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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典性文化傳播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學者馮天瑜先生所提出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寶典等義蘊，亦即圣典、經典之義。文化元典之中應是蘊藏了一個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見元典即元創性的、在某一文化模式定型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并對未來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產生深遠影響的古代典籍。“在中華文化系統中，堪稱‘元典’的首推《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經’。因《樂》亡佚，中華元典實為‘五經’。某些先秦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質。”[1]之所以稱五經為中華元典，是因為他們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符號，其中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以和為貴、求善精神、憂患意識等等。追溯“五經”的來源，是社會動蕩之時，文獻遭到極大破壞的情況下，素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強烈使命感的孔子，因仕途不暢，便立志擔負起繼承文化的重任，開始了對當世所存先王檔案的系統整理工作，進而編《詩》，輯《書》，定《禮》，正《樂》，贊《易》。孔子在“守舊而又維新、復古而又開明這樣一種二重性的立場，使得儒家學說能夠在維護禮教倫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過去，一手指向未來。”[2]正是因為孔子的編纂理念符合了社會的發展需要，因而得到社會的推崇，其意義被發掘、肯定、闡揚，并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的得到新的闡釋，經歷代讀者不斷的“具體化”與“重新闡釋”，最終其理論核心成就了中國的文化元典。可見，孔子的文獻編纂工作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承前其后、繼往開來的地位與價值：他編纂的“五經”為源遠流長的中國文明保存了“元典”；同時一直影響著歷代乃至今天的社會政治與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

二、檔案文獻編纂文化選擇性傳播的發生機制

“人類傳播表面上是符號意義的傳播，實際上都是精神內容的交流，即意義（meaning）。”[3]文獻編纂在傳播機制中存在著選擇性，因為參與的不僅是符號本身的意義，還有編纂主體的文化選擇意義、受眾的文化選擇意義、傳播情景的社會語境意義。

（一）編纂主體的文化選擇意義文獻編纂者是文獻的傳播者。在傳播行為中，他們通過符號來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義。編纂過程中，盡管編纂主體都有意識要“述而不作”“實錄直書”，但期間都貫穿著編纂主體的自身意義，即根據由自身的學識、經驗而形成的文化觀、價值觀，為達到一定的傳播目的，對浩瀚的編纂客體的價值進行篩選，或摒棄、或選擇、或創新、或強化，加工整理成精華內容并加以傳播，從而擴展文獻原件的時空跨度。這個選擇的過程就是主體意義的形成過程，即編纂主體的文化選擇過程。“一部匯編從選題、選材、加工、編排到注釋、加按、作序等各個環節，都必然會體現編者的政治觀點和思想傾向性。”[4]如孔子編纂在“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的過程中，對于三千余詩，只選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而刪《詩經》，對《春秋》的修訂，更是傾注了較鮮明的主觀意志和政治理想，不合周禮者皆以刪除，褒貶之意，蘊含其中。在這個過程中，編纂主體實際上是一個“把關人”，決定什么樣信息能過進入社會傳播領域，而這些選中的信息都是主體意識的表達。可見，在文獻編纂過程中，編纂主體扮演者“把關人”角色。任何文獻編纂活動都是編纂者主觀意志的表達，編纂成果受編纂者思想意識、價值觀以及編纂者文化水平等主體選擇的制約。

（二）受眾的文化選擇意義對同樣的符號所組成的信息，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時代的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這說明傳播者所傳達的意義和受眾所接收到的意義是不盡相同的，而產生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便是受眾自身的選擇意義，這種選擇意義既有個體性，又有一般性。受眾總是選擇自己所熟悉和期待的東西，形成文化認同，這種文化認同，具有個性，又一般性。個性是指受眾會根據自身的喜好、經驗、文化背景來獲取、接受信息，并自主建構形成自己的文化意義，這種自我選擇首先導致了檔案文獻受眾群體的圈定，進入圈內的受眾會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性接受與發展檔案信息。如儒家經典的最初的受眾群是儒家子弟，而這些儒家學者又都有自己的文化意義，如孟子的“政在得民”“民貴君輕”；董仲舒的“天賦人權”“天人感應”、朱熹的理學思想“存天理、滅人欲”，再到如今的“新儒學”，都是對孔子儒家思想的自主建構。一般性是指社會受眾對于信息把握的總方向是一致的，即社會對某一對象認識一致或接近一致。正是由于受眾選擇意義的存在，一方面使文獻的受眾的得以界定，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文獻的信息選擇性接收，進而導致了檔案文獻編纂的文化選擇性傳播。

三、檔案文獻編纂文化選擇性傳播的意義

（一）保存史料，傳承文化文獻作為人類活動的客觀記錄，是歷史的記憶，也是人們歷史的唯一真實憑證。正如《續修四庫全書》工作委員會主任宋木文先生所說：“中國文化的繼承和延續，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獻記載。把分散的文獻資料匯集出版，這種對文明成果的整理和積累，其重大的成果往往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一個標志，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史的獨特貢獻。”總之，歷史的發展證明，文獻是追溯歷史的有效憑證，是保存史料的重要途徑，也是傳播文化的重要手段。

（二）社會價值的形成與維護社會價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理解為個人對社會的意義。社會價值的實現需要一個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支撐，它體現著社會共同價值理性，是關系著社會群體“應該怎樣”的一種智慧，引導者社會的發展方向，協調和調整著整個社會的合理價值性，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發揮著作用。而自古以來，檔案文獻編纂推動社會形成并維護著這種核心價值體系。文獻進入社會并不僅僅只是一個流通消費的過程，而是擔任著教育和宣傳的功能。而文獻編纂拓寬了檔案的時空范圍，實際上為檔案利用這開辟了一條簡便的利用路徑。它還原歷史記憶，傳播豐富的文化信息與知識，為受眾所閱讀、接受、吸收，形成社會主流價值觀，并促使受眾自覺的維護這種價值觀。

（三）社會記憶的建構社會記憶不是一個復制的過程，而是一個建構的過程。在社會記憶的建構過程中，文獻編纂活動起了很大的建構作用。編纂并非簡單的整理，而是在原件整理的基礎上的“編纂記憶建構”，是對社會記憶的一種重新激活和整合，進而形成新的記憶體，體現出很強的“形塑性”。

作者：劉艷 單位：武漢紡織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