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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現實的妥協者

周憲教授曾指出，作為20世紀初期中國的啟蒙知識分子，他們有三個問題是難以回避的，即他們與政治權利的關系、大眾的關系以及和社會運動的關系。在政治中，他們是處于逐漸邊緣化的疏遠過程，而且與政治的關系也是最為復雜的一環。④巴金筆下的李冷、覺新和汪文宣便是處于激烈的社會運動時期，他們的理想和生活是無法與當時的社會運動剝離的。社會運動帶給他們的沖擊覆蓋了生存條件、思想和家庭環境等諸多方面，而這里的每一環對他們的命運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決定作用。李冷，處于初期，大革命受五卅慘案的影響，由剛開始的高潮轉入低谷。正在此時，他遇到了情緒低落的杜大心。他與杜大心的認識是一個轉折點，杜的出現帶給他一種全新的認識———他接觸到了底層人的生活。這種生活與他優裕的個人主義生活是完全不同的。當他的舊思想被沖擊之后，他陷入了出走與原地不動的矛盾中。他妹妹李靜淑和戀人張文珠提前加入革命，他的世界變得小了許多，他變得更加孤獨，時常在夢境里尋找安慰。夢是有著預示的，也是他潛意識中意愿的表達。他憎惡許許多多人走的“單調的路”:出生、成長、保身、傳種直到死亡。他從思想上決定走另一條路，但這路與他的妹妹、他的愛人和杜大心們所走的路是不同的。周圍生存環境的繼續惡化，使他走不通自己的路:自私的個人主義。他最終不得不向現實妥協，投身于革命，去拯救自己的親人。當然，這種不自覺的妥協恰好符合了時代與歷史的腳步，他充當了中國社會進步、文化轉型時期的一個社會性的“多余人”。李冷受社會運動與環境催化的影響或許不是很明顯，但在《家》中覺新的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他是一個能清醒認識到自己悲劇命運卻又怯于行動的“多余人”。他的不斷退縮生成的悲劇從自己身上一直延續到妻子瑞玨。作為長子長孫，他肩負沉重的傳統束縛，自己在內心也時刻用傳統價值觀要求自己，并且沒有覺得這有何不妥。但當經歷了婚事之變和妻子的難產死后，他似乎從逐層加深的痛苦中清醒，這一清醒的過程同時也受到了當時時事的影響。風暴和它催生出來的新思想不斷沖擊著他的大腦，沖擊著固守已久的傳統觀念，將他從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他有了決心反抗的勇氣，這種勇氣體現在對待覺民的婚事和覺慧的出走中。如覺新在覺慧出走時暗中資助路費，并說:“我們這個家需要一個叛徒，我一定要幫助三弟成功，他可以替我出一口氣。”

⑤可以看出，在他懦弱順從的背后，還潛伏著叛逆抗爭的性格元素。但這種元素僅停留在他的大腦中，并未轉化為實際行動，只能認定覺新是一個懦弱的反抗者。覺新在動蕩的局勢與混亂的高氏家族中，形成了趨新與守舊、自卑與自信、懦弱與反抗等一組組對立統一的性格因素。他在復雜的環境中所表現出的搏斗、徘徊、動搖都合乎他的性格和地位。他受到新舊兩方面的夾擊，在長輩隨心所欲的指責、捉弄甚至責罵以及弟弟們的不滿中默默忍受和掙扎，最后只能在不能調和的矛盾中自我了結。他的性格，即在環境重壓之下妥協的性格，還有著超越具體時代、具體歷史環境的普遍性。他雖然是長子長孫，但他不是獨立自由的個體，強大舊世界的習慣性自我壓抑促成了他悲劇命運的形成。他的悲劇式二重性格包容了20世紀初中國新舊交替的鮮明時代特征。透過覺新這一悲劇人物的悲慘命運，我們可以看到在新舊交替的時代里想走調和折中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對舊勢力抱有幻想、屈服、妥協便是自我毀滅，覺新最后的命運便證明了這一點。從《家》到《寒夜》，時生了巨變，而覺新和汪文宣人生的前后表現卻一脈相承，未見汪文宣的喜人變化，相反悲劇意味越來越濃重。汪文宣如覺新一樣受過西方現代思想的熏陶和啟迪，甚至比覺新受到的更完整，在個性解放的信念下，也追求過自己的幸福，如與曾樹生的自由戀愛。但隨著現實的發展和外部壓力的增大，汪文宣轉而成為失去反抗精神的弱者，只能屈從命運。汪文宣的個人精神分為兩部分:其一是青年時期，他和覺民覺慧一樣，是有夢想和追求的，憧憬著辦“鄉村話、家庭化的學堂”;其二是當他步入中年時期，他的思想便和覺新靠攏，為了家庭、為了生存、為了等待抗戰結束后就會到來的新生活，處處妥協忍讓。殊不知抗戰的結束并不能改觀他的生存狀況，大的社會實踐往往對小人物的命運并不能完全轉變。汪文宣的中年是在矛盾掙扎后的不斷犧牲中一點點被蠶食的。他已不像巴金以前所描寫的軟弱者那樣，僅僅承受著精神上的壓抑之苦，他更要忍受生活上的拮據之難。⑥隨著時局的不斷動蕩，不但理想無法實現，連日常生活都須苦苦維持。物質的匱乏導致了身體的虛弱，而精神的空虛和矛盾又加重了身體的消耗。所以，汪文宣的首次妥協是迫于生存的壓力，而這種妥協又加重了生存的精神負擔，他不斷改變處事原則，痛苦地適應環境。他也因此變得自卑、膽小怕事，他陷入惡性循環的憂郁和矛盾中。汪文宣的憂郁是黎明前的黑夜一個絕望的憂郁，覺新在大家庭里的不愉快可以在小家庭里得到些安慰，而汪文宣的憂郁、焦慮來自家里家外，更有覺新所未嘗體驗過的經濟壓力和自身的不幸，他變成了一個病在精神的靈魂，一個身心全病的人。恐慌和苦悶、希望和絕望、反抗和沉淪無不是動亂的局勢、困頓的生活在人物個性心理上的反應。殘酷的現實也磨鈍了一切生活的銳氣，他的意氣越來越消沉，最后成為一個懦弱安分的小職員，更可悲的是他心理被扭曲，變得“小心翼翼”、“擔心害怕”，借酒來壓抑自己內心的反抗意識。最后，他雖然受到過新文化教育，但中國幾千年來固有的禮教傳統卻在他身上仍然有著很深的烙印，形成了厚重的心里積淀，他無法逃離這種多重的束縛。所以，他只能在悲慘中死去。

二、文化轉型的承載者

巴金曾說:“我作品的大部分都寫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⑦巴金從《新生》中的李冷到《家》中的覺新，再到《寒夜》中的汪文宣，沿著創作的發展軌跡，完成了對幾代知識分子的塑造，他們也是巴金不同時期對人生的感悟。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知識分子困境重重的時代，這種困境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過程。現代化轉型是需要文化裂變的推進，而文化裂變的完成是建立在知識分子巨大的精神陣痛上，他們的精神游走在抗爭與妥協這兩個極端狀態中無法自拔。有學者曾提出知識分子精神氣質可以形象的概括為“堂吉訶德型”和“哈姆雷特型”，前者更多的是信仰、追求與獻身;而后者更多的是猶豫、懷疑和悲觀。而李冷、覺新和汪文宣是游走于這兩種氣質之間的徘徊者。他們給人的最強烈的形象是他們的堂吉訶德精神，而不是傳統研究中著意強調的哈姆雷特氣質。他們執著追求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他們也知道自己置身其中的平庸生活不是自己所想要的。但是，他們所追求的知識生命意義，不可能外化為一種具體的社會現實。他們無力改變現實，也不能創造一種現實，所以哈姆雷特式的氣質又在他們身上被充分表現出來。這也成為了他們具有“多余人”特質的典型標志。這些中國式“多余人”追求的意義，不是摧毀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因為新的制度也不能保證公正與幸福，給生命帶來真正意義，也不是道德完善及其在此基礎上的世界和個人的拯救。他們身處社會文化的轉型期，他們只不過是用一種世俗意義的社會理想置換了生命的終極意義價值。所以，他們的人生只在那個特定時代有意義，是世俗的意義。作為一代知識分子，他們承載的社會責任不僅僅只有這些。作為時代交替背景下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沖擊中的這一群知識分子，他們要完成的任務超越了他們自身的人生定位。每一個世紀交替時期總會帶來文化動蕩，新舊文化、不同國度文化間會產生一個斷層，這個斷層是必然要被彌補的，而這個彌補的任務就交給了這一個群體。正是他們在斷層中產生的不適感而導致的困頓，才給文化融合帶來了緩沖。這一現象并不是20世紀初的中國所獨有，在19世紀初的歐洲也曾有過這樣的交替，它的產生也帶來了“世紀病”這樣一個詞語。憂郁成為一種病開始蔓延，這種病不是個人或哪個國家獨有的，它是一場由一個民族傳到另一個民族的瘟疫，就像中世紀常常傳遍整個歐洲大陸的宗教狂熱一樣。而受到這種“憂郁”病傳染的群體———“世紀病患兒”就成為文化轉型期的承載者，他們孕育于18世紀末法國浪漫主義文學中，成長于19世紀。他們的通病在于，處于時代的悲劇中而無法自拔，從而陷入了心靈的迷津，迷失了方向。

他們如“多余人”一樣，有著無法調和的思想與行動上的矛盾，即仰慕父輩的戰績和輝煌，但王權和神權的恢復使他們失去信仰，無所追求，在厭倦和無聊中打發日子，生性孤僻、內向憂郁，與現實環境格格不入，在靈魂的孤獨漂泊中消耗著生命。所以，“世紀病患兒”與中國式“多余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富有才華卻因受新舊文化沖突、社會轉型而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他們雖然身處在兩個不同時代，但卻有著相同的社會文化環境氛圍，這就促成了他們共同具有的精神危機。他們游離的兩個選擇是不同的，或是反抗與妥協之間，或是回顧輝煌與重新追求之間，但無論是“多余人”還是“世紀病患兒”，他們的社會責任和人生意義就是為其所在的時代轉型過渡和融合充當載體。中國式“多余人”要完成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民主思想的融合，李冷、覺新和汪文宣都試圖將傳統文化中的一點———或是無為，或是孝道，或是中庸與西方民主結合起來，但他們都不甚成功，他們的切入點就已經錯了。但并不能就因他們行為的失敗而否定他們努力的過程，因為結合的過程是有意義的，這需要他們去用一生來實踐完成。而“世紀病患兒”也是如此，他們有著濃厚的舊貴族沒落情緒，在貴族權力旁落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登上政治舞臺后，他們有了昔日光環不在的失落感，內心的巨大恐慌直接導致了行動上的消極無為。但正是這種冷漠與消極將同時流入他們身體內的兩種文化進行了調和，即貴族時代的浮華和資產階級的新生之間的融合，成功的使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沖突得以調解，達到平衡。榮格曾說:“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這些經驗由于不斷重復而被深深鏤刻在我們的心理結構中。”⑨這種鏤刻不是以充滿內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作為沒有內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過是某種類型的知覺和行為的可能性而已。就以此句來關照“世紀病患兒”、“多余人”、中國式“多余人”他們之間的延續，不難發現，他們的出現有著時代的必然性和文化的傳承性。社會轉型期間所出現的文化沖突必然造就了“世紀病患兒”、“多余人”、中國式“多余人”這些畸形人群的出現，他們為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與平衡創造了條件。作為載體，他們個人的完結也是社會責任的完成，所以，他們的生命是有著終極意義的，而不是虛無的、無意義的。

三、結語

無論是18世紀末歐洲社會制度轉型期產生的“世紀病患兒”，還是19世紀俄羅斯貴族沒落時期的“多余人”，以及20世紀早期受中西方文化沖擊的中國式“多余人”，他們都表現了世界范圍內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典型的社會心理，也深刻表現了一些對新事物敏感的思想者在社會變革、文化沖突中的焦慮與探索，展示了他們思想無法與行動同步的人生矛盾。但他們終其一生，都是為社會轉型期的文化調和不自覺的貢獻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多余人”形象中體現的對生命價值的探索是具有超越時空和國界的普遍意義的，這些形象共同構成了世界文壇的奇觀。

作者：劉楠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