樣［主動語態］才足以鮮明地表達原文所表述的確定不移的權利與義務關系。”(陳忠誠，1992:30)在語篇上，陳先生提倡要通過對詞、句、篇的“綜合治理”，刪繁就簡，在忠實原文的前提下以達到精煉的目的。也就是說精煉是建立在不損耗原文原意的基礎之上的。在陳先生看來，忠實原文并非刻板的逐字逐譯，而要關注“總體等值”。其中“等值”的意思與尤金•奈達的“功能對等”原則中的“對等”類似，不能理解為數學意義上的等同，而是近似的等同(奈達，2001:113)。陳先生認為出現繁雜不堪的譯文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漢語中有許多形式化的衍文，像“……原則”、“……的工作”、“……的行為”等，他們的存在僅僅是為了語言習慣的需要，而并不會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如果逐字逐詞，照譯不誤，那么這些“雖不錯，但無用”(陳忠誠，1992:190)的詞語將使譯文顯得拖沓冗長，影響譯文的總體質量。第二，沒有充分利用代詞。在不會出現歧義的情況下，反復出現的名詞可以用代詞以達到簡潔之效。第三，有現成的術語卻轉彎抹角地用了冗長的表達。第四，結構的選擇也會對行文造成影響。如動賓結構與名詞結構之間的轉換，主動結構與被動結構的選用，異干異枝結構與同干多枝結構的選擇等都會對譯文的精簡度，提高譯文質量產生很大的影響。從陳先生的幾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作為譯者的素養也有所表態。首先，譯者的角色。翻譯的整個過程涉及到原作者、原文本、譯者、新文本和讀者五個要素。過去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角色恰如德萊頓所比喻的“戴著鐐銬跳舞”。譯者應該是被動地展示原作的內涵和形式，而不應摻入任何主觀思想，因此傳統觀點中的法律翻譯者只是一個介于“文本制作者”與“文本接受者”之間的“信息傳遞者”。隨著之后對翻譯性質的認識有了從“解碼過程”到“交際過程”的轉變，譯者的角色相應地經歷了從隱身到現形，從受操縱者到操縱者的傾向(屈文生，2010:246)。以翻譯是一種交際活動為前提，西方著名法律翻譯學者SusanSarcevic提出，法律翻譯是法律機制內的交際行為，法律翻譯者在法律翻譯交際活動中扮演的不是源語文本接受者和目的語文本制作者的“雙重角色”，而只是目的語文本的制作者角色，他(她)甚至應是立法文件的一位共同起草人(屈文生，2009:89)。陳忠誠先生在其法律翻譯實踐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法律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當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特別是在原法律文本有誤或質量不高的情況下，除非面對特殊情況(如翻譯法庭筆錄)，否則譯者不能盲目跟從，將錯就錯，以差譯差(陳忠誠，2000:269)。譯者必須實事求是，分析原文，理解原文，而發現并理解原文的瑕疵也是理解原文的應有之義。原文的瑕疵包括原文中的錯字、漏字、衍文、語序失當和邏輯不清等。陳先生認為面對原文的瑕疵，一個負責任的譯者不應以“忠實”于原文為借口，將錯就錯，出賣原意，而應當“根據自己判斷所認定的正確的原意來譯”(陳忠誠，2000:272)，從而將原文的精神實質忠實地展現給讀者。關于譯者的素養，陳忠誠先生曾多次強調和感慨，做法律翻譯的工作人員，除了要精通外文之外，還需“知法，懂法”，這樣才能準確地抓住原文的脈搏。尤金•奈達在《語言文化與翻譯》中特別探討了譯者應當具備的能力。其中他提出，要做一個稱職的譯者，僅僅精通兩種語言是遠遠不夠的，還要熟諳兩種文化，以及一個或多個領域的專業知識，這樣才能在翻譯過程中游刃有余，領會“弦外之音”(奈達，2001:129)。法律翻譯的譯者正是這樣一個典型，并且在跨文化的基礎上有時還面臨著跨法系、跨法域的挑戰。在《法苑譯譚》中，陳忠誠先生探討了關于ordinance這個詞的翻譯問題。在香港，ordinance習慣上可以譯作“法例”，但是在美國，地方(市以下)的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稱作ordinance，聯邦或州一級的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成文法稱作statutes。雖同屬英美法系，該詞在澳洲和英國的意思又不同于美國。在澳洲，根據陳先生所引用的TheAustralianLe-galDictionary上的解釋，ordinance意為aformofleg-islation(一種法規的形式)。而在英國，根據Mozley＆Whiteley’sLawDicitonary(10thEdition)所給出的解釋，ordinance理論上來說指的是thedeclaratoryoftheexistinglaw(關于現存法律的一種宣告)。由此可見，同一個詞在不同的法域，不同的文化下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再如，在《略論＜憲法＞英譯》中陳先生還舉過“社會科學”英譯的例子。漢語語境下“社會科學”一詞不僅包括了英語語境下的“社會科學”(socialscience)，還包括了“人文學科”(hu-manity)。所以將漢語語境下的“社會科學”翻譯成socialscience縮小了原意。還是在《略論＜憲法＞英譯》中，關于“議案”這個詞的翻譯，陳先生指出“現代漢語中‘議案’不僅指‘法律案’(即bills)，而且也包括其他‘決議草案’(即‘draftresolution’)”(陳忠誠，1992:145)，所以在翻譯時，在現代漢語的語境下，“議案”不能簡單地翻譯成bills。這種文化差異產生的“同形異義”進而導致“同義異譯”現象就對譯者的能力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三、獨樹一幟的翻譯批評方法

在翻譯批評方法上，陳忠誠先生首創詞典“比較評論法”。所謂“比較評論法”就是以表格形式排列出比較項目，列舉諸對象詞典對該項目的不同處理(呂錦忠，2001:57)。他的此類論文包括“五種漢英詞書聯評”(《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五種漢英詞典比較表”(《上海科技翻譯》1996年第1期)、“六種英漢詞典(1978—1995)比較50例”(《外語研究》1997年第2期)等。比較各大詞典的收詞情況、譯名的準確度的做法不僅便于詞典編纂者在比較中發現詞典的不足，取長補短，及時勘誤，還有助于使用者更好地利用詞典、消費者更理智地選擇詞典(陳中繩，1996:42)。另外在其他翻譯評論作品中，雖然沒有采用表格的形式，但是使用的方法歸根到底仍然是比較法。如收入在《法窗譯話》中的《略論＜憲法＞英譯》、《＜婚姻法＞兩種英譯之比較》以及《從＜商標法＞兩種英譯之比較看法律英譯的十個問題》均是采用比較的方法。這種比較法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出兩種譯本的不同用詞，不同的結構，甚至采用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從而得出了不同的翻譯效果。陳先生通過比較兩種譯本，或一針見血地分析其利弊優劣，或兩者皆“拋”并給出自己的“會診藥方”。四、結語陳忠誠先生作為我國法律翻譯界的權威，其嚴謹治學，一絲不茍的態度讓人肅然起敬。法律翻譯工作于他而言“并不就是枯燥乏味的苦差使，而可以是生動活潑、妙趣橫生的樂事”。也正因為如此，年過八旬的他在視力不濟、身體欠佳的情況下，仍筆耕不輟、孜孜不倦地做學問。他認為，中國的法律翻譯事業任重道遠，特別是在法學翻譯工作的質量上，需要通過譯者、編者和讀者三者之間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來提高。而他已身體力行為提高中國法律翻譯水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余璐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