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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商品化

到了19世紀，文學的商品化趨勢進一步加強，文學作品的經濟利益變得更加直接，創作題材和藝術形式能否被大眾讀者接受和喜愛直接決定著作家的經濟收益。如1877年《小酒店》的出版使左拉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益。20世紀至今，名利雙收早已成為衡量作家成功與否的標志。顯然，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作家的身份定位和價值實現成了作家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如何定位自己的作家身份?這主要看作家所依賴的市場與讀者之間的消費關系。在《新寒士街》中，賈斯帕將自己的作家身份定位為商人或生意人，其作品的消費依賴于大眾讀者，寫作就是賺取更多的利潤。里爾登則始終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藝術家，將作品消費寄望于高雅知識分子，其職責是確保藝術的嚴肅性?？梢姡袌龊妥x者之間的消費關系決定了賈斯帕和里爾登不同的身份界定，而作家的身份定位與價值實現總是聯系在一起，那么，作家該如何實現自身的價值呢?作家要么像賈斯帕一樣專事于世俗化的寫作，以最廉價的文字產品獲取最大的商業利潤，要么像里爾登那樣遠離市場，堅守文學藝術的嚴肅性。哪一種是吉辛所贊同的呢?作品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結合吉辛的創作和經歷來看，吉辛的天平更加傾向于里爾登。里爾登等反對文學商品化的追求說明，當時的文學創作已經失去了文學應有的品格，趨于媚俗化。其實，隨著文學評價標準的變化，必然會引起讀者大眾接受視野的變化，以靠寫作為生的作家勢必會受其影響。同時，文學的市場化機制將不同作家的文學作品與社會消費趣味逐漸離析，而文學商品化所帶來的雙面效益使文學藝術的發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由此在作家群體中出現大部分“唯利益而藝術”的作家和一小部分“唯藝術而藝術”的作家的分離。商品化作為《新寒士街》的一種故事背景和敘述功能，吉辛對其的呈現從一種客觀環境轉變為一種控制社會主體認知的話語模式。在此話語模式下，吉辛在文學(藝術)、市場、道德這幾個相互獨立的元素中建構出一種因果(或等級)關系，即文學的市場機制被歸為一種經濟學的動機，文學的商品化則被歸為一種消費主義的欲望，而其中的道德則按照文學藝術與市場商品化的關系鏈接起來。

二、金錢之魅

文學商品化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就是金錢在文學創作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家對待金錢的方式直接與其價值選擇和生活處境相聯系。金錢在《新寒士街》中不僅是作家成功與否的符號象征，也是小說敘述功能的戲劇體現。金錢所導致的貧困(貧窮)是吉辛作品著力所體現的?？梢哉f，認識了貧困，也就理解了吉辛。在《新寒士街》中，賈斯帕認為自己天生不是寫小說的料子，若學做生意，一年之內賺個一千英鎊是很有可能的。因此，賈斯帕靠金錢和朋友起家，從牛津擠進了慣于吹拍逢迎之能事的人海中，短時間讓自己的名字在印刷刊物上出現了六次。在賈斯帕功成名就之時，里爾登卻連半打文章還沒有寫出來，依然處于貧窮的生存困境中。因為里爾登從來就沒有被文學市場和大眾讀者真正地接納過，他第一部作品的成功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并不會擺脫他社會底層的經濟困境。吉辛在作品中借瑪麗安之口曾說:“貧困是一切社會罪惡的根源;貧困的存在，甚至是造成由財產而產生的不幸的原因。窮人是帶著腳鐐勞作的人。我敢說，在我們的語言中，沒有哪個詞會象‘貧困’那樣讓我聽起來深感毛骨悚然。”［3］里爾登在新婚燕爾之時就已經預料到可能會出現沒錢的困境，因為在他看來，“把一門藝術變成生意!我正好被選中來嘗試這樣一種殘忍的愚蠢行為?！?/p>

里爾登將文學的市場寫作看作是一件頗為痛苦的事情，他的家庭關系由此也變得冷淡起來。妻子艾米曾經以他沒有寫過庸俗的東西為榮，而現在艾米卻愈來愈對里爾登的創作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艾米害怕貧窮，里爾登對貧窮也感同身受———“他深知貧窮是什么玩意兒。冷冷清清的腦和心，畏畏縮縮的手，可怕的無可奈何的感情，可鄙的世態炎涼，以及對于恐懼、羞恥和物理的發怒的緩慢集聚，貧窮!貧窮!”［5］貧窮的生活困境導致了里爾登理智的退化，里爾登多次想寫好小說的開頭，可每次都不盡人意，一切事情的正常路線都被貧困的惡性循環打破了。而在賈斯帕眼中，金錢被當作文學作品生命的一種延續方式，嚴肅的文學創作和粗俗的市場之作在本質上沒有區別，區別只在于是否善于鉆營，口袋里是否有錢。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存在一種觀念，即作家和寫作是一種高尚的職業和境界，如果與骯臟的利潤有了聯系，他(它)們就會被玷污了?！保?］因此，類似于賈斯帕的一些作家名聲不佳。

金錢本來沒有善惡之分，作家要養家活口，通過寫作獲得金錢回報無可厚非，但文學的商品化和寫作的職業化使文學創作受控于金錢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學者王兆鵬曾指出:“當它(稿費)作為一種創作目的而被追求時，能夠刺激作家的創作欲望，促進文學的生產;當它作為一種額外的經濟來源而補貼作家的生活時，它能夠改善作家的生存條件，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作家的創作心態和創作風格?！保?］盡管這段話談論的是中國宋代文學與文學收益(金錢)的問題，但是對于西方19世紀后期的文學創作仍然適用。如何對待金錢和貧困，是新寒士街的作家們無法避免和直面冷對的問題。吉辛生活的時代，正是英國危機四伏的時期，維多利亞時期曾經的經濟繁榮變得日趨緩慢，社會失業率增加，時尚與金融繁華的倫敦變成了一個被金錢和財富統治的世界，貧民區居住著英國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吉辛對此有過細致的觀察和深刻的體驗，他對寒士街的書寫一方面展示了貧窮是當時眾多作家普遍的生活狀態，一方面顯示了金錢作為一個符號象征在作家群體中的映射。吉辛所展示的文學創作與被表現主體之間的聯系，已經潛入作家主體的深層心理，是最真實的故事和最現實的生活敘述。

三、裂隙之思

如果說金錢與文學所建構的符號系統使創作主體處于一種現實和幻想的夾縫地帶，那么，金錢與市場體制的聯袂則取代了審美取向和文學價值，開始支配作家的創作。當創作主體需要不斷地解決現實問題時，文學符號系統所建構的意義被賦予一種不同于主體追求的價值需求，打破了藝術追求和文學價值之間的平衡。平衡之所以被打破，其原因在于客觀現實并不像文學符號系統所建構的那樣崇高和樂觀，因此作家的藝術追求和文學價值之間就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裂變。為何發生裂變?則要看作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而裂變的程度則取決于作家獲得金錢和依賴市場的程度。通過賈斯帕和里爾登的鮮明對比可以看出，物質欲望與藝術忠實之間的張力常常強烈地撕裂著原本和諧的社會和家庭關系。同時，在市場和藝術之間的“邊緣地帶”，若沒有一定的經濟支撐作為堅守藝術的后盾，作家的生存就會變成一種負擔，作家很有可能就會被金錢放逐。因此，小說中里爾登曾無奈地對賈斯帕說:“你目前正被貧困激勵著，而我卻被貧困壓倒了，我生性軟弱、貪圖享樂。在我的一生中，總是絕路逢生，從來沒有克服一樁實實在在的困難。”［8］在當時的英國社會，一位作家寫不出作品，一個男人(丈夫)養活不了他的妻女，他在社會和文壇中就會受到嘲弄和蔑視，賈斯帕因此認為里爾登在文學創作方面認真的近乎荒謬。事實上，在商品化和金錢面前，不同的藝術追求使生活其中的作家在滿足不同的藝術目的時，產生了藝術價值和表現形式的危機。而這種危機，其實就是作家生存危機的表征，并且最終指向文學的存在危機。

吉辛在《新寒士街》中通過隱喻、象征、對比的方式將底層作家的貧窮和上層資產階級的富有進行對照，形成強大的藝術反諷。其目的在于向讀者展示一種社會認知的矛盾和在同一生活環境中人類生存的不同境況:一種是以賈斯帕為代表的利益追求者，一種是以里爾登為代表的藝術追求者。吉辛明顯地是通過賈斯帕來凸顯里爾登，從吉辛到里爾登再到作家比芬，是作家角色的兩次變化。吉辛從俯視到平視的創作態度，使社會底層的文人知識分子變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和講述者，進一步強化了平民意識。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艾爾弗雷德•尤爾和女兒瑪麗安則是新寒士街的另一類代表。尤爾曾經胸懷大志，堅守文學理想，勤奮鉆研語言，嘗試韻文翻譯和文學創作。但尤爾的文學理想是在他研究詹姆斯•鮑士韋爾(JamesBoswell，1740－1795，其作品《約翰遜傳》被認為是傳記文學的經典著作。)的階段形成的，而過去的時代并不能使他免受消化不良等疾病的折磨，以及由此導致的急躁脾氣和緊張的家庭關系。在父親的指使下，瑪麗安則扮演著翻材料、抄文章近似機器的角色，活受罪一般的生活壓得瑪麗安苦不堪言。在一定程度上，對寒士街的大多數作家來說，寒士街猶如眾多作家心中的一個迷宮，既顯現著生活的噩夢，也寄托著逃離的愿望。吉辛憑借自己的經驗將寒士街所體現的社會現象組成一個整體，并試圖尋找到一種拯救心靈與社會的藥方，但是這種拯救處于商品化的社會邊緣，受到社會形態和消費文化的壓制，其結果注定是失敗的。

當我們在文學商品化的背景下審視吉辛的《新寒士街》，可以看到，吉辛關于作家創作與文學價值之間的裂變在文學商品化、金錢及其關系中找到了邏輯的對應。吉辛就是想通過這種裂變來激發讀者對作家生存現狀的思考?！缎潞拷帧返默F實意義也在于此，即促使我們去思考如何在文學商品化的大潮中應對文學出現的危機，實現文學的藝術價值。在現時代，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國家，藝術追求與文學價值之間出現的裂變現象更加值得我們反思。

作者：宋虎堂單位：蘭州商學院商務傳媒學院講師